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本位”还是“君子本位”：论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两条线索

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有两条线索。备受学界关注的“从周”与“正名”的思想线索，接续的是春秋霸政时期以礼维护层级秩序的传统，并非单一维护君主集权。而“小邦君子政治”的思想线索，依托于春秋末期出现的邑宰政治，是由君子在底层担负政治责任，以实现良好的政治局面。与孔子维护“君主本位政治”的传统看法不同，这两条思想线索皆为“君子本位”。它们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中“小邦君子政治”的思路，是孔子政治思想中尤其值得重视的一个面向。     

古代朝鲜和日本朱子学特色比较

朝鲜、韩国、日本是中国的近邻 ,在古代是同一个“东亚儒学文化圈”,是中国内核文化辐射的外缘文化区。但是 ,儒学在与古代的朝鲜、日本民族结合时又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个性差异 ,深深影响了这些国家民族的历史现实。本文即对古代李氏朝鲜 (以下只称“朝鲜”)和日本德川时期 (以下只称“日本”)朱子学的特色作一比较。一、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儒学不单纯是一种观念化的思想 ,它更多地是一种制度化的存在。这一方面表现在儒家本身的制度化上 ,即通过经学、科举制而确立的儒家著作的经典化和儒家与权力间的联系 ,另一方面体现为儒家意识形态的国家…     

东亚文化语境中的孔子形象——以近代日本为中心

中国儒学文化在东亚文明史上的影响,从古代直至近代乃至于当下,诚可谓绵延千年,蔚为壮观。然需要注意的是,东亚的近代化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发生的,在西学思潮的冲击下,东亚各文明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展开过对于以往以儒学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反思,且这种反思不仅经受了异质文明价值观的严峻挑战,更进一步与其自身文明所经历的诸如时局的变迁、观念的更迭等内部原因发生着直接的关联。作为儒学文化核心的孔子及其学说,自然无法脱离这一文化重建的历史大势而置身事外。本文所涉及的近代日本文化史上有关孔子形象的论说,便分别产生于近代日本的明治时代、大正时代、昭和时代等不同历史时期,为我们研究中国与近代日本的文化互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发。     

中国古代商业伦理文化对现代商业经营的价值

中国古代商业伦理文化对现代商业经营的价值徐少锦东亚传统伦理，虽然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各有其特色，但其核心内容或价值观则是儒家伦理。德国社会学家韦伯（１８６４—１９２０）曾断言基督教“新教伦理”之“入世苦行”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中国的儒家伦...     

儒家社会管理思想刍议

本文认为儒家从社会整体出发,以人为社会管理的出发点,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等级结构系统,而个人,首先是国家领导人的道德修养是实现社会管理的关键。文章着重分析了儒家关于“群”的概念,指出中国传统的哲学范畴——“分”与“和”,是儒家管理理论的基础,而“仁”和“礼乐”则是“分”与“和”在管理学中的具体化。作者从信息论的角度对孔子的正名理论做了新的阐发,认为孔子重视“诗”,力主“正名”和远佞人,直接目的是为了使民族语言具有统一和确定的语义,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可靠的通信联系,实现有效的管理。而那种认为孔子“正名”本身即在于恢复礼制的传统观点,缺乏根据。本文提出,儒家社会管理学的特点是:重视社会整体调节,注意利用心理因素和制约机制;在等级制度的范围内允许个性发展;启发人的廉耻,防重于治;尊重曾使我国原始社会特别昌盛发达从而留传下来的血缘观念。     

儒家伦理对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儒家伦理是中国传统伦理的主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它曾经为创造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随着中国工业文明的崛起,儒家伦理遇到了严峻的历史挑战,面临着是被社会历史的发展所淘汰,还是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所扬弃的历史命运;而真正确定儒家伦理历史命运的关键,则恰恰是儒家伦理自身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儒家伦理对现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影响,任何简单的“是”与“否”的判断都远离于客观事实本身。至少来说,它有两重影响,即儒家伦…     

要在吸取精华

<正> 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道德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者。他的基本政治主张是民本主义和天下为公的思想。研究孔子要善于取其精华。历史上有两个孔子,一个是被歪曲的孔子,一个是孔子本人。孔子的孙子和西汉的董仲舒都歪曲过孔子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宋代理学家吸取佛教教义对孔子进行歪曲,后来也不断有人对孔子作这样那样的歪曲。研究孔子要对孔子的著作做慎重的考辨,要把歪曲的纠正过来。例如《论语》上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实际上是民本主义思想的表现,是说人民同意、赞成的要“由之”即听从,人民不同意不赞成的要“使知之”即     

《论语》中"耻"字小议——兼论原始儒家重耻观念的现代意义

本文认为中国耻感文化可以追根溯源到儒家文明,并从儒家的开创者———孔子的言论中总结耻的内涵:耻与道德相联系;耻不信;耻体现一种担当精神;其次对知耻的作用进行详细的阐发;再次,对现代社会的“无耻”倾向进行了反思并申明研究耻文化的社会现实意义;最后针对中国文化为耻文化还是乐文化问题,对两种观点作一粗浅的比较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两种文化的目标都是追求理想人格的实现。     

方克立教授论中国现代三大思潮

1988年8月,在新加坡召开的“儒学发展的问题及前景”学术讨论会上,南开大学方克立教授提出了在“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现代新儒家是足以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的西化派鼎足为三的一个重要思想派别的观点。他认为,这三个派别都是主张中国要现代化的,不过各自选择的道路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和道路,并在实践探索中把“中国特色”放到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自由主义者主张照搬照抄西方经验,走西方工业文明即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老路,现代新儒家则批判了“现代化即等于西化”的口号,向往一条东方式工业文明即“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     

孔子天人之学的生态意义

孔子是儒家生态哲学的开创者。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哲学”这个概念,如同他并没有提出“哲学”这一概念一样;但是,在他的思想言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识,并影响到后来儒学的发展。儒家的“天人合一”之学是从孔子开始的,孔子的“天人合一”之学与生态哲学有极大关系。孔子不仅是提倡人间关怀的人文主义始祖,而且是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而得到人生乐趣的伟大思想家。     

先秦儒家的政治焦虑与言语态度研究

先秦儒家取法“先王之道”,心怀“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推崇“尧舜禅让”的政治制度,执掌和传承着夏商周三代因损益而“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明。但是,礼崩乐坏的现实与他们心怀的崇高理想落差巨大,故而先秦儒家一直处于无法实现理想的政治焦虑当中,而这种焦虑也表现在他们对于使用语言表达见解的方式和态度上。在“百家异说”、“百家争鸣”的学术背景下,孔子、孟子恰恰对于言辞辩论保持着谨慎态度,到了荀子则开始转变了对待言语的这种谨慎态度。     

孔子对中华文明的五大贡献

孔子 (前 5 5 1—前 4 79) ,名丘 ,字仲尼 ,春秋末期鲁国 (今山东曲阜市 )人。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我国古代最早最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 ,举世公认的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孔子生活在一个历史转折的时代。夏商周三代以来的礼乐文明 ,到了孔子时代 ,开始礼坏乐崩 ,面临着革故鼎新的大变化。“革故” ,要继承优秀传统 ;“鼎新” ,要顺应时代前进的方向。孔子是那个时代的礼乐大师 ,他大胆宣称“斯文在兹” ,以“斯文”自任 ,通过著书立说和整理文化典籍 ,继往开来 ,全面总结了以往的礼乐文明 ,向新时代提供了新思想…     

孔子哲学的逻辑进路

孔子哲学以“仁”为核心 ,上连“命”而把“仁”提升为世界的最高本体 ;下接“德”而阐发出“内圣之道”,即道德哲学或伦理哲学 ;再进而把“德”同“治”相联系 ,阐发出“外王之道” ,即政治哲学或管理哲学。“命—仁—德—治” ,构成了孔子哲学总体的逻辑进路 ;而从“命”到“仁”、从“仁”到“德”、从“德”到“治” ,则分别成为孔子哲学的本体论、伦理哲学和管理哲学的逻辑进路     

儒家思想的时代课题及其解决线索

<正> 一、前言近二十年来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四条龙”,紧随日本之后造成了惊人的经济奇迹,而这五个东亚地区又同时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传统儒家的世俗伦理深入民间,构成思想文化(亦即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所云“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一大要素。这就引起了不少社会科学家的问题探讨:儒家伦理对于亚洲这五个地区的经济成就是否形成意识型态层面的有利因素?为什么在印度、泰国、斯里兰卡、菲律宾等未受儒家伦理影响的其他亚洲地区,就没有     

试谈孔子的“人治”与“礼治”思想

当初儒家虽然倡导“人治”与“礼治”,但并非轻视“法”的作用;法家虽然倡导“法治”,但并非不重视“人”的作用。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孔子确实十分重视“人治”,即注意发挥人的作用;同时也重视以法度治国,孔子提倡的“礼治”实为以法度治国。孔子的“人治”、“礼治”思想为法家,尤其是韩非的“法治”与“人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启示、借鉴与发展的基础;并为汉武帝及其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奉。     

儒学发展一主一辅两条线索概览

两千多年儒学发展有一主一辅两条线索，主线是道德践行，辅线是道德存有。前者的主题是人如何成德成善，内部呈现为“一源两流”的格局，其中“一源”指孔子，“两流”分别指以孟子、象山、阳明为代表的仁性之流，以及以荀子、伊川、朱子为代表的智性之流。后者的主题是道德之心如何影响天地万物，使其成为存在。两条线索有一个复杂的互动关系。道德践行之主线决定人成德成善，有了道德的人会以善的眼光看待天地万物，从而产生道德存有之辅线；道德存有之辅线形成后，染有道德色彩的天反身又成了道德的形上根据，从而大大加强了道德践行之主线的力量。儒家生生伦理学在这个谱系中有自己的定位：就主线而言，它不再局限于心学的立场，而是回到了孔子之“一源”,以聚合“两流”;就辅线而言，它不再以天讲人，而是以人讲天，不承认天是形上实体，回归了人之一本。合而言之即是：立法三分，聚合两流；倒转天人，终归一本。     

“仁”·与·“讱”

众所周知,“仁”是古代儒家道德修养的最高标准。春秋时代的许多著名人物,如管仲、子产、晏婴等,孔子都只肯定他们各自的长处,而不认为他们已经达到“仁”的境界。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司马牛向孔子请教“仁”的含义,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訒。”(《论语·颜渊》)意思是说:有仁德的人说话谨慎,不轻率地发议论。这样看来,似乎“仁”的含义又极其寻常了。所以连司马牛也奇怪地追问道:“其言也訒,斯谓之仁矣乎?”孔子回答说:“为之难,言之得无訒乎?”意思是有仁德的人说话时首先考虑到实践,考虑到实践就必须认真,不能敷衍凑合,这样,他说话怎么会不谨慎呢!     

“六经”的内容、流传与古代文明研究

孔子所整理的“六经”,实际上在孔子之前早已在社会上流传。作为古传文献,“六经”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自五帝文明起源到夏、商、西周早期文明发展的大致框架与基本内涵,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最重要的书面资料。由于孔子的传授及其弟子的普及流传,这批资料虽经秦始皇焚书坑儒而仍得以保存,又因司马迁《史记》的全面采用而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六经”的史料价值也因此而愈显珍贵。历史考古学界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时,“六经”是值得信任并应当充分重视的文献典籍;而哲学文化界研究“六经”时,若能从文明史角度入手,便能发现其中更广阔的天地。     

大同与神明——康有为《论语注》思想析论

在《论语注》中,康有为将孔子改制理解为“政”与“教”的双重改革孔子一方面揭示了由“小康”渐进“大同”的政治改革路径,一方面提出了由“各亲其亲”到“直隶于天”的教化改革路径,两者共同组成孔子改制的主要内容。在康有为看来,孔子改制不是对前代的因革损益,而是对中国文明的奠基,正是孔子提出改制并形成完整的改制思想,中国历史才得以跟随孔子教导,从政教两个方面整体地摆脱野蛮,进入文明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孔子之改制意味着文明的开创,孔子因此被赋予“文明之教主”的色彩。     

孔子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近年来,有两个问题一直在脑里萦绕:一是孔子及其学说(包括后世儒家)为何在海内外一直有那么大的影响?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尊孔子为“圣人”。朱熹说:“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朱子语类》卷九十三)他甚至认为,天不生仲尼,“万古常如夜”。现代,又有新儒家的兴起(新儒家人物台湾居多,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推崇孔子、朱熹、陆、王,为继承和弘扬儒家传统文化而呐喊。在国外,伏尔泰(1694——1778年)称孔子为“真理的解释者”,魁奈(1694——1774年)认为希腊哲学大大不如中国,一部《论语》可以打倒“希腊之七贤”,可见对其学说评价之高。而现代,美国《人民年鉴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