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叙自由的故事——读方纳的《美国自由的故事》

本文围绕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的著作《美国自由的故事》展开讨论,特别关注他在此书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这就是,从历史语境出发研究概念的变化与演进,特别从不同的社会阶层,特别是下层来理解美国自由的发展。这样,在本书中,他就为我们重叙了一个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做理解的自由,一个时常被人遗忘的那一个群体所理解的自由一个更为全面的关于美国自由的故事     

遗忘症患者外显与内隐记忆分离的实验研究：自由回忆与再认任务

采用WMS－CR和MMSE筛选了9名遗忘症患者,采用自由回忆和再认两项任务观察了他们及正常对照组的外显记忆。结果发现：遗忘症患者两项外显记忆任务操作呈分离现象,自由回忆任务操作明显受损,再认任务的操作尽管较对照组低,但与对照组差异未达显著性水平。推论;①外显记忆受患者损伤的颞叶或间脑结构调节。②再认任务至少包含两种性质不同的潜在加工过程,一种为意识性重组加工,另一种为无意识自动加工,两者相互独立地贡献再认任务的操作。正常人意识性重组加工的贡献占优势,掩盖了无意识的作用。遗忘症患者意识性重组加工损伤,无意识自动加工部分代偿作用。③先前研究未对遗忘症患者进行认知功能的筛选,患者对再认障碍可能源于其他认知功能障碍,而非记忆障碍之故。     

社会排斥对产品触觉信息偏好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社会排斥的现象在当今社会日益凸显,已成为世界各国探究社会政策和不平等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向。然而却鲜少有研究从心理机制的角度探讨社会排斥对人们的产品偏好的影响。本文通过1个预实验和4个主实验,系统研究了社会排斥如何影响个体对不同触感产品的偏好,并探讨了其内在影响机制。实验结果发现在经历社会排斥(相较于社会接纳)之后,个体更偏好触感柔软的产品,消极心理体验是其内在驱动机制,并且该作用机制被归属感的重要性所调节。当归属感被认为很重要时,个体在经历社会排斥后对柔软触感产品的偏好以及消极心理体验的中介作用会被强化,而当归属感被认为不重要时,以上效应会被削弱。本文还对研究结论的理论贡献和实践应用进行了深入讨论。     

行动及其救赎——汉娜·阿伦特的行动理论

尽管阿伦特视行动为最具政治性的人类活动,但她并不一味地推崇行动,相反,她对行动的局限性有着清醒的认识。行动的特性意味着行动本身有其危险、脆弱的一面,由此行动需要救赎。革命行动与自由、权力的关联,又表明行动本是非常态之事,行动虽有局限,却是自由人弥足珍贵的能力。阿伦特的行动理论,曾被按照展示模式及沟通模式两个方向去解读。对阿伦特行动论述的考察,表明阿伦特之要旨并不在于展示或沟通,而在于自由的落实。只有在此意义上,阿伦特行动理论批判极权主义的力量才能充分显示。     

重看康德定言命令式何以可能——以自由和道德法则的循环为视角

在论述定言命令何以可能的过程中,康德意识到一种可能的质疑:自由和道德法则的交互论将陷入循环,于是他通过寻找一个自由的非道德的根据来摆脱循环,完成定言命令式的演绎。本文指出,循环是双向的,但归根结底是从道德法则到道德法则的推论。康德通过先验观念论确认我们是理性行为者,并得以摆脱循环。循环的摆脱构成定言命令式的演绎的重要条件。不过,阿利森认为循环的摆脱失败了,通过考察,我们认为阿利森的质疑是站不住脚的。     

自由在于开放性的选择吗——西方自由意志观批判

西方学界在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中,往往倾向于把能够做出随机偶然的"开放性选择"说成自由的本质特征。其实,自由首先在于人们基于"由我自主的意欲志向"提出的诉求性价值偏好能够得到从心所欲的实现。相比之下,"可供取舍的备选方案"或"能够替代的可能机遇"不但只是有助于达成自由的从属性工具,而且还始终遵循着"趋善避恶"和"取主舍次"的人性必然逻辑,因而其开放性程度并不会实质性地影响到人们的自由意志和自由存在。     

睡眠时间参数对学前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消极情绪性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以338名学前儿童为被试,采用母亲报告法探究了学前儿童睡眠时间与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儿童消极情绪性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睡眠总时长对儿童内化和外化问题行为的主效应显著,而睡眠总时长与消极情绪性对儿童内化和外化问题行为的交互作用不显著;（2）夜间睡眠比对儿童内化问题行为的主效应显著,对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的主效应不显著;夜间睡眠比与消极情绪性对儿童内化问题行为的交互作用显著,即对高消极情绪性的儿童,夜间睡眠比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其内化问题行为,而对低消极情绪性的儿童,夜间睡眠比对其内化问题行为的预测并不显著;夜间睡眠比与消极情绪性对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自由伦理学何以可能

近代伦理学是一种自由之伦理学"。可是,从表面上看,自由与伦理是矛盾的:自由是行为主体的自我决定,其意向性是无限的;而伦理、道德则关涉到行为规范,规范则意味着限制。但当我们把自由划分为精神自由与行为自由两种,我们就会发现,精神自由(意志自由)固然是无限的,但精神自由的真正实现是需要有理由的支撑的,所以精神自由便能够自主地确立伦理规范。而行为自由并不是无限的,所以需要有伦理规范施加的制约,制约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更大和更长远的行为自由的实现。一句话,精神自由为了行为自由之故而确立伦理规范,从而对行为自由予以限制,最终以换取更大的行为自由的可能性。于是,自由与伦理学就并不矛盾了,而是和谐地贯通在一起。所谓自由伦理学,便拥有了基于自由的伦理学和为了自由的伦理学这双重涵义。     

技术伦理学何以可能?

对"技术伦理学何以可能"的追问关系到技术伦理学的学科合法性,是技术伦理学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虽然以往的研究对"技术具有价值负载性"的命题进行了论证,但在进一步论证"技术为何负载伦理价值"这一命题还不够充分,本文从"自由"、"信息"和"中介"三个角度,把技术的价值负载性的论证推进到技术的伦理价值负载性的层面,从而为技术伦理学这门学科的合法性寻找深层的理据。     

康德道德哲学中双重世界的区分

在《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第三章中,为了实践目的,康德提出感性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区分。根据《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以下简称GMS),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既可以是两个世界,也可以是人看待自身的两种方式。康德的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都对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做出区分。在理论哲学中,除了解决二律背反外,这一区分最重要的作用是为实践哲学腾出位置。通过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的区分,康德解决了道德律与自由之间的循环论证问题,并通过这一区分试图论证道德律作为先天综合命题的可能性。尽管最终康德断言我们对理知世界一无所知,因而也对自由一无所知,所以道德律作为一项令式的可理解性仍然是一个问题,但至少在消极的意义上遏制了道德虚无主义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