孔子的时命观与上博简《孔子诗论·兔爰》之评——兼与晁福林先生商榷

上博简《孔子诗论》评析《诗.兔爰》篇"不奉时"之语,晁福林先生认为应理解为是对于此诗不遵奉"天命(时命)"的批评。而《兔爰》篇以默求容的处世态度与孔子强调"邦无道免于刑戮"的全身远害的时命观相合,所以简文"不奉时"仍应释为"不逢时",表明孔子对诗人处世态度的赞同。     

从上博简《诗论》“诗亡■志”说看孔子的诗歌理论

上博简《诗论》所提到的"诗亡■志",是儒家诗歌理论的重要命题。简文"■"字不应当依后起的隐蔽之意为释,应当理解为先秦时期行用的"据"、"依"之意。"诗亡■志"的简文表明,孔子认为诗不必拘谨、拘泥于志。孔子及其弟子虽然并不否定"诗言志"之旨,但却强调诗应当情、志并重,而非仅仅在于"诗言志"一个方面。上博简和郭店简的相关材料就是明证。     

上博简孔子《诗论》“仲氏”与《诗·仲氏》篇探论——兼论“共和行政”的若干问题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所载的“中氏”即今传本《诗·仲氏》。孔子时代的《仲氏》一诗 ,在流传的过程中 ,因错简而被误入它诗 ,它的原貌至少包括了《燕燕》诗的末章和《何人斯》的第七章。经复原后的《仲氏》一诗 ,体现了儒家孝悌精神。上博简《诗论》载孔子以“君子”评《仲氏》一诗 ,其主导思想即在于对“孝弟”原则的肯定。《仲氏》一诗透露的内容与共伯兄弟的情况十分吻合 ,且其简被编入《邶风》 ,此皆可以推测此诗为共伯余之作。《诗·仲氏》对于了解“共和行政”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相当可贵的资料     

试论楚简《鲁邦大旱》篇的内容与思想

楚简《鲁邦大旱》篇一、二简 ,是写孔子借“鲁邦大旱”之机 ,在不坚持反对以“说之事鬼”的情况下 ,向鲁哀公提出了“正刑与德”的政治改革对策。三至六简 ,通过写孔子与子贡是否要祭祀求雨的辨难 ,表现了孔子对待祭祀鬼神现实而理性的态度。这与《论语》、帛书《要》篇的记载若合符节 ,可谓信而有征。以此来看孔子的天命观 ,知其“以鬼为不神” ;而不废鬼神之祭是“君子以为文” ,有“神道设教”的用心 ;其虽有“道德之天”的观念 ,但“上天”的主宰只是虚悬一格 ,实质还是强调人事     

《论语》"思无邪"与孔子的诗教思想

《论语》各篇材料看似任意罗列,仿佛没有任何秩序,其实不然。孔子评论《诗经》日“思无邪”,该章被编排在《为政》篇的第二章,十分耐人寻味。实际上,“思无邪”被排在这样的位置,也影响到了人们对《论语》的认识。其实,《为政》篇以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为主旨,孔子《诗》教思想的本质是“政教”,从新出土的上博竹书《诗论》便可以看出孔子《诗》教思想的“德教”内涵,从而可以更准确地理解“思无邪”的含义,也可加深我们对《论语》内在结构的认识。     

《孔丛子》中的“孔子诗论”

《孔丛子》六卷当出自“汉魏孔氏家学” ,其前三卷记孔子、子思言行 ,可能是辑先秦孔氏遗文。《孔丛子·记义》篇载有一大段孔子对《诗》的评论 ,其与上博简《孔子诗论》有着内在的关系 ,可以将它们视为同一个体系而相互参释和补充。《孔丛子》“诗论”与上博简《诗论》都反映了先秦儒家早期说诗的风格和内容 ,而与汉代形成的《诗序》传统不同。《孔丛子》“诗论”对朱熹的《诗经集传》有一定影响 ,在从汉代诗学向宋代诗学的转变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孔子论《诗》与上博简《孔子诗论》之比较

比较上海博物馆藏《孔子诗论》与《论语》等传世典籍中记载的孔子论《诗》的内容 ,可以使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孔子的《诗》学思想。以往人们认为孔子对《诗》只有使用层面上的阐发 ,今据上博简《孔子诗论》则可知孔子以“情志”论《诗》 ,对《诗》旨也有精确允当的阐释。     

由上博简《诗说》的体例论其定名与作者

上博简《诗说》中出现的六次“孔子日”以及以“曷”字形式出现的孔子言论,实际上都是《诗说》作者引述孔子的言论来支持自己的《诗》学观点。由这一体例可以肯定,《诗说》的作者不是孔子;而应该是孔子的门徒或再传弟子。据有关材料判断,这个门徒最有可能是子夏。因此,《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所定名的《孔子诗论》,若更名为《诗说》更符合竹简内容,也切合周秦古书的定名规律。     

《论语·公冶长》篇“雍也仁而不佞”章发微

《论语》一书中有不少章节因缺失语境,导致理解困难。新出的清华简《管仲》篇中管仲有"既佞又仁,此谓成器"之言,似可作为《论语·公冶长》篇"或曰雍也仁而不佞"章的语境背景,"或曰"者与孔子之间的对话应当是以管仲此语为前提的。语境的恢复,对于深入理解《论语》此章的含义很有帮助。     

上博《诗论》简的天命论和“诚”论

马承源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一 )》的出版 ,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件大事。其中的《孔子诗论》一篇 ,对重新认识早期儒学思想更具有重大意义。一、简文考释上博《诗论》简的第 7号和第 2号 ,皆属于简头简尾都留空的所谓“留空简”。马承源将第 2号简属之于“诗序”     

《甘棠》与孔门《诗》传

新发现的《孔子诗论》使我们对孔子《诗》说有了远超前人的认识。孔子《诗》说全面深刻把握《诗》旨,以《甘棠》为例,孔子以“报”一字总括,并层层解说其义。本文还就《甘棠》诗,梳理了自孔子《诗》说一直到汉代尤其关系本事的“传”的传承谱系。     

清华大学简帛讲读班上博简研究综述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简帛讲读班,在2000年9月2日、9月16日、10月19日、11月11日、11月25日、12月8日、12月29日、2002年1月5日的第10、11、12、13、14、19、20、21次研讨会上,就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的内容进行了多次讨论。仅提交的正式论文就有20篇,它们是李学勤的《子夏传<诗>说》、《<诗论>简“隐”字说》、《续说<诗论>简<葛覃>》、《释<诗论>简“兔”及从“兔”之字》、《再说“卜子”合文》、《卜子与子羔》、《孔子、卜子与<诗论>简》、《<诗论>简的编联与复原》、《<诗论>分章释文》,廖名春的《上海简<性自命出>篇探原》、《上海简<诗论>篇管窥》、《上海简<鲁邦大旱>札记》、《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彭林的《<卜子诗论>释文讨论稿》,李天虹的《<葛覃>考》,李锐的《<卜子论诗>“怀而明德”考》庆<孔子诗论>简序调整刍议》,刘乐贤的《读上博简札记》,丁原植的《竹书性情说柬释（一）》,王志平的《<诗论>札记（简本）》。现将历次讨论情况概述如下:     

"韦编三绝":孔子晚年的宗教诉求——孔子与《易经》关系新论

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但是,孔子既没有像民问那样把《易经》看作是一部占卜之书,同时也没有像对待《诗》、《书》、《礼》、《乐》那样对它进行一定整理,以期从中发(?)出进行社会教育的资源并找到根治社会疾病的良方。孔子之读《易》只是为了使自己的个人生活合乎《天命》从而提升个己的生命品质。可以说,孔子的“读《易》”只是他个人的一种宗教生活,体现了他对《易经》的宗教诉求;相反,孔子之删定整理《诗》、《书》、《礼》、《乐》则是他面对社会公众的学者生活,体现了他对《诗》、《书》、《礼》、《乐》的学术诉求,换言之即,孔子与《易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宗教关系,而孔子与《诗》,《书》、《礼》、《乐》之问的关系却是一种学术关系,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唐人注疏引《孔子家语》平议

从注疏入手是梳理《孔子家语》“伪书”说发生发展脉络的可行之路。唐代“三礼”注疏对《孔子家语》评价的高低取决于与郑玄《礼》学的契合程度,《毛诗正义》对《孔子家语》的评价与《诗》学内部的毛郑之争相关,这二者均是“疏不破注”的学术家法观念的反映。相比之下,“三礼”注疏与《毛诗正义》之外的唐人注疏对《孔子家语》秉承更为客观理性的态度。概言之,唐人注疏中对《孔子家语》的负面评价大部分是基于礼制问题而产生的。唐宋易代,礼学自身的关注视域发生变化,对《孔子家语》的关注焦点,从经典内部之歧说造成的礼制争议,转移到《礼记·中庸》的分篇上来。在此背景下,王柏正式提出《孔子家语》“伪书”说。     

论上海楚简《民之父母》的“五至”说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所载《民之父母》一篇,文字与《礼记·孔子闲居》、《孔子家语·论礼》等传世文献互有异同。以简文与传世文献相互对勘,可知其中所述“五至”说涉及的问题实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命题,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简文“五至”的相关内容,载于《民之父母》的第三简至第五简,连读为:     

“色”与“礼”的关系——《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孟子·告子下》之比较

《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孟子.告子下》均有关于“色”和“礼”的论述。《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两者相同,有讨论“色”(情、欲)和“礼”(外在规范)关系的问题意识,也有“礼”来自于情欲,是对情欲之调节或引导的表述,《孟子.告子下》则不讨论这些问题。对情欲和礼之关系的认识,《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的思想倾向更接近《荀子》。用诗来改变人的情性之观念,《孔子诗论》和《毛诗序》一脉相承。     

楚竹书《孔子诗论》“类序”辨析

通过对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分析,结合对《诗经》文本形成过程的探讨,得出《诗经》之部类及其类序为《风》、《小雅》、《大雅》、《颂》的结论,同时厘清孔子、《孔子诗论》和《毛诗》在文本方面的关系。《诗经》的结集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分类由来已久;未曾更改。《诗》“类序”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是在《诗》文本编辑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孔子在整理《诗经》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前提性的“编序”原则,所谓孔子“删诗”,只是对诗篇做些必要的一般性古籍整理而已。至于出土文献《孔子诗论》中偶尔出现的颠倒《诗》“类序”的论述亦属正常,并不能说明孔子曾编有与传统《诗》“类序”相反的文本,也不能否定《毛诗》文本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更不能由此说明《孔子诗论》中出现“类序颠倒”具有更为不可测知的寓意。     

从“稽古”到“同天”:《尚书》“以尧为始”的政教意义

在儒家关于三代以前的探讨中，上古圣王众多，但孔子删定《尚书》,却独以《尧典》作为开篇。郑玄云：“《书》以尧为始。”如果从孔子的“删削之意”出发，那么“以尧为始”的根本依据来自于帝尧禅让的特殊地位。在历史上围绕着帝尧形象与禅位事迹的争论中，“稽古”意味着尧之禅让只是顺考先王之道的一种表现，并不具有独立的政教价值；“同天”则突出了天命的显现与指示，以及圣人的抉择与承担，由此赋予了帝尧禅让“政教之始”的地位。只有在“同天”的语境下，帝尧禅让才能真正作为垂世立教的事件存在，天命之“公”的意义才得以彰显。     

楚竹书《民之父母》思想源流探论

竹书《民之父母》的中心主题,是关于统治者如何以“超越”的境界和方式治民平天下,成为“理想”之“民之父母”的论述,是儒家学说中以“《诗》教”的形式,宣扬儒家“崇高”道德伦理的代表作。分析可见,《民之父母》所反映的主体思想,与《论语》所体现的孔子学说有较大的差异,而与子思、孟子学说有更多的联系和相近之处。《民之父母》的成篇,当在与《孟子》和竹书《五行》等差相同时的战国中期,其间思想内容上的联系亦可说明。     

从《诗经》相关作品看诗教的内容和传统

在中国,诗教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渊源。“诗教”说法最早见于《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作为中国最早的“诗论”,孔子其实强调了诗教的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思无邪”的思想熏陶传统;其二是诗教内容之“迩之事父”的孝悌传统;其三是诗教内容之“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功用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