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对康德伦理学两次演绎的考察

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伦理学有两次不同的先验演绎。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这一先验演绎是康德论证"一项定言命令式如何可能"的关键环节。而在《实践理性批判》,康德否定了先验演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将其归咎于我们无法对自由理念作出理论阐明。然而,作为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的替代方案,《实践理性批判》的"理性事实"并不令人信服。本文将考察两版演绎问题,进一步重构一个新的先验演绎,它将以《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演绎为基础,通过"目的王国"概念联结道德法则与理性存在者;《实践理性批判》的"敬重情感"可以为这一新的演绎提供情感意义上的动机。这将形成一个《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互补的解释,目的是通过构建新的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尝试阐明康德的道德法则如何可以运用于现实的人。     

纯粹实践理性批判与定言命令演绎

普通人类知识在实践运用中出现自然辩证法,引发对定言命令有效性的怀疑,使纯粹实践理性批判成为必要。纯粹实践理性批判通过追问三个问题,防止实践理性的僭越,确立了定言命令演绎的实践的立场。这三个问题分别对应《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前面三节,说明道德法则除了自由之外,别无根据;自由除了道德法则之外,没有其他基础;追问对道德法则的兴趣,容易把情感当作道德法则的根据。这些观点与《实践理性批判》是一致的。康德从一开始就不是从理论的角度来演绎定言命令,也没有出现主流学界所批判的失败。     

作为纯粹榜样的第三者——定言命令式何以可能的非逻辑化路径

定言命令式何以可能,使其得以可能的第三者究竟是什么,是近年国内外康德道德哲学研究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从定言命令式的综合性与合法性出发,盖耶尔认为这个使其得以可能的第三者就是“自律”的概念,阿里森却主张这个第三者应该是“知性世界”的概念.但是,他们提出的第三者概念都只具有逻辑上的联结功能,完全忽视了对意欲上的联结作用的考虑,从而不仅完全曲解了康德的思想,也难令人感到满意.定言命令式的第三者问题必须经由一种非逻辑化的路径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并且必须落实到一个理想人格的纯粹道德榜样的概念.     

自由概念的证成与演绎——论《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第三章的先验结构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第三章中的主要任务通常被视为是对定言命令的有效性提供演绎,而这一演绎的前提和基础则是在第一节中被提出的积极的自由概念。但是康德似乎并没有对这一自由概念本身提供充分且令人信服的论证,而这也成为康德学界普遍认为第三章中的演绎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对自由概念的演绎结构进行一种基于先验方法论的重构,就可以证明康德能够为自由概念提供恰当的证成,并且这一自由概念在形而上学上的不完备性也不会影响定言命令的演绎的成功。     

作为自由的法则：康德与“自律”观念的演绎

作为与纯然实践理性相结合的意志能力,康德的自律观念不仅具有独立于感性偏好的消极意旨,而且更强调确立普遍法则保障平等自由的积极取向,从而展现出独特的思想内涵。同时,在其具有普遍性、形式性特征的定言命令表述中,康德亦基于自律及其表征的人性目的使其呈现出规范性的价值旨趣,此阐释方式乃是回应相关论证以及指责的重要思想资源。此外,该方式还促使自律观念在行动中与道德法则相互契合一致,并通过其对自由的绝对价值以及道德人格理想的彰显,使定言命令论证的有效性得以可能。     

康德定言命令式的演绎

Allison、Timmermann等人对康德伦理学中定言命令式的演绎进行了重构,但他们在两个关键环节——理性和第三者——上存在着问题:一是理性等同于理论理性的观点不符合《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文本依据;二是对第三者的论述不符合它的决定性判据.其实,理性是纯粹理性,包含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两种不同功能,第三者是不完善意志,即受感性欲望刺激的意志与纯粹意志的结合体;从而挖掘出不为人关注的自由的演绎,以及定言命令式演绎的三个要素:两重世界成员、知性世界的权威性和第三者;最后将演绎思路重构为七个步骤.     

康德对理性事实的诉求

康德把道德的任务规定为对无条件的善的寻求.无条件的善的内涵中包含了无条件的命令式,即定言命令.定言命令要求道德哲学进入形而上学的领域而且要求理性的自我立法能力,即自律.由于自律和自由是交互性的概念,所以不能从自由中推论出道德律.于是康德在第二批判中转向对理性事实的诉求.理性的事实是个颇多微词的提法,就海德格尔的观点看,它本身的存在方式恰恰是没有充分给出的.而且它并不是不可追溯的,它根源于社会存在.     

如何以理性和自由为起点论道德——以康德伦理思想的论理方式为例

摆脱世俗强权和宗教神权的禁锢,以作为主体性存在的人的“理性和自由”为起点论道德,无疑是进步的。康德沿袭近代理性主义传统,满怀启蒙世人的情怀,从人人平等地拥有理性和自由出发,以普遍法则如何可能为主线,系统论说道德的形而上意蕴,并引导大家回归现实,提出“以人为目的,尊重人”的道德建议。其论理方式虽纷繁复杂但很是严谨,我们可以从康德的历史任务谈起,沿着康德为何以“理性与自由”做起点以及如何以“理性与自由”做起点的进路,探析“理性与自由”作为康德伦理思想论理方式的起点和内在逻辑。     

“实用人类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康德式道德学说?——“施莱尔马赫两难”的新解决方案

施莱尔马赫对《实用人类学》提出一个经典批评：康德的道德哲学与人类学在批判体系内无法兼具，否则与批判哲学的原则冲突。学界称之为“施莱尔马赫两难”。康德将实用命令式称为假言命令式，与作为道德命令式的定言命令式相对。这使得“从实用观点来看”的人类学能否与康德式道德学说相容成为争议焦点。细致辨析康德的建筑术则可以提供一个全新的替代方案：实用命令式是选言而不是假言的。这个方案通过解决“实用的”之归属难题，将《实用人类学》的批判性基础更清晰地定位于判断力，指明了实用人类学既相关于道德又相关于经验，并且不会在康德批判体系中产生矛盾，因此是回应“施莱尔马赫两难”的更优选择。     

康德关于纯粹实践理性方法论的思想

文章立足于分析康德对“客观的德性法则如何在主观上也成为实践的”这一问题的回答,梳理了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的方法论思想,提出了两个步骤的理论：判断力的练习与自由的意识;并分析了方法论与实践理性批判的分析论在方法上的统一。康德认为这一方法论思想对道德生活与道德培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自由的意识以及对自己的敬重是道德教育的立足点,因为它们也是人在内心防止心灵的腐败与堕落的惟一守卫者。     

康德“目的王国”与阿佩尔“理想交往共同体”之比较——从阿佩尔视角解读康德的尝试

阿佩尔对话伦理学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改造预设了对后者的两个基本判断,即康德的道德哲学受限于主体性哲学,并且是一种严格的原则伦理或意向伦理。但从阿佩尔的视角反观康德则不难发现,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终极奠基的努力,以及他所强调的对话伦理学的责任伦理之维,在康德道德哲学的很多思想环节中都已有所体现。康德有关目的王国的思想就是其中一例。康德的目的王国与阿佩尔的理想交往共同体概念在内涵上非常相似,目的王国的法则与理想交往共同体之规范性前提以及目的王国的首领和理想对话的共识之间也存在对应性。这种比较最终得出,康德的定言命令式和阿佩尔对话伦理学的对话原则之间具有同构性,两者既包含了基本的道德原则,也是检验具体规范的程序性原则。这些都表明了康德与阿佩尔相似的思想洞见。     

康德的目的王国:形而上学的,而非政治的

受罗尔斯政治哲学的影响,学界对康德的目的王国理念有一种准政治性的解读,即将其理解为具有同等道德地位的公民交互立法的一种民主秩序的规范性理念,或者同类人之间在道德上共同合作的政治立法的理念。这一理念的首要目的就是促进个人对自律的卓有成效的寻求。这类解读的主要动机,是要证明康德道德哲学持续的实践意义,并且以此对其作为一种"空洞的形式主义"的传统理解方式提出质疑。但康德的定言命令式及其包含的目的王国理念都必须从一种实质性的实践形而上学的角度去考察,这种形而上学在理论上是不可证明的,却仍然是出自于纯粹实践理性的非人类学研究视域。学界的政治化解读,究其原因,就在于忽视了道德理念的这种实践上的实在性。     

论康德的道德自由观

“道德自由”在伦理学中有特殊的意义:一个有道德价值的行为不仅要合乎规范,而且要出于意志的自愿,从而能够培育人的心灵不断地向善,达到“真、善、美”的和谐境界。本文拟对康德的道德自由观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以便为我们的伦理学研究和道德建设提供借鉴。一、道德自由的内涵当我们对道德自由进行界定的时候,首先面临的是道德与自由的关系。在康德看来,“自由诚然是道德法则的存在理由,道德法则却是自由的认识理由。因为如果道德法则不是预先在我们的理性中被明白地思想到,那么我们决不会认为我们有正当理由去认识某种像自由一样的东西(尽管…     

论杜威对康德义务论的批判

杜威认为义务和内在的自然倾向共同构成自我实现的内外条件,与欲望相联结构成履行义务的内在动力。义务的内容由社会关系所规定,社会关系的情境维度决定了义务的准则不能依赖外在的先天法则。杜威由此认为康德的形式主义义务论无法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让纯粹形式的义务形成具体的义务意识,二是如何让纯粹的义务变成行动者的道德实践动力。杜威认为康德义务论的症结在于不信任真实的道德生活经验,试图以一种基于旁观者视角形成的“应当”来构建道德现实的“是”,杜威认为这是康德所继承的传统二元论在道德领域的运用而已。另外,对杜威义务立场存在两种质疑,一是如何让非理性者从社会关系中获取他的义务内容,二是脱离了反思视角如何形成义务意识。依据杜威整体性的义务观点,这两点质疑都不构成对杜威义务立场的挑战。     

自由的张力——从根本恶看康德对意志与任性的区分

本文尝试在与根本恶学说的关联中分析康德对意志与任性进行区分的意义。由于引入根本恶的概念,康德修正了以自律为核心的自由理论,纳入自由意志的另一面向——其作恶的可能性,凸显了自由意志内蕴的张力。然而,通过将任性与立法意志界说为意志官能的两个要素,使前者从属于后者,康德对其自由理论的修正并没有完全背离他早先自律的自由观。本文质疑康德将任性对道德法则的违背看作一种无能或者自由的缺失的观点,认为这一可以追溯到奥古斯丁的观点使得意志与任性的区分失去意义,不再能解释恶与过错的归责问题。     

人性的绝对价值能否成为道德动机——对自然化康德伦理学解释的批判

在康德学界中一直存在着对其伦理学的动机空洞性指控,认为康德无法说明人类之所以要将自己置于纯粹先天道德法则的约束之下的自然动机.作为对这种指控的回应,一些英美康德学者试图将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提到的人性作为理性本性的绝对价值自然化,以提供一种我们将自己视为理性存在者从而自律地遵守道德法则的自然动机.但这种自然化的解释不仅违背了康德原文的论证结构,同时也否定了先验哲学的某些根本立场.义务性和道德法则的可能性并不是通过引入自然动机的方式,而是在先验哲学整体性视角之下通过对人类认知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一种批判和演绎被确证的.     

论康德幸福观的嬗变

在关于康德幸福观的研究中,存在着如下广泛的共识:康德有基于自由的三个相互联系的观点——一是关于人的自由本质:人是理性的存在物,理性使人能够驾驭、主宰自己的自然欲望,摆脱欲望的束缚而获得自由;二是关于人的道德行为的动机:人的自由本质决定了道德行为只能出于对理性法则即道德法则的敬重,而不能出于自然欲望的意图,因此幸福永远不能做道德行为的动     

认识、情感以及欲求——对康德定言命令学说中诸能力之结合的反思

定言命令作为人的意志的最高原则,首先预设人具有认识、情感以及欲求这三种能力;其次预设低级欲求能力和高级欲求能力的区分。从低级欲求能力出发,人按照以偏好为基础的准则行动,从高级欲求能力出发,定言命令对这些准则进行检验,要求这些准则具有普遍的立法形式。敬重感标志着高级欲求能力的存在,广义的道德感有识别道德情境和直接驱动性的作用。人追求自身的幸福和自由,希望不受他人的阻碍,在道德法则的范围内,做想做的任何事情。然而,特定的激情和情欲会导致人丧失自我,这种丧失是在实践上最大的恶。由此,作者论证:自我拥有是康德实践哲学中最核心的概念,尽管康德在其生前公开出版的著作中尚未明确地提到这个概念。     

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的追问及存在论意义上的超越

康德的道德哲学与其政治哲学是逻辑一致的,康德认为正义的优先性在于人先天的自由,而自由的主体坚持正义和遵从道德,则在于人的实践理性自身具有的善良意志,康德就这样通过自由、实践理性、善良意志等概念为道德奠定了基础。然而它仍然是先验的、空洞的,唯有从道德是人存在的方式这一存在论的根基处入手,才能理解道德并使其获得自身存在的坚实根基。     

至善与道德世界——康德至善概念的现象学诠释

借助对义务(道德)意识构成的现象学分析,我们可以将康德的至善概念解释为义务意识原构成所预设的道德世界,从而将至善论界说为康德的善理论的一个自然延伸。这一解释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回应对至善概念的批判,而且勾连了法则与目的,并因此提供了一种对康德思想中的目的论维度的新的理解路径。文章也在强调至善概念内蕴的共同体维度之同时批判了对康德至善与道德世界的政治解释,坚持了自由在康德伦理学中的基础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