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康德德福一致至善论的反思

德福一致是中外哲人探讨的千古难题,难就难在人们希望德福一致,但又缺少证明其一致的理据.康德在分析批判以往哲学家有关德福的说法的基础上,借助于神学提出他自己的至善论的解答.反思康德的这一解答能够发现康德的至善论求助于神学的原因及其逻辑上的问题,由此可以从非神学的路径,从厘清幸福概念以及存在论和目的论的视角来解答这一难题,并揭示康德至善论的理论意义.     

论康德的德福一致结构

德福一致几乎是所有伦理理论都追求的德福结构,问题的关键在于德福如何一致,即德福一致的结构是怎样的.康德的道德哲学基于人的道德性与自然性的关系、善恶原则共居的特性,将人的意志在遵循自己的义务时的道德性意向和力量概括为德性,将幸福限定在人作为自然存在者所不可避免地要追求的状态上,从而构建了德性与幸福一致的结构,即德性与配享的幸福相一致的结构.     

在幸福的途中：道德何为？道德何以为？

现代人伦理生活境况中一个重大改变在于德福之间固定的、一元决定论的关系不复存在了.于是,对于现实的幸福而言道德成为“不彻底”的规划方案:一方面,国家共同体中的幸福规划成为“被幸福”的现实;另一方面,个体化追求幸福的规划却成为“被幸福奴役”的现实.现代伦理生活中的幸福是一种“缺失感”、“不在场”的存在.这不是简单的有德无福、无德而有福的道德悖论现象的延续,而是现代德福观、德福践行模式的转变.如何克服道德规划的不彻底性,打破“在……途中”的幸福魔咒,成为重大的现代性课题.扭转道德哲学模式,一种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世方案,注定不是在终极的幸福家园中的生活,而只是在历史生活中的幸福,克服“物化”的幸福生活逻辑,改变不幸福的当下因素,过一种有伦理的幸福生活.     

康德“人性中的根本恶”与荀子“人性恶”之比较

康德认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既有“善的秉赋”也有“恶的倾向”,恶源自于质料及经验性杂多对理性的干扰,改恶迁善应当进行“思维方式上的转变”,将基于理性的道德法则置于基于质料的自爱或幸福法则之上,并以道德(宗教)信仰保证德福一致及道德律的践行.与康德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无所谓善恶不同,荀子认为“生而好利”的基于欲望的自然天性决定了人性本恶,后天“化性起伪”的方式着重于以圣人、师长为主导的礼义教化.康德偏重先验分析的自由意志与苟子着重经验教化的方式都有助于人的道德自律的形成.     

从“大德受命”到“德福一体”——中西比较视域中的早期儒家德福观

通过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德福观和早期儒家德福观的比较,我们发现中西德福观之间有着一定的相通性和具体理解上的差异性。他们都强调德福一致的道德应当性,都承认德性对幸福的优先性。但在德福一致的实现上,表现出不同的诉求。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德福一致的实现都有外在善条件和神学的最终保障,具有外在性和宗教性诉求。而先秦儒家或致力于德福一致的现实化,或时命不济而修身俟命,具有内在性和现世性诉求。董仲舒通过德福顺天、君圣合一、德福一体的正当性证成和制度性保障,使得德福一致成为天经地义的天意,而按天意安排的人间正义秩序,必然是一个德福一致的有道社会。董仲舒德福一体观,把德福一致从天上拉回人间,把先秦儒家的修身俟命落实到当下现实,标志着早期儒学德福观发展的成熟。     

德福配享作为一种道德信仰 ——简评王海明先生的德福观

德行都应该配享幸福,这是人类一种素朴而普遍的公义愿望诉求和道德信仰.在本质上道德与幸福是两种价值,二者本无必然之因果关联.根据王海明的分析,道德只是实现幸福的“正相关要素”之一.所以,德福一致并不取决于德行一维.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根本上也不取决于个体或社会群体的德福一致和德福背离的次数比例.但社会的道德向善选择却需要德福配享作为内在的信念支撑.德福配享,本质是人类社会建立良好的道德秩序不可或缺的一种道德信仰.     

试析康德“不可见的时间”之理论困境

康德的时间观对西方现当代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后者的时间理论不得不回应前者所提出的问题。利科在《时间与叙事》中,让胡塞尔与康德的时间观相“对质”,称胡塞尔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的“时间观”为“直觉的时间”,而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时间观”为“不可见的时间”(参见Ricoeur,1985,p.37),并以此作为他对西方哲学传统时间理论进行批判性考察的一个重要阶段。本文将主要循着利科在《时间与叙事》中之有益提示,通过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感性论”与“原理分析论”部分之相关文本的具体分析,以呈现出康德“不可见…     

我们怎样才能幸福:康德与今天的中国——艾伦·伍德教授访谈录

当代中国,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价值系统却遭遇了迷惑乃至混乱。对于很多已经不同程度上富裕起来的当代中国人来说,今天我们怎样才能感觉到幸福?或者问得更直接一些:有了钱以后为什么还是感觉不到幸福?我们为什么还需要道德?我们该有怎样的信仰?两百多年前(后世称之为"理性时代"),德国哲学家康德针对当时欧洲遭遇的信仰迷局予以了系统的哲学反思。重温康德关于幸福、道德和理性的论述,对于遭受类似精神危机的当代中国人而言,无疑是适切的而且及时的。就此,华东师范大学李明洁教授采访了康德专家艾伦·伍德(Allen W.Wood)教授。伍德教授是欧美德国形上哲学和康德研究的一流学者。曾先后任教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现任印第安纳大学哲学系讲席教授和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是剑桥版《康德全集》的编辑和其中多卷英文版的译者。代表作包括《康德的道德宗教》(1970)、《康德的理性神学》(1978)、《卡尔·马克思》(1981,2004年第2版)、《黑格尔伦理学思想》(1990)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2014)等。     

追寻“客观目的”——论康德义务论伦理学中的诸目的概念

康德伦理学经常被视为义务论伦理学的典范，但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对其作出部分或整体的目的论解读。本文尝试通过考察康德论著中出现的各种目的概念以及与目的相关的概念，追究康德伦理学究竟是义务论的还是目的论的伦理学。康德的“目的自身”“目的王国”“同时是义务的目的”以及“至善”“终极目的”等一系列概念的展开都围绕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何为客观目的。但基于对一切主观目的之客观必然性的否定，康德对客观目的的追问最终转换为对使主观目的得以可能的规范性条件的追问。他所给出的两种不同答案其实都是规范性主张的表达：一是理性存在者作为目的自身具有独立的价值(从而作为客观目的);二是“同时是义务的目的”包括自己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前者确立了理性存在者之间不能仅仅将彼此当作手段而必须同时当作目的的限制性条件，是一种消极义务；后者奠基于谋求德福一致的至善理念，是一种积极义务的要求。康德对这两种义务的论证采取的都是义务论的进路。     

1981年《第五届国际康德大会论文集》(两卷本)目录

D.H.Chandier张康德对<纯粹理性批判》中“认之为真”(“F让rwahrhalten,,)的说明》 0.A.Johnson《怀疑主义与理性的面貌》 G.Sch6nrich、作为先验论证问题的绝对规则概念》 w.Schwarz《康德—早安或晚安了先验哲学之科学的特点与命运》 第九部分《纯粹理性批判》的有关问题I G.Bilek《论理性批判的可能性问题》 Ch.A.Corr《<纯粹理性批判》和<导论)的关系》 N.Fischer《上帝的存在和作为肯定的存在·论康德的形而上学批判的结果》 W.HOgrebe《作出论断的原初乐趣》 D. Long《<批判,与康德体系的完成》 R.Maliandi《从理性的困境…     

康德对感性论的变革——一种存在论阐释的尝试

通过为知识奠基,为自由辩护,康德不仅成就了其伟大的思想,也对历史与现实产生了同样伟大的影响。他为知识奠基的工作既为科学确立了基础,也揭示了科学的内在有限性,迄今警醒着人类既要尊重科学,又要避免陷入科学至上的盲目与狂妄。而他为自由的辩护,不仅为一切公正法则奠定了基础,而且确立了每个人类个体不可让渡的基本权利,从而一直召唤并仍将召唤人类个体对配享幸福的权利与尊严的觉悟与追求。今年适逢康德逝世200周年,本刊先后发表了《康德历史哲学:“第四批判” 和自由感》(邓晓芒)、《道德敬畏与价值判断》(谢地坤)、《康德的“图式”概念及其在当代英美哲学中的演变》(江怡)以及《康德对感性论的变革》(黄裕生)等文,以纪念这位仍照亮人类心灵的伟大哲人。     

我们应该如何研究《圆善论》

牟宗三对《圆善论》非常看重,认为该书借助儒家思想已经解决了康德未能解决的圆善问题。但这部著作不仅未能真正解决这一难题,在某些重要理论环节,特别是幸福的两种不同性质上,还存在着一定的混乱,其学术地位是有待讨论的。牟宗三有此失误的根本原因,是他以存有论说明圆善问题的特殊思路。这一思路决定牟宗三未能看到幸福主要不是存有论赋予的,而是道德要求得到满足的结果,而且不明白儒家纵然对德福关系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这一看法也极有价值,但并不能真正解决康德意义的圆善问题。出于对牟宗三的尊重,人们往往不能发现这些不足,即使或有发现,也未能正视并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非常可惜的。     

评《康德哲学中的行为原则》一书

康德既没有在他的道德哲学中,也没有在他的《人本学》中,“提出过一种详细的理性的行为哲学”,这是近现代有关康德的文献一向感到遗憾的事情。放在我们面前的F.考尔巴赫的这本全面解释康德的书的标题,却一下子就使我们感到不胜惊讶,因为它谈的竟完全是康德哲学中的“行为原则”问题。多年来他发表了一大批论康德哲学的书籍和文章,这些著作不但证明了他是最杰出的康德解释者之一,也证明了他是一个最坚持己见的人。当然他也知道,康德本人“并没有很明显地使行动的概念成为他的哲学的论题”。然而康德哲学的“论述”却贯穿着“能交织出一种行为理论的线索”;他甚至认为     

对哲学使命的一点思考

在哲学史上,许多著名哲学家都意识到哲学的使命是把握真善美。例如,在西欧哲学发展史上,就有这样一个渊源流长的优良传统,其间最典型的有康德和黑格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主要讲“真”,《实践理性批判》主要讲“善”,《判断力批判》则主要讲“美”。黑格尔在《逻辑学》、《法哲学》、《美学》等著作中,也力图用真善美     

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德福之辩

德福之辩是贯穿古今中外的一个恒久课题。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德福之辩有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不同的学派和学者对于道德和幸福的关系有着不同的见解,并试图对德福相悖问题做出圆满的解释,由此形成了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德福观。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对于道德与幸福的探究存在着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和基督教的德福思想,表现出三种不同的德福观。当代西方伦理学者也不断深入探究道德与幸福之间的关系,理论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面向,表现出一些现代性特征。虽然中国伦理思想与西方伦理思想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甚至是冲突,但在德福问题上可以形成对话和商谈。     

黑格尔对道德的批判

黑格尔的伦理思想以他关于“道德法”和“伦理法”的区分以及对康德道德理论的批判而著名.本文的作者Mlen W.伍德从黑格尔早期关于道德问题的思考切入,以《自然法论文》、《精神现象学》以及《法哲学原理》为主要文本,较为系统地阐发了黑格尔对道德的批判.作者认为,黑格尔虽然批判了道德观点的空洞性、抽象性,但是赞同道德是伦理生活的一个方面和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于黑格尔而言,道德不是形而上学的假设,它要在伦理生活中获得实现.黑格尔与康德的伦理思想并不完全对立,他们共享着同样的伦理价值、理性自治,只是黑格尔试图在康德伦理思想的基础上使道德走出主观性的应该、把伦理价值与社会和历史现实联系起来.     

“道德形上学”中的“圆善”证成工夫与境界析论

“圆善”问题是康德和牟宗三共同关注的话题。不同于康德以“设准”达至信仰的解决路径，牟宗三以建构“道德形上学”的方式、通过工夫修养之“呈现”来体验道的形上本体，无疑是一创新。经过牟宗三的吸收与创造性转化，其所谓“道德形上学”与“圆善”能否实现康德意义的“德福一致”,似仍有较大讨论空间。本文拟在前贤所论基础之上，对此问题尝试做一些补充性说明，从牟先生“道德形上学”中的“横摄”等义中拓展出“横向”“横摄”与“横讲”三种工夫路径与方法；并从“境界形态形上学”与“实有形态形上学”合一出发，进一步挖掘“道德形上学”中可能蕴藏的境界、工夫说在解决“圆善”问题上所具有的理论潜力。     

《康德实践哲学》中译本已出版

《康德实践哲学》是日本研究西方哲学的著名学者安倍能成的一部重要著作。于凤梧、王宏文二同志把它翻译成中文,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康德实践哲学》简要地介绍了康德的伦理道德思想。该书包括“前篇”和“后篇”两大部分。前篇为     

康德伦理学如何可以接纳对功利的考量

一般认为,康德的道义论伦理学不接受基于幸福概念的关于功利的后果论考量。但是,R.M.Hare说:“康德本来可以是一个功利论者”, 因为“他的形式化的理论确实能被解释为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他———甚至可能要求他———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功利主义者”。(Hare) 我并不认为, Hare关于康德的道德哲学会要求他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功利论者这个论点是正确的。但是, 我也不认为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要求我们在具体的道德抉择中拒斥功利考量。在这篇文章里, 我将证明, 我对康德伦理学的这种解释与康德总体上的实践理性概念相符合。一、康德的形式主义及…     

“实用人类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康德式道德学说?——“施莱尔马赫两难”的新解决方案

施莱尔马赫对《实用人类学》提出一个经典批评：康德的道德哲学与人类学在批判体系内无法兼具，否则与批判哲学的原则冲突。学界称之为“施莱尔马赫两难”。康德将实用命令式称为假言命令式，与作为道德命令式的定言命令式相对。这使得“从实用观点来看”的人类学能否与康德式道德学说相容成为争议焦点。细致辨析康德的建筑术则可以提供一个全新的替代方案：实用命令式是选言而不是假言的。这个方案通过解决“实用的”之归属难题，将《实用人类学》的批判性基础更清晰地定位于判断力，指明了实用人类学既相关于道德又相关于经验，并且不会在康德批判体系中产生矛盾，因此是回应“施莱尔马赫两难”的更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