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性的情感——康德道德感问题辨析

康德的道德哲学建立在对传统道德感理论的批判之上,但他也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改造,将它定义为一种建立在道德法则之上的先天情感,并在道德哲学中赋予这个概念一个重要的作用,即纯粹实践理性的动机,以解释抽象的理性法则如何能应用到具体的感性-理性存在者之上。康德的道德感理论的难点在于,一方面要解释道德法则如何能在人心中产生出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情感,另一方面要通过分析情感的内在结构解释其普遍有效性。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种建构可以划归另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即天性和智性的关系。一般来说,主动的知性和被动的感性被康德定义为完全不同的能力,但道德感作为一种智性情感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让我们可以重新界定这种关系。     

康德与根本恶

康德在18世纪80年代把自由意志视为一种善的意志,认为自由的同时又是恶的意志是不存在的。后来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拒绝了这种看法,认为人身上有一种内在于自己Willkür的对恶的普遍倾向,即根本恶。这种根本恶从动机二元论角度也可以表述为人在采纳道德法则和幸福作为准则的动机时颠倒了它们之间的道德次序,禀赋在动机二元论中体现为道德法则和幸福,而倾向是对这两个动机之间的等级关系的表达。所有特殊的恶的准则都有一个最高的准则即Gesinnung,这个概念使根本恶成为既是与生俱有的,又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而使根本恶可以被归责。     

论康德的道德自由观

“道德自由”在伦理学中有特殊的意义:一个有道德价值的行为不仅要合乎规范,而且要出于意志的自愿,从而能够培育人的心灵不断地向善,达到“真、善、美”的和谐境界。本文拟对康德的道德自由观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以便为我们的伦理学研究和道德建设提供借鉴。一、道德自由的内涵当我们对道德自由进行界定的时候,首先面临的是道德与自由的关系。在康德看来,“自由诚然是道德法则的存在理由,道德法则却是自由的认识理由。因为如果道德法则不是预先在我们的理性中被明白地思想到,那么我们决不会认为我们有正当理由去认识某种像自由一样的东西(尽管…     

重构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对康德伦理学两次演绎的考察

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伦理学有两次不同的先验演绎。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这一先验演绎是康德论证"一项定言命令式如何可能"的关键环节。而在《实践理性批判》,康德否定了先验演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将其归咎于我们无法对自由理念作出理论阐明。然而,作为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的替代方案,《实践理性批判》的"理性事实"并不令人信服。本文将考察两版演绎问题,进一步重构一个新的先验演绎,它将以《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演绎为基础,通过"目的王国"概念联结道德法则与理性存在者;《实践理性批判》的"敬重情感"可以为这一新的演绎提供情感意义上的动机。这将形成一个《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互补的解释,目的是通过构建新的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尝试阐明康德的道德法则如何可以运用于现实的人。     

纯粹实践理性批判与定言命令演绎

普通人类知识在实践运用中出现自然辩证法,引发对定言命令有效性的怀疑,使纯粹实践理性批判成为必要。纯粹实践理性批判通过追问三个问题,防止实践理性的僭越,确立了定言命令演绎的实践的立场。这三个问题分别对应《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前面三节,说明道德法则除了自由之外,别无根据;自由除了道德法则之外,没有其他基础;追问对道德法则的兴趣,容易把情感当作道德法则的根据。这些观点与《实践理性批判》是一致的。康德从一开始就不是从理论的角度来演绎定言命令,也没有出现主流学界所批判的失败。     

论康德道德法则之普遍性的阐明——兼谈罗尔斯解读康德道德哲学之理论得失

罗尔斯曾指出,人们对康德道德哲学中普遍性的强调是错误的,康德观点的真正力量在于其更具经验性规定的合理性观念。但在康德这里,只要我们能够寻找并确立存在着不来自于经验、纯粹先天的道德法则,那么这些道德法则在经验应用中的普遍有效性就是必然之事。因此,康德道德法则之普遍性特征实际上是由其纯粹性所必然蕴含的。通过有理性存在者的设定,康德最终阐明的确存在纯粹先天性的道德法则;康德道德哲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致力构建起此种纯粹的道德哲学,这也是其道德法则之普遍性的根本保证。但罗尔斯基于其正义理论的论证需要,过于强调了康德道德法则的经验应用而有意弱化了道德法则的普遍性规定,如此对康德经验性误读无疑使得康德道德哲学的先验性大打折扣。     

康德道德哲学原则之“三变”

康德道德哲学的原则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早年他把道德情感看作道德 的最高原则;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则从自律中证实意志自由,却陷入自我循环;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强调对道德法则的意识是“理性的事实”,主张从道德法则中引申出自 由;在其最后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中,最终认为意志与自由无关,而只有任性才有自由 。任性直接与行为有关;准则也来自任性,从而从任性的外在行为自由能够并存的条件中开 出《法权的形而上学》,从道德法则对任性的准则的决定中开出《德性的形而上学》,二者 合在一起,完成了其《道德形而上学》。这是康德关于道德哲学原则的晚年定论。     

康德道德归责论探赜

康德实践哲学中的道德归责难题,因《纯粹理性批判》对自由的先验规定而生,又因《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对意志自由与道德法则的关系所作的同构性解释而尖锐化。康德通过区分感性世界(现象)和理智世界(物自体),将行为的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理性品格,将行为的非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感性品格,非但不能解决道德归责难题,反倒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理论困境:自由实际上成为一个空洞的先验概念。这迫使康德转换视阈,从行动者的实践能力角度重新诠释自由问题。自由被解释为道德实践者自愿选择服从或不服从道德法则的一种意志行动,它与道德性并不能相互化约。因此,自由既联系着善行,也联系着恶行。不道德的恶行同样可以是行动者基于意志之独立的自我规定而作出的自由抉断。如此一来,人不仅要对善的行为负责,也必然要为恶的行为负责。康德由此揭示出意志与道德法则通过自由选择所形成的条件性联结,道德行动者的自由选择就是一种为去恶迁善而进行的斗争。     

康德两种因果性的道德意蕴

康德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四个"二律背反"所揭示的自然与自由的因果性问题.通过这两种因果性,康德鲜明地揭示了自然因果性的存在领地和自由因果性的存在领地,使自由因果性典型地呈现在其所探讨的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本体世界.在这样的本体世界中,康德将自由放在道德律令、道德法则和至善的层面上加以探讨,彰显出自由在人的形而上追求意义上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意蕴.对自由的探讨也为他的<实践理性批判>奠定了伦理学基础.     

康德实践论中的人学思想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康德终生关注人,尤其关注实践意义的人。在实践论范围内,他把人放置到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上帝诸多关系中去加以审视。人与自身的关系其实就是理性与感性、自由与自然的关系。理性独立于并超越感性之自然从而争得自由,才有道德,才成其为人。于此,康德强调此种独立与超越之自由,强调理性自律的道德价值。人与他人的关系就是理性与理性、自由与自由的关系。理性与理性、自由与自由乃是基于道德之上的人格平等的关系,是诸多立法意志的平等关系。于此,康德强调人格之间的平等,强调理性立法的人格尊严。人与上帝的关系就是意志个别与意志一般、理性个别与理性一般的关系。康德引出上帝旨在解决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即至善问题。在康德看来,上帝乃是理性自身的一种主观设定,人对上帝的信仰不过是理性对自身设定理想的信仰,即对正义的信仰。于此,康德强调正义,强调理性战胜人类自我、调整社会的理想。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康德实践意义之人的真正内涵就是理性自由、理性平等、理性正义。康德大讲理性乃其一大贡献,但只讲理性又为其不足。马克思主义不满足于此,才有人是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之说。     

舍勒与康德,殊途同归:道德的善

尽管康德和舍勒的伦理学形态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二者在根本上都属于自律伦理学.康德在人的意愿中探讨道德自律,而舍勒则在人的爱的秩序中探讨道德自律.但是与康德的理性自律不同,舍勒强调的是人格自律.对于舍勒来说,人格是道德的善的载体,人格的本质在于一种绝对时间化,而绝对时间化又是在其通过行为并在行为中持续的生成中进行的,因此道德的善必须具有绝对时间的特征.无论康德和舍勒伦理学之间的差异有多大,他们最终关注的都是道德的善的问题.     

康德论人性的善恶

康德关于人性善恶的思想建立在他对人之本性的界定上,就人的自然本性而言,人并不涉及道德上的善恶问题;就人的理性本质而言,人的本性中既有向善的原初禀赋,又有趋恶的倾向,这为人向善或趋恶提供了可能性。康德说人的本性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由此人性的善或恶取决于自由的任意将道德法则作为动机或将违背道德法则的动机纳入准则的自由。按照康德的严峻主义观点,人的本性天生就存在一种根本恶,这种恶败坏了一切准则的根据,造成了心灵的颠倒,但正因为其源于人的自由本性,也为人改恶向善提供了可能性。     

重看康德定言命令式何以可能——以自由和道德法则的循环为视角

在论述定言命令何以可能的过程中,康德意识到一种可能的质疑:自由和道德法则的交互论将陷入循环,于是他通过寻找一个自由的非道德的根据来摆脱循环,完成定言命令式的演绎。本文指出,循环是双向的,但归根结底是从道德法则到道德法则的推论。康德通过先验观念论确认我们是理性行为者,并得以摆脱循环。循环的摆脱构成定言命令式的演绎的重要条件。不过,阿利森认为循环的摆脱失败了,通过考察,我们认为阿利森的质疑是站不住脚的。     

理性事实与自然主义谬误——兼论摩尔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误读

论文以摩尔自然主义谬误概念为出发点,指出摩尔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评是不恰当的,并分析了摩尔对康德的误解及其原因;进而提出康德以理性事实概念为基础,解决了关于善与道德法则的关系,并为善的概念之阐明开辟了新的视野;康德的理性事实概念学说超越了从"是"到"应该"规范伦理学的思路,以及自然主义谬误所指出的错误路径,指出"应该"作为定言命令是被给予的而非被推导的,从而为规范伦理学开辟了新的境界.     

政治与道德的分与合——论康德政治哲学中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康德的政治著作中,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有分界、冲突、一致等不同表现形式——政治与道德严格分界,如果发生冲突则提交道德来裁决,政治在根本上以道德为基础。其不同形式具有内在关联,它既体现了外在自由和内在自由的关系,也是康德理性主义哲学的必然要求,政治是理性的产物,道德也产生于理性。全面分析康德政治与道德关系的思想,对于理解现代政治很有启示。     

论康德的许可法则

许可法则是康德后期伦理学著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涉及普遍的法则如何运用到现实的问题。在1793年《伦理学讲义——维格兰提伍斯》中,康德把许可法则规定为禁令的例外,是实现法权状态的必然手段,这一规定是理解康德其他著作中这一概念用法的基础。同时,《道德形而上学》的法权学说中的许可法则是实践理性对仅仅许可行动的立法,起到扩展自由概念的作用,也对应相应的禁令。此外,康德在德性学说里也讨论过许可法则的概念。由于德性学说是对准则的立法,"决疑论"承担起许可法则的作用,因而学界对许可法则的研究有必要扩展到德性学说。     

康德关于纯粹实践理性方法论的思想

文章立足于分析康德对“客观的德性法则如何在主观上也成为实践的”这一问题的回答,梳理了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的方法论思想,提出了两个步骤的理论：判断力的练习与自由的意识;并分析了方法论与实践理性批判的分析论在方法上的统一。康德认为这一方法论思想对道德生活与道德培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自由的意识以及对自己的敬重是道德教育的立足点,因为它们也是人在内心防止心灵的腐败与堕落的惟一守卫者。     

Reason与Reasons:从康德动机论到动机论的康德主义

Reason和reasons都可以表示动机,但reason意义上的动机被理解为能够产生行为的要素, 因而一切能够导致道德行为发生的因素都属于行为的动机;而reasons意义上的动机则可以 被理解为行为者被激发的行为理由。近代康德道德动机论主要在reason的意义上 讨论动机,而当代以内格尔和斯坎伦为代表的道德动机论的康德主义则将主题转向reasons 。从reason到reasons,道德动机由被逻各斯视为法则的绝对理性所统摄演化为被努斯视为 灵魂的理由理性所构建,道德哲学也通过新的道德动机理性观开创了新的发展路径,由此, 道德动机自身也由主体的自律性约束发展为主体间的普遍性建构,而这既体现出道德动机论 的康德主义以合情理性(reasonableness)对康德道德动机论的合理性(rationality)的扬弃 ,同时也回应了休谟主义对康德主义的批判,并彰显了康德主义对现实道德生活的观照。     

朱熹与康德道德哲学契合之探寻

朱熹与康德作为中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对道德的思考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他们都试图通过把握一个超验概念进而展开他们的道德哲学;认为道德法则在本质上是先验、普遍与绝对的;个人的幸福和欲望应从属于普遍的道德法则,主张道德自律;坚持道义优先,拒绝对道德进行功利主义的理解.但是由于两种道德哲学的根本价值指向不同,结果也导致了两种理论的不同遭遇和命运.     

如何理解康德的“善的意志”概念

康德的善的意志概念是他的道德哲学的起点。然而,在如何理解善的意志上,学界一直众说纷纭。事实上,只要理解了意志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和作为一种自由因果性的观念,我们就会发现,自律的意志概念为我们理解善的意志概念提供了最好的说明,一个善的意志就是意志在道德法则下的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