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政治哲学研究述评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之所以为世人所熟知,"不仅因为她是20世纪最富原创性和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同时也因为她是一位令人感到困惑的学者."[1]阿伦特的政治哲学著作涉及各种不同的主题,包括极权主义、政治行动在人类生活中的影响、艾希曼的审判、现代革命传统的意义、政治自由与权威的本质、人类精神生活的能力等.现将国内外有关阿伦特政治哲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做一综述和简单的评论.     

阿伦特对亚里士多德政治概念的重释

在20世纪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复兴中,汉娜·阿伦特无疑是最大的贡献者之一。阿伦特继承了亚氏的政治概念: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二分,政治的"实践"不同于技术的"制作",从而在当代恢复了政治活动的自足地位。从阿伦特"拯救行动"的立场看,亚氏的自然目的论实际上削弱了行动的自足意义,损害了真正的政治自由。正是基于后者,她认为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道,开创了西方"非政治"的政治哲学传统。     

戴维森论行动与意向

行动理论被认为是戴维森哲学中最具特色的一个部分,它来源于戴维森语言哲学中的彻底解释(radical interpretation)的立场(参见江怡,第838页)。这是因为,在理解语言的性质时,彻底解释的方案要求对能动作用(agency)的性质和理性化(rationality)的概念给出一个恰当的说明。戴维森的行动概念基本可以这样理解:它是身体的运动,具体可记载的事件;对同一个行动可有不同的描述,这些描述体现出了它的意向性要素。对行动的讨论离不开意向,因此,意向问题是行动理论的一个关键所在。尽管行动都可用意向来描述,但这并不表明行动和意向性行动是一致的。本…     

政治的宗教:对汉娜·阿伦特思想的若干反思

史华慈从阿伦特的诸多著作中得出结论,认为阿伦特哲学思考的终极关怀旨在探究现代危机的社会根源,这个危机根源可以概括为源自于古代城邦的追求政治行动、公共福祉和政治自由的高贵生活的缺失。史华慈基于思想史发展脉络及其犹太人身份,批判性地指出阿伦特的愿景所具有乌托邦式的民粹主义面向,受到古典崇拜的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并背离了犹太教传统。史华慈通过对阿伦特整体思想的反思,一方面捍卫着犹太人的身份,另一方面也表达出了对解决现代社会危机之路径的不同看法。     

汉娜·阿伦特论“拥有权利的权利”

作为20世纪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尽管并未系统地阐释一种关于人权的理论,但是人权思想构成了阿伦特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她提出的"拥有权利的权利"(the right to     

政治的审美化与自由的绝境——康德与阿伦特未成文的政治哲学

在透过当代自由主义的局促的理论视野去理解和解释康德的政治哲学,而自称康德主义者又成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的风尚的时代,重温阿伦特从《判断力批判》的“审美判断力批判”去挖掘和重建康德的未成文政治哲学的工作,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本文在重新梳理康德的成文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分别从历史概念、政治概念、判断概念、契约概念、公共空间概念的角度全面地分析了阿伦特的解释理路,探讨了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与康德的政治哲学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指明了阿伦特的诠释范式的潜能和限制;阐述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和交往行动理论对阿伦特政…     

从根本恶到恶之平庸——阿伦特对个体责任的思考

阿伦特在二战后和20世纪60年代分别以"根本恶"与"恶之平庸"来阐释纳粹运动。对于这一变化是否表明阿伦特彻底还是部分改变了对恶的看法,学术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事实上,在阿伦特的思想里,恶之平庸与根本恶之间具有悖论性相容关系;但在其后期的思想里,阿伦特更愿意通过恶之平庸而非根本恶来理解纳粹之恶,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她对个体责任的思考有关。她逐渐明确拒绝了根本恶中隐含的神学因素,认为这一因素既无法把握,也难以导向对个体道德责任的追究,最终转而以彻底的世俗主义态度展开对个体责任的道德探究。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研究

对极权主义的研究 ,是阿伦特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分析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入手 ,阿伦特以政治现象学的方法探讨了极权主义的起源 ;在此基础上 ,她进一步探讨了极权运动和极权统治的特征。探讨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研究 ,不仅为我们考察极权主义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也是我们全面而准确地把握阿伦特政治思想的关键     

汉娜·阿伦特思想的“决断主义批评”之反思

一般而言,决断主义思想家(如施米特与海德格尔)强调行动之开端的"无端性"。在批评者看来,这充满了任意、专断、非理性的色彩,并与纳粹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阿伦特是决断主义和纳粹主义有力的批评者。然而吊诡的是,她恰恰被某些批评者(乔治·凯特布、马丁·杰、理查德·沃林等人)指责其思想(与海德格尔一样)同样蕴含着浓烈的决断主义色彩。但这种指责错认了阿伦特思想中所谓的"决断性因素"——其实不是盲目的、非理性的意志主义,而是对规范的反思性态度。并且,阿伦特通过诉诸共同行动以及将判断力纳入自己的政治哲学,避免了滑向决断主义的危险。     

行动识别理论

本文介绍Vallacher和Wegner提出的“行动识别理论”。文章结合实验围绕人们行动识别的特点与原则、行动识别与行动的交互作用、决定行动识别水平的因素以及行动识别水平的个体差异和高水平行动识别者与低水平行动识别者的不同行动风格展开介绍。这些研究不仅有其对认知与行动之间关系作科学探索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人们更好地实现目标而进行日常行为管理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政治、技术与人的境况——论阿伦特对人的理解

阿伦特在阐明一种基于行动的政治哲学的同时,也展现了一种对人的理解。她认为人既非某种类本质的存在,也非一种自主的存在,而是有着被给予性的境况性存在。为此,阿伦特明确区分了"人的境况"与"人的本性",并且以"人的境况问题"取代"人的本性问题",从而与传统人性论划清了界限。在思考人的境况时,阿伦特凸显了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认为政治性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核心,而极权政治的出现以及现代级技术的发展,都对人的原初境况构成了威胁,从而对人之为人构成了威胁。     

无思的普遍性与个体的选择及其责任——从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无思性谈起

平庸之恶是阿伦特在反思纳粹暴行时提出的现代恶的一种新形态。阿伦特将平庸之恶的出现归因于社会大众普遍陷入无思状态而造成的集体道德崩溃与沦丧。然而,从伦理行为的思与行的辩证关系看,阿伦特对平庸之恶的分析虽然直击要害,但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因为她主要是从“知”或“思”的层面来分析纳粹之恶,而没有从伦理之“行”的维度进行分析。针对以艾希曼为代表的纳粹之恶,仅仅从无思的层面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无思的道德反思难以解释纳粹德国的制度之恶以及恶之代理人(艾希曼)的伦理责任,也不能探索与剖析奥斯维辛事件的真正面目,这也是阿伦特在提出平庸之恶后招致众多批评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阿伦特的平庸之恶虽然触及了纳粹制度之恶的无思的普遍性维度,但却极易遮盖道德个体行为的责任与行动,从而将道德之恶这一复杂问题简单化和平面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阿伦特对纳粹之恶的伦理反思更接近康德主义的普遍性之思,而远离了黑格尔意义上的伦理主体的责任与行动。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家赫勒和鲍曼将平庸之恶追溯至个体的道德行为及其责任的哲学反思则弥补了阿伦特无思的平庸之恶的思维缺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和推进当代伦理学有关恶的哲学探讨。     

论俄国的内在状况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民族,她没有对自治的渴求,没有对政治权利的渴望.俄国要实现她的使命,必须遵循自己的理念和要求,而不是那些与她格格不入的理论.俄国有两个方面:国家和百姓.她们之间的理想状态是:人民不干预政府的或行政的事务,给政府无限的统治自由,让政府有行动的权利和相应的法律的权力;而国家并不干预人民的生活方式.给人民以政府保护下的充分的社会和精神生活自由,让人民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和相应的言论自由.沙皇和百姓之间的正确关系一旦被恢复了,俄罗斯从苦难中就会被解救出来.     

问题解决任务中行动序列的二分类建模：单/两参数行动序列模型

行动序列作为一种典型的过程数据,可反映被试解决问题的详细步骤。鉴于行动或状态转移可区分正误,本文基于二分类Logistic建模提出两个复杂度相对较低的行动序列模型——单/两参数行动序列模型(1P-/2P-ASM);两者差异在于是否允许自由估计问题状态的区分度。通过实证研究和模拟研究对比探究两个新模型与基于多分类Logistic建模的序列作答模型(SRM)的表现。研究结果主要发现：(1)两个ASM能够获得与SRM几乎一致的问题解决能力估计值;(2)两个ASM的计算耗时明显低于SRM的;(3) 2P-ASM比1P-ASM的综合表现更优。总之,两个模型复杂度相对低的ASM均能够实现对行动序列的有效分析,有益于行动序列数据分析的落地。     

行动控制导向:行动导向和状态导向

Kuhl(1984)基于德国传统意志心理学,提出了行动控制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在行动控制上会发展成两种不同导向——行动/状态导向。在要求情境和威胁情境中,两种行动控制导向在认知、情感及行为表现上都存在差异,继而影响个体行动意向到行动的转化效用。文章重点介绍两种行动控制导向的内涵、测量及诱导方法,同时总结行动控制导向个体差异的相关研究,最后指出未来研究应重视对行动控制导向的测量、影响因素、文化差异及其在特殊岗位的选拔应用。     

马克思混淆了“劳动”与“工作”吗?——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对阿伦特批评的回应

阿伦特把劳动与工作区别开来,认为劳动的主体是奴隶,工作的主体是工匠,奴隶与技术相分离因而劳动与技术相分离,工匠与技术相结合因而工作与技术相结合。基于此,她批评马克思混淆了劳动与工作。立足于《资本论》及其手稿,本文认为马克思对劳动的阐释具有技术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双重视角。无论从哪种视角看,劳动与技术的关系不仅在概念或逻辑上而且在历史上都是相统一的,所谓无技术的劳动不过是一种幻想和虚构。因此,阿伦特对马克思的批评并不成立。一方面,她忽略了技术所具有的主体和客体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仅仅把技术同特定的主体即工匠相联系,无视技术对于劳动者和劳动过程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她无视基于权力-支配关系的劳动者的具体性和历史性,把奴隶当作劳动者的唯一存在形式,无视农民和工人作为劳动者的存在和作用。总之,阿伦特对劳动和技术及二者关系的理解是抽象的、非历史的。     

法兰克福案例与“闪烁的自由”策略

道德责任的判断和归属在人类生活中占据着一个重要的地位。但是,对于承担责任而必须满足的控制条件,理论家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设想,其中的一个核心争论涉及道德责任是否要求行动者具有可供取舍的行动方案。H.法兰克福对这个问题的否定回答激起了大量热烈的争议,不相容论者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反驳其论证,本文的目的就在于表明其中的一个论证策略(所谓的"闪烁的自由"策略)并不成功。     

公共世界之惑

熟悉阿伦特文本的读者应该不难得出以下结论,阿伦特坚持认为任何制造活动都不属于政治领域,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作为政治领域之重要观念的公共世界却又与制造活动尤其是故事讲述者的制造活动保持着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本文旨在通过对阿伦特思想中行动、制造以及世界之关系作一番分析,揭示这一鲜明矛盾背后掩盖的事实是阿伦特无法成功地将工作或曰制造排除出政治领域,我们甚至可以说,制造对于阿伦特推崇备至的公共世界而言是构成性的,作为其结果,与制造活动相伴的暴力在政治领域也就是无可避免的现象了,改变的只是其形式。     

十四、知识与行动的统一之道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是对以往过分强调思辨知识所造成的弊端之纠正;但是这一理论尚未得到很好理解.本文目的在于改进这种状况.我对行动的理解主要是戴维森式的.     

后伯林自由观:概念辨析

本文旨在对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发表后西方政治哲学中关于自由概念与观念的争论作一综合评析.本文评介了麦卡勒姆的三要素自由概念,分析了哈耶克、阿伦特以及米勒等人对自由观念的划分,以揭示自由这一复杂的政治哲学概念的多重维度及其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