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论人性中普遍的趋恶倾向

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康德一方面指出人性中的趋恶倾向是普遍的,是人生而具有的,另一方面却又坚持认为这种趋恶倾向是人自由地招致的,因而可以被归咎于人。问题在于,如果人人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普遍的趋恶倾向,它如何可能是人自由地招致的呢?这个问题可以联系康德的人性论和他的自由概念而得到回答。人的双重本性是康德论述人性善恶的基础,感性和理性是人性的两重维度,它们体现了人性中的张力。人的意志必然受到感性本性的影响,这是人性中普遍的趋恶倾向的根源。然而,如果没有人对自由的应用,任何颠倒都不会造成,有的将仅仅是理性与感性的并存,没有孰先孰后,也就无所谓善恶。因此,人性中的趋恶倾向既是普遍的,又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     

康德的根本恶理论与作为潜能的自由

本文将康德根本恶理论的核心概念"趋恶倾向"解释为一种向恶潜能。这一潜能属于人类种族,并可在个体意念中现实化。基于这种解释,可以建立对根本恶理论的核心命题——人本性上是恶的——的准-先验论证。该论证将经验中违背道德的行为追溯到它们在人类本性中的先验根据。康德的人类自由概念,也将由个体在善恶间选择的自由,扩展到种族向善、向恶两种潜能,这两种潜能为个体现实的善恶选择提供了先天的可能性条件。     

从《商书》看商代的人性思想

商人认为人的天性中包含有欲望,现实中人们的本性容易受到恶人的影响而变坏。此外,个人多行不义,是人性变恶的重要内因。同时,商人认为人性包含有某些不变的因素,例如现实人性中有追求安逸稳定的特点,这本身并无善恶可言,但当这种心理膨胀到妨害国家长治久安的利益时,就变成了恶。君王通过扬善伐恶的政治措施促进人性向善。对于个体的人性修养而言,克制私心、坚持道德学习是人性修养的重要途径。     

试论康德的人性与"原罪"学说

康德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中,以人性的善恶问题开始了他在后批判时期的宗教哲学论著。在《论恶的原则与善的原则的共居或论人性中的根本恶》一篇中,康德集中论述了人性的善恶和原罪的含义。本文通过梳理康德的人性论和原罪观及其交互关系,从中引出康德与基督教传统教义的原罪观在自由意志层面上的比较分析。     

论伪善：从“宗教罪”到“道德恶”

康德通过对亚当和夏娃偷吃智慧果圣经故事的深入解读,发现人性不仅天然有向善或向恶的倾向,而且还有天然以善掩恶甚或以恶(搏)取善的倾向。虽然这是无善恶的选择,是知善恶前的先行行为;但是当我们以理性反思道德的人性前提之时,除却或善或恶的情形外,伪善理应成为情形之一。因而,在道德理性启蒙之下,回溯本源的道德经验,宗教的神秘化的罪转化为世俗社会中的道德恶。并且随着人类从自然秩序进入伦理秩序、自然世界过渡到伦理世界的理性化过程,伪善这种个体性的人性之恶转变为总体性的世界之恶。     

康德哲学中政治对道德的促进

康德坚信正义的制度设计能够促进民众的道德进步,但从他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的论述中又很难看出政治促进道德的具体机制,这就使康德面临盖尔斯顿所作出的"未能澄清道德进步的来源"的指责.结合康德伦理学、人类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相关论述可以重构出政治促进道德的三条途径:第一,通过消解人们对自我价值的焦虑,消减人性中的趋恶倾向;第二,通过对公共性条件的满足,强化人们的道德动机;第三,通过在制度设计中嵌入自由而平等的人的观念,促使人们把他人当作道德平等者来对待.     

康德与根本恶

康德在18世纪80年代把自由意志视为一种善的意志,认为自由的同时又是恶的意志是不存在的。后来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拒绝了这种看法,认为人身上有一种内在于自己Willkür的对恶的普遍倾向,即根本恶。这种根本恶从动机二元论角度也可以表述为人在采纳道德法则和幸福作为准则的动机时颠倒了它们之间的道德次序,禀赋在动机二元论中体现为道德法则和幸福,而倾向是对这两个动机之间的等级关系的表达。所有特殊的恶的准则都有一个最高的准则即Gesinnung,这个概念使根本恶成为既是与生俱有的,又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而使根本恶可以被归责。     

王时槐思想中恶的问题

王时槐是江右王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将善恶视为念能否顺本性而动,对合法性与道德性有清楚的辨析,并注重过恶之辨,意念无明显的邪妄可以视为无恶,但不代表无过。他主张善有本体,而恶无根即无形上的本体,但恶仍有其根源,这就是人的"自离其性"或"甘自弃之"的主观条件,这与康德的根本恶学说可以接榫。王时槐强调改过迁善的根本动力或力量源于自身,他主张人要立志、修治与敦礼,旨在实现心灵转变与在感官方式上的逐渐改良,达到念念归根的状态,从而纠正准则中颠倒的道德动机的顺序,他对静坐的强调则是通过收敛与暂息尘缘,以默识自心,从而达到动静皆能复归本性。     

简析宗教的人性论

宗教人性论是宗教哲学的重要内容.就世界上几个主要宗教来看,宗教人性论是一种善恶二重的人性论,它在认定人的现实本性为恶的同时,也肯定人的先天本质是善的,它认为导致人的本性具有善恶二重的根源是人的肉体情欲和人所具有的神性.宗教人性论思想作为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和理解具有合理之处,对于人类止恶向善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康德自由观的历史来源与逻辑进程

自由观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纯粹理性批判》表面上是讲认识论,实际上却是在为人的自由开辟道路,《实践理性批判》虽主要讲道德,“而道德法则是自由的认识理由”。①本文试图在对康德自由观作历史考察的基础上理清其逻辑进程。一、康德自由观的历史考察１．苏格拉底与智者派：善与恶的冲突古代希腊思想家们很早就已经开始关注人的自由意志问题了。在苏格拉底看来,人的美德是天生的,它植根于人的内心深处,他说：“没有人自愿趋恶,或接受他认为是坏的（结果）,趋恶避善是不合人的天性的。”②人们之所以会作恶,只是…     

康德“人性中的根本恶”与荀子“人性恶”之比较

康德认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既有“善的秉赋”也有“恶的倾向”,恶源自于质料及经验性杂多对理性的干扰,改恶迁善应当进行“思维方式上的转变”,将基于理性的道德法则置于基于质料的自爱或幸福法则之上,并以道德(宗教)信仰保证德福一致及道德律的践行.与康德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无所谓善恶不同,荀子认为“生而好利”的基于欲望的自然天性决定了人性本恶,后天“化性起伪”的方式着重于以圣人、师长为主导的礼义教化.康德偏重先验分析的自由意志与苟子着重经验教化的方式都有助于人的道德自律的形成.     

人性的绝对价值能否成为道德动机——对自然化康德伦理学解释的批判

在康德学界中一直存在着对其伦理学的动机空洞性指控,认为康德无法说明人类之所以要将自己置于纯粹先天道德法则的约束之下的自然动机.作为对这种指控的回应,一些英美康德学者试图将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提到的人性作为理性本性的绝对价值自然化,以提供一种我们将自己视为理性存在者从而自律地遵守道德法则的自然动机.但这种自然化的解释不仅违背了康德原文的论证结构,同时也否定了先验哲学的某些根本立场.义务性和道德法则的可能性并不是通过引入自然动机的方式,而是在先验哲学整体性视角之下通过对人类认知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一种批判和演绎被确证的.     

荀子道德理想简析

荀子继承了孔、孟人性"相近"的观点,认为人人都具有趋"恶"的本性。在对人趋"恶"的本性进行深入分析后,强调人性改造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荀子所提倡的理想社会,是施行礼义的社会。荀子建立了以"礼义"为核心的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并进行了详细论证。荀子设计了"圣人"、"君子"等道德理想人格形象,"圣人"人格的突出贡献是在努力改造自身的基础上制定了礼义法度,"君子"人格的突出特点则在于对"礼义"的学习、贯彻和维护。     

康德道德—政治哲学的革命意义

康德在法国大革命前后写的一系列后期论述中,为了克服人性中根本恶为目标、造就遵循道德准则的新人,提出了思想革命的主张。他的启蒙观和历史观把道德的思想革命推向社会历史领域,形成了以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的道德要求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哲学,为"人可以希望什么"的批判哲学问题,描绘了朝向更善目标进步的历史进步的政治蓝图。     

康德论恶的起源

恶的起源是康德宗教哲学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在该问题上的立场不仅表明了人类理性主体性地位的提升，也说明了他对基督教经典教义所作的重新诠释。具体而言，该问题涉及上溯和下延两个分主题。在上溯路径中，康德考察了人的恶行的理性根据，这对应于他道德哲学中的行动归责问题。在下延路径中，康德解释了恶行如何基于理性根据而产生的问题。他在探讨恶行的发生以及趋恶的倾向在始祖身上产生的细节时，特别突出了社会因素的作用。在康德那里，尽管社会因素对人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但仍是必要非充分的条件。概言之，恶行是每个个体基于其感性偏好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而自由地做出的。     

佛教的善的思想的心理诠释

佛教的宗旨是众善奉行诸恶莫作,认为人的先天本性无分善恶,亲近善知识能形成善的心理,亲近恶知识会形成恶的心理。佛教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鼓励人们行善积德。佛教认为欲望是恶的根源,控制欲望,通过戒定慧、八正道等方式能达到善的心理状态。佛教关于善的先天本性的观点、善恶形成的思想以及善的自我修养方法符合心理学的有关规律。佛教的崇善理念及善的修养思想对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友善价值准则具有积极意义。     

道德选择与善恶因果律

选择 ,是人类所特有的有目的的活动的一定形式 ,是个人在自己面临的各种可能性之间进行取舍的一种特殊活动。道德选择 ,作为一种现实的活动 ,正是人们在多种可能性之间或在某些矛盾冲突的复杂情景中所作的善恶选择。它总是建立在心理活动的基础之上 ,这种心理活动不仅仅是通常所简单认为的那种内心善恶搏斗 ,同时也是一种复杂的利弊权衡过程。而这种对道德选择的权衡 ,又与人的本性紧密联系。一、道德选择的人性基础人是利己的 ,还是利他的 ?从古到今 ,这个问题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在中国古代 ,就有人性善恶的说法 ,而以儒家的“人性本善…     

自由的张力——从根本恶看康德对意志与任性的区分

本文尝试在与根本恶学说的关联中分析康德对意志与任性进行区分的意义。由于引入根本恶的概念,康德修正了以自律为核心的自由理论,纳入自由意志的另一面向——其作恶的可能性,凸显了自由意志内蕴的张力。然而,通过将任性与立法意志界说为意志官能的两个要素,使前者从属于后者,康德对其自由理论的修正并没有完全背离他早先自律的自由观。本文质疑康德将任性对道德法则的违背看作一种无能或者自由的缺失的观点,认为这一可以追溯到奥古斯丁的观点使得意志与任性的区分失去意义,不再能解释恶与过错的归责问题。     

“根本恶”或“恶魔之恶” ——“偷吃禁果”神话寓意的双向解读

《圣经》中的偷吃禁果神话历来存在事实和寓意两个阐释角度以及误用自由意志和正用自由意志两类价值判断。奥古斯丁既推崇保罗的原罪遗传说,将其看作祸延后裔的始祖犯罪,也强调意志堕落说,将其视为多重邪恶意志及罪性生命的象征;康德将"出乎道德"的充分动机视为道德行为之尺度,并推导出有关意志堕落的三大根本恶。他进而推翻了偷吃禁果的事实性起源,释之为根本恶的逻辑起源。然而,这一寓意释经同时开辟了其反向诠释的空间。相较于始祖出于诱惑或自爱而从清白守法的自由意志中堕落,他们更像是出于道德义务而偷吃禁果,抗击了以自爱动机为行动依据的根本恶,实践了自由意志的第一次正用,并因此从动物变成人;齐泽克同样持自由意志正用的观点。他激活了康德试图回避的第四种根本恶,即只为恶而作恶、将作恶抬升到伦理原则高度的"恶魔之恶",视之为偷吃禁果神话之真谛。     

论科学的人性观及其在教育实践中的意义

一、人性论争何时休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以及许许多多的科学都涉及人和人的发展。因此,人们常常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人性。但什么是人性?人性是从哪里来的?中国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强调人性天赋。而对这种天赋的人性,有人主张“人性本善”。例如战国时的孟子认为,人生来就有恻(忄急)、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它们是四个“善端”。在后天环境中,只要将这四个“善端”加以扩充。就会形成美好的道德;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四端泯灭,那么人就失去了天性而趋向邪恶。另一些思想家则相反。主张“人性本恶”。例如,稍后于孟子的荀子,认为人生来就有追求利、欲、声、色和恶劳的本性。而人之为善,是后天习得的。这些后天习得的东西,苟子称为“伪”。他的基本思想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篇》),因此,教化的任务就是改造本性,去恶为善,即“化性起伪”。还有一些思想家认为,人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它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