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报道

在植树节来临之际,郑州伊斯兰教经学院常务副院长李新亮,副院长马树志、金慧意带领全体教职员工于2月29日至3月5日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爱我校园,义务植树"活动。     

权利、义务与尊纪守法

中国发展的近20年，我国基督教向世人展现了空前繁荣发展的美好景象，信教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广大基督徒爱国爱教，回报社会“作光作盐”，一片爱心。这得益于党和政府对信教公民的关心、爱护，也是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坚定不移地走三自爱国道路所取得的辉煌成果。     

撒谎救人为何不是道德上被许可的——与刘清平教授商榷

刘清平教授在《说谎:禁止、许可还是应当——解析康德的说谎悖论及其根源》一文中认为康德在处理是否撒谎来帮助朋友的问题中陷入悖论.这种批判反映了学界混淆行动的实施者的思维倾向.在这个例子中,是我而不是凶手才是行动者.康德坚持不能撒谎的绝对性彻底贯彻了人性是目的的原则,后果论的处理方式反而会陷入不自洽.在康德那里,许可不是一个混乱的概念,而是表达为了实现某种合乎法权的状态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康德对许可行动限制很多,撒谎救人不属于被许可的行动.在凶犯面前,如果我们无法保持沉默,我们不应当撒谎,同时,我们也要捍卫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和法权.撒谎救人不可能是一种应当的行动.     

论医师说明义务的法律性质

厘清医师说明义务的内涵、性质能够使患者和医师明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有利于保护患者知情同意权.对于医师说明义务的法律性质,有主张医师的说明系患者有效同意之逻辑前提的“承诺无效说”;也有“医疗合同上的附随义务”的观点;还有认为其应是一项法定的注意义务.在对这些观点进行评析后提出此义务应是一项法定的合同义务.     

论正义与慈善

人们普遍持有正义与慈善的四种区分:一是正义的义务是消极义务,而慈善的义务是积极义务;二是正义的义务是可以强制的,而慈善的义务是不可以强制的;三是正义的义务是完善的义务,而慈善的义务是不完善的义务;四是正义是一个权利问题,而慈善则不是.这四种区分实质上似是而非.要想完整地把握正义与慈善,我们就必须对道德生活有一种整体的设想.     

道德绑架与道德义务的划分——兼谈道德绑架的现象刻画

道德绑架现象成为社会热点,这使得从道德哲学的视角来厘清它的概念内涵和错误原因成为必需.在这方面,苏德超对道德绑架做了深入细致的现象刻画.然而,由于他的整个分析预设了一条成问题的原则,所以未能真正地刻画出符合经验直觉的道德绑架现象.通过引入康德对完全义务与非完全义务的划分,可以澄清道德绑架发生在康德所谓的非完全义务的领域,是施事方以道德的理由绑架了应事方在道德行为与非道德行为之间的选择.道德绑架的错误在于施事方将完全义务领域的要求等同到非完全义务领域,剥夺了应事方道德选择的自由.基于此,道德绑架现象可以重新加以刻画.     

论财税体制与国民尊严的关系及其启示

财税体制与国民尊严之间是一种正相关关系。财税体制本身既是提升国民尊严的公共产品,也是保障优质公共产品供给,从而提升国民尊严总体水平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当下国民尊严总体状况实在堪忧,要完善国民尊严的现状,既要以财税体制优化作为主要目标和手段,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注意税制改革与财政改革的同步与协调,也要注意财税体制目的物——公共产品结构的调整,特别是提高公共产品的合意性水平。     

论康德义务第一命题的调和式主张

康德认为只有出于义务而不出于任何偏好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这个"义务的第一命题"在当代遭到了来自德性伦理学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情感才能表达对人的关切,也才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当代一些康德学者试图维护康德的主张,认为在康德那里并不排斥情感,情感或偏好可以融入康德的行动理论。帕顿、亨森、赫尔曼以及阿利森采取了不同的方案,或认为康德的论述更多地出于方法上的考虑,或构筑行动模型表明情感在有道德价值行动中的地位。这种解释方式可以被称为调和式主张。但是他们的解释存在着各自的问题,不仅不符合康德的原意,且本身也问题丛生。调和式主张的根本问题在于以经验性动机理论解释行动,而康德是在意志的规定根据上来确定行动的道德价值。     

非权义务与道德绑架

近年来,道德绑架问题引起了社会和学界的关注。道德绑架最普遍和最典型的形式是胁迫行善。道德上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或者说非权义务的区分有助于我们辨析道德绑架问题。道德绑架的实质是把道德上的非权义务等同于完全义务。道德绑架严重侵犯了个人的权利,有损社会的法治秩序,也会伤及道德自身。依法保护人的各种法律权利,增强人的权利意识是防范和消除道德绑架的重要途径。     

患者知情同意权代理行使的法律思考

患者知情同意权代理行使是医疗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相关法律存在规定原则性过强、与患者自主决定权之间存在矛盾以及对侵犯患者利益的救济途径不明确等不足。应从确立患者利益最大化原则、将知情同意权代理行使的相关规定具体化以及适度运用紧急避险原则等几方面完善我国的患者知情同意权代理行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