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理学范畴系统》

近年来,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中,人们已经重视了对中国哲学史范畴的研究。然而,从总体上看,这项研究工作的开展还不是很理想,有些论著还只停留在对范畴的产生及其涵义的一般探讨水平上,没有去认真揭示中国哲学范畴发展的逻辑体系,进而从范畴发展史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思维的特征和规律。现在,值得我们高兴的是蒙培元同志的新著——《理学范畴系统》出版     

论香港近代思想家胡礼垣的哲学观点

为开创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新局面,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要向新的高度、深度和广度发展,是我们的重要任务。这里所谓高度,是指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更加科学;所谓深度,是指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找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和规律;所谓广度,是指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诸如历史哲学、哲学范畴发展史、辩证法思想发展史、认识论发展史、中国主要哲学思潮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新人物的哲学思想的挖掘和研究,等等。下面,我们发表丁宝兰同志的《论香港近代思想家胡礼垣的哲学观点》、衷尔钜同志的《吴廷翰及其哲学思想》两篇论文,就是探讨新人物的哲学思想的文章。我们企望今年能有更多的具有新的高度、深度和广度的好论文同读者见面。     

一部开拓性的学术著作——评《中国哲学范畴史》

<正> 葛荣晋同志的新著《中国哲学范畴史》已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荣获第二届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我认为,用中华民族理论思维发展的规律和经验教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的历史责任。而要科学地揭示和总结中华民族理论思维发展的规律和经验教训,就必须注重研究中国哲学固有的范畴体系。作为中华民族认识史的中国哲学史,是通过一系列概念和范畴的演进表现出来的。哲学范畴,既是不同哲学体系之间的纽带,又是标志人们认识水平的尺度。     

对于《哲学史工作中的一种极有害的方法》一文的答复

本刊上期学术评论栏发表了东方明所写《哲学史工作中的一种极有害的方法》,其中不指名地批评了李景春《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续一)一书。发表后,我们接到了李景春的反批评的文章,作者要求东方明答复,并要求尽速予以发表。我们将这篇文章转给了东方明,他立即写了答复。现在把李景春反批评文章和东方明的答复,一同发表在这里。我们建议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同志,就这个问题(可不限于《周易》的研究),从哲学史方法论上加以讨论;并且希望,通过这一讨论,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方法上,获得积极的成果。本刊愿意为此提供篇幅。     

本质的分歧在哪里?

本刊上期学术评论栏发表了东方明所写《哲学史工作中的一种极有害的方法》,其中不指名地批评了李景春《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续一)一书。发表后,我们接到了李景春的反批评的文章,作者要求东方明答复,并要求尽速予以发表。我们将这篇文章转给了东方明,他立即写了答复。现在把李景春反批评文章和东方明的答复,一同发表在这里。我们建议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同志,就这个问题(可不限于《周易》的研究),从哲学史方法论上加以讨论;并且希望,通过这一讨论,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方法上,获得积极的成果。本刊愿意为此提供篇幅。     

《易大传》与《老子》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兼与陈鼓应先生商榷

一陈鼓应先生在《<易传·系辞>所受老子思想的影响》一文(载《哲学研究》1989年第1期)中说:“《老子》这本书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有系统地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及独特的人生观。其自然观的形成,可上溯《易经》而下启《易传》,并成为《易传》哲学思想的主要骨干。”又说:“老子哲学与《易传·系辞》的内在联系,表现在两个最重要的方面:就其哲学内涵来说,是天道观;就其思维方式来说,是辩证法思想。而这两个哲学领域中的重要部分,在孔子学派那里是一个空白。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就严格哲学观点而言,《易传·系辞》是较近于道家系统的著作。”陈先生特别强调《易大传》在宇宙观和方法论这哲学的两个重要方面较近于道家系统,但是接下来并未做深入的论证,只是在哲学范畴、概念和命题上将《易大传》与老子思     

试论张载的“两一”范畴

“两”与“一”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既古老而又重要的辩证法范畴。它贯穿于中国哲学史的始终，许多哲学家都对两、一之间的关系作了论证和阐释。宋代著名的理学家张载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对两、一范畴的内涵以及两、一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作了较前人更为深刻的阐发，对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并对后人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研究张载关于两、一范畴的理论，不仅有利于准确地把握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特征，从而更好地继承中国古代哲学优秀传统的宝贵遗产，而且也有利于科学地界定张载在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史上的地位…     

关于苏联哲学史科学发展的阶段問題

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约夫楚克是六卷本《哲学史》(现已全部出版)的主编之一,近年来他曾写过几篇关于哲学史方法论、哲学史分期的文章,这篇文章则专门谈论哲学史科学在苏联发展的阶段问题。作者把苏联的哲学史科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文章分别阐述了这三个时期的哲学史研究工作。整篇文章贯穿着明显的修正主义观点。作者的主要意图之一,就是想把哲学史变成为一门纯客观的、非阶级性的科学。作者在论述苏联哲学史科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时,大肆攻击斯大林,列举了他在哲学史问题上的一系列“罪状”,说他“片面地有时甚至虚无主义地对待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说他在评价德国古典哲学和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作用上犯了严重错误,说他毫无根据地批评了恩格斯的一些著作,等等。他们认为日丹诺夫在1947年的哲学讨论会上关于哲学史的对象的定义的提法是“片面的”,“没有揭示出哲学史过程的认识本质,也没有赋予哲学史中的继承性以应有的意义”,说日丹诺夫的定义会“引起对一些唯心主义思想家在哲学史上的作用估计过低”。作者认为,在现代的哲学史方面的著作中,主要是研究哲学学说、体系和思想家的观点,这在哲学史研究的第一阶段上是必要的,第二阶段则应当研究哲学问题本身的产生和发展及其解决,研究哲学范畴和概念发展的历史。这样,他们就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对立世界观的阶级斗争从哲学史中抽掉了,把哲学史变成只研究哲学范畴和概念发展的历史了。鲍格丹诺夫是哲学副博士、苏联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夫楚克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哲学博士。     

天人简论——人与自然

这里我们发表一篇张岱年同志于1948年撰写的论文《天人简论——人与自然》。张岱年同志是我国著名学者,早在三十年代即从事哲学与哲学史的研究,对中国哲学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张岱年同志在后记中称《天人简论》一文是他“四十岁以前思想的总纲”,“力图把现代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以及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天人简论》可以说是这样一种尝试的产物。这篇论文虽写作于近四十年前,但对于当前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以及发扬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遗产,依然有着借鉴作用。     

世界的根本规律到底是什么? ——与乌杰同志商榷

乌杰同志在《系统辩证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下引只标页码)一书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哲学——系统辩证论”(第32页)。他说,他创造的这个“系统辩证论综合发展了唯物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社会辩证法、思维辩证法的一系列的哲学范畴而形成自己的哲学范畴,并按其内在联系组成新的科学体系”,它“既是一般世界观,又是一般方法论、认识论、价     

科学范畴与哲学范畴

自然科学是哲学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推动哲学发展的革命力量。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有一个新发展,合乎时代的需要,就必须研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由于“自然科学的成果是概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90页),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科学概念与哲学概念,即科学范畴与哲学范畴及其有关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对发挥科学和哲学范畴的方法论功能,以及推动科学和哲学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宏大的画面 精细的刻划——读《中国辩证法史稿》(第一卷)

中外哲学史界公认,中国是一个辩证法思想最丰富的文明古国。可是,恰恰在中国哲学的这一最丰富的领域最缺乏详尽、系统与深入的辨析和研究。今天,我们终于可以谈到由肖萐父任总编的多卷本《中国辩证法史稿》(以下简称《史稿》)的第一卷(本卷由李德永教授任主编),这不能不感到特别高兴。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近代化——胡适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关于哲学史方法论问题,我刊在50年代中到60年代初,曾展开长时间的讨论。那次讨论,强调了哲学史研究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实事求是”、“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这对哲学史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但近年来,我们的哲学史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否定民族哲学与文化的优良传统;只重视思想研究而忽视其社会历史背景的探讨;把现代哲学和科技文化的新成果、新理论,都说成是“《周易》早已有之”、“《周易》早已说尽”等等倾向。在如何处理中外哲学文化关系问题上,在如何处理哲学史与原理、哲学史与现实、哲学史与其他学科等关系问题上,也有值得改进之处。这说明我们的哲学史研究的目的、方向和方法仍存在不少问题。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要求哲学史研究工作要有新的突破,而哲学史的研究要有新的突破,必先解决研究的目的和方法问题。为此,我们开辟“哲学史方法论研究”栏目,希望对这一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     

中国哲学“知”范畴理论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

本文对中国哲学认识论的核心范畴──“知”的理论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作 了论述，并指出“知”范畴的理论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发展，具有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结合，主体与 客体既对立又结合，认识论与道德论相结合，认识论与本体论相结合，知行统一、认识与实践（实 行、践履）相结合等特点。这既体现了中国哲学及其认识论的特征，同时也包含了一些反映人类认 识发展规律的共同的思想内容。     

天津中哲史学会老子哲学思想讨论纪要

6月2日、4日天津市中国哲学史学会召开了老子哲学思想讨论会。会上发表了七篇论文。杨柳桥同志首先根据他研究《周易》和《老子》多年的经验,把《周易》和《老子》进行对比,分析了老子哲学的性质和范畴。他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代的太史儋,《老子》哲学思想的形成应该是在《易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秦易家认为“道”(“易”的发展过程)是发生在天地、阴阳生成之后的,“易”有“简易”、“反易”、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编者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探讨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发展过程及其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意义和影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内外这方面的研究，可说是著述层出不尽，观点众说纷法。例如，马克思早期思想在马克思哲学历史观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意义及其与现代某些思想流派的思想联系问题，就是争议已久的问题。从本专栏发表的如下两篇论文中可以看出，分歧仍然是很明显的。我们希望尽可能给各种有代表性的意见以发表的机会，通过正常的争鸣来解决这类分歧。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是在研究之后才谈论的”。然而，究竟…     

“仇必仇到底”究竟是谁家之哲学?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书中说：“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张载把辩证法的规律归纳为四句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四句话中的前三句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也同意的,但第四句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这样说了。它怎么说呢？我还没有看到现成的话可以引用。照我的推测,它可能会说：‘仇必仇到底。”’方克立先生认为,冯先生这个论点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至少是一种误解”。（参见《哲学研究）1987年第12期《全面评价冯友兰）一文）蔡仲德先生则认为,冯先生此论点对于马克思主义“既非误解,更非歪曲…     

建国以来孟子研究回顾

孟子及其思想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哲学史界的重要领域。为了使孟子学术研究在目前新的环境中深入和稳步地发展,有必要对建国以来的研究状况作一总结和回顾。第一时期 (50年代——60年代前半期)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原则和阶级分析方法等为指导,对孟子思想重新进行分析、评价,是这一时期孟子研究的特征。任继愈发表于1956年第18期《中国青年》杂志的《孟子》,大概是建国以后对于孟子及其思想的最早的系统评介。文章认为,孟子贵王贱霸的政治主张,其目的虽在于减轻人民的痛苦和缓和阶级矛盾,但却不符合当时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因而不为社会所用;“劳心劳力”所包含的社会分     

德国哲学二十年(上)

一、纯理论研究倾向1.重视哲学范畴史的研究。范畴史的研究是哲学和哲学史研究深入的重要标志。德国哲学界在此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不仅有专门的范畴史研究杂志 ,还出版了多套多卷本的范畴史、概念史和问题史著作 ,如《哲学基本概念手册》(6卷 )、《哲学的历史辞典》(12卷 )     

柏拉图“理念论”辨正──再论哲学的价值课题

这里所谓“再论”,是相应于已发表的拙文《康德哲学辨正》（载《哲学研究》1994年第4期）而言的。同是借着西方哲学史的话题对过分逻辑化或认识论化了的哲学思维作一种反省,本文更多地把意趣寓托于对“理念”的某种真际的抉发,而无意一一驳法关于柏拉图哲学的其他种种理解。一、“理念论”的初衷在柏拉图的“理念”被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和不少学者的著述一次又一次作为“共相”的绝对化作了批判后,这里试图对被批判的对象作另一种分辨。问题当然不在于对哲学史上这一著名范畴更多地赞誉还是更多地责备,而在于这一范畴的品评者们是否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