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权的限度与自由的现实化——论马克思在财产权批判传统中的历史定位及其理论特质

自由意识的觉醒使财产权成为现代政治筹划及其实践的核心，但是财产权的政治实践造成了自由的自我逆反，现代自由沦为空洞的形式。财产权批判传统旨在揭示“自由-财产权”范式的逻辑悖论，重解“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卢梭和黑格尔分别从道德政治和伦理政治层面揭示财产权的限度并重构自由主义方案，但是他们的理论筹划在市民社会不断崛起的现实面前遭致破产。马克思把财产权批判传统推向社会生产关系的纵深层面，通过分析和评判生产关系来揭示现代财产关系的历史限度及其自由悖论，并在否定性的历史辩证法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为自由的现实化指明了新的方向。     

马克思视野中的政治正当性论证——从“商品语言”到“政治语言”

马克思在"价值形式"的演变中对"货币之谜"的批判性考察,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拜物教"的秘密,而且确立了科学的"货币"观。如果能将马克思的"商品语言"转述为"政治语言",将马克思破解"货币之谜"的方法切入近代以来的"政治正当性"论题,则不仅可以确立科学的"权力观",还能揭示洛克、霍布斯与卢梭以来社会契约论的演进逻辑,真正彰显出马克思哲学的政治指向与当代价值。     

罗尔斯“正义论”视野下的财产权

罗尔斯的"正义论"区别了公法意义上的财产权和私法意义上的财产权。前者属于基本自由,系第一个正义原则调节的范畴;后者则归属第二个正义原则调节。与洛克的财产权理论不同,罗尔斯将私法上的财产权与政治自由相分离,否定了其自然权利性质,使其回归分配制度建构的本来面目。罗尔斯的财产权理论不仅为"所有权社会化"提供了哲学基础,而且为私法提示了一种全新的财产权伦理观。     

自然与契约的彼岸——黑格尔“抽象法”中的人格财产权概念

一种理想的财产权理论,应当既可以充分地尊重私人财产权,以便维护个体自由;又可以考虑到财产在不同个体之间的分配,从而适当地兼顾社会平等。洛克等人所代表的自然(劳动)财产权立场强调了自由而忽视了平等;与之相反,费希特等人所代表的契约财产权立场则强调了平等而忽视了自由。针对上述困境,黑格尔试图依据"普遍人格"概念,构想出一种全新的人格财产权理论。它一方面借助普遍人格的"自我决定"能力,证成个体占有对象、确立排他性财产权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依靠普遍人格的"主体间性"特征,阐明将他者纳入考虑、与他者分享财产的重要性,较好地兼顾了自由和平等两个方面,在自然权利与契约权利之外,开出了第三条道路。     

洛克的自然权利说

在洛克的政治哲学中,自然权利说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他的自然权利说内蕴于他的自然法理论之中。洛克的自然法理论有着很深的自然法传统的因素,而与霍布斯的相关理论既有继承又有重大区别。他的自然权利说既有对传统思想的继承,也有自己的创新,尤其是表现在他对财产权的论述中。在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论题上,洛克将保护人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自然权利论贯穿到底,合乎逻辑地回答了政治权威存在的功能问题。     

财产权批判与正义——马克思对黑格尔正义观的批判与超越

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是现代性法权正义的核心内涵。黑格尔的思辨法哲学不仅剖析了财产权的形而上学基础,而且以"生命的权利"和"贱民的反抗"向财产权的合法性发起挑战。黑格尔的挑战揭示了法权正义的内在缺陷,构建了批判和超越法权正义的国家哲学进路。马克思以财产权批判切入法权正义批判的理论视角受到黑格尔的影响,但在批判重心上实现了从"权利"到"资本"的转换。通过把财产权批判诉诸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马克思得以透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剖析法权正义的社会存在基础,开启了在资本批判中批判和超越法权正义的逻辑进路。     

在罗尔斯和诺齐克之间——略论洛克财产理论的当代位阶

洛克在《政府论》中通过区分"自然状态"和"政治社会",指明了证成个人财产权的一系列约束条件。诺齐克自认为是洛克思想的继承者,却在弱化前者约束条件的基础上,以"弱的约束"方式与其分道扬镳,转而支持一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相反,罗尔斯体认到实质平等之重要意义,支持一种比洛克更平等的分配方案。比较之下,洛克、诺齐克与罗尔斯三人的财产权论述彰显出对"自我所有权"的不同信守。诺齐克坚持"完全"的自我所有权,罗尔斯对"自我所有权"存而不论,而洛克允执其中,坚持一种"敏于事实"的自我所有权。这意味着在当代政治哲学视域中,洛克的财产理论既不是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式的,也不是罗尔斯的自由平等主义式的,而是锚定在二人之间。     

慈善:德性抑或权利——洛克的视角

在洛克研究的"宗教转向"中,财产权问题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洛克的财产权理论中蕴含着体现平等主义的慈善思想。在他那里,个人不仅有自我保存的对上帝的义务,而且还有使他人得以保存的慈善的义务。洛克的宗教背景使他的慈善思想非常接近于托马斯主义。他的慈善并不是外在的行为,而是人的一种德性,其基本含义有两点,一是"爱",二是"宽容"。洛克的慈善在一定的条件下性质会发生变化,从仅仅是内在的道德上的品格转化为一种外在的法律上的权利。洛克的慈善的性质可以转化的观点显著地改变了他的财产权理论的面貌,使他同现代自由主义者区别开来。但是,洛克并没有把慈善看作一种高于财产权的权利,如果说他的理论中存在"慈善权"的话,也仅仅指的是人的生存的权利。     

黑格尔对康德财产权思想的批判与重建——从抽象道德法则到伦理实体规则

康德以财产权利为基础,构建了一套关于自由意志的道德法体系.他的权利理论为政治国家的合法性提供了先验的形式依据.黑格尔认为,康德的财产权思想完全局限于道德,具有抽象主观性的缺陷.在黑格尔看来,财产权指向实际的占有,自由意志最终要在伦理实体而不是道德法领域得到实现.现实的自由要求个人拥有将自己的意志置于任何事物中的人格权利,并且作为财产的所有人与其他自由的个体相联系.因此,财产权原则必须具有更加实质的含义,而且只有理性国家才是实现了人格自由的最高伦理实体.黑格尔财产权思想中对私有制度以及契约论国家观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他所理解的财产权却囿于精神领域.     

哈贝马斯关于卢梭人民主权思想的再阐释

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上,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与以卢梭为代表的共和主义是一道双峰对峙的亮丽风景.罗尔斯通过复活古典契约论的传统,重新焕发了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生命力.然而,卢梭的共和主义思想即人民主权论中所具体的专制主义倾向,则使得他的思想长期以来遭到人们的否认.人们认为,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卢梭的重要性在于他所提出的整体主义和集权主义思想.而哈贝马斯依据现代政治的发展,以话语商谈理论阐释卢梭的人民主权论思想,使其重新成为现代民主正义的重要资源.这是哈贝马斯对当代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马克思对洛克财产权理论的透视与批判

洛克财产权理论为后世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辩护奠定了劳动原则与个人所有原则。从表面上看,洛克财产权理论的两大原则与马克思劳动理论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事实上,马克思通过以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和以占有他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区分,证明了洛克的劳动原则无法成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正当性依据;并根据商品所有权规律向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转化,揭示自由主义在为资本主义所有制辩护时陷入劳动幻象的根源与机制。同时,马克思在劳动力商品化的分析中通过描述劳动者与劳动力分离的历史过程,对洛克自我所有原则进行前提性批判,即人与人格的区分是自我所有原则的前提,而人与人格的区分是历史的产物,而非自然法的前提。     

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的历史过渡:从圣经的观点看

众所周知,17—18世纪政治哲学的主要派别是"社会契约论",其主要版本依次为霍布斯的、斯宾诺莎的、洛克的以及卢梭的。所有这些版本都设定了"自然状态"、"自然人"、"自然法"或"自然权利"等概念的优先性,从这些概念的意义出发来推导论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威的正当性和合法     

理论逻辑与问题意识:马克思的国家观革命

黑格尔在批判地继承了契约主义与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基础上,认为只有代表特殊利益的市民社会上升为代表普遍利益的政治国家才能克服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矛盾。早期马克思停留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分离的语境中,并借用费尔巴哈的思想提出了对黑格尔方案的批判,但仍没有找到解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裂的现实道路。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所揭示的"政治国家复归于社会"的思想从根本上解决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裂的难题,实现了国家观的革命。     

论张君劢对政治正当性论证的双重路径

张君劢以中国传统家国天下及注重人格尊严等思想为其思想"前见",在理论上选择性地吸收了洛克、卢梭、康德等思想家的人民主权、天赋人权及自由意志等思想,从批判专制政治开始对民主政治进行反向的证成;对人民主权——最高政治权力应来源于人民的同意与授权和宪政自由——政治权力行使应该受到宪法的制约、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两个最基本的问题,进行了基于权利论与功利论的双重路径的论证。     

青年马克思的现代社会批判及其理论效应

在马克思法哲学批判时期的著作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表征现代社会的两个概念。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关于现代社会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为特征的思想,从两个方面对现代社会展开了批判性分析。一方面,政治解放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分立,使现代人分裂为双重身份并处于双重组织之中,而政治国家也随之陷入双重悖论;另一方面,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也具有一致性,即政治国家沦为维护市民社会的私利的附属物,其结果是市民社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逐渐宗教化。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突破现代社会困境的“和解方案”并初步建构了其未来社会理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提出“真正的民主制”,但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以“社会力量”替代它。就超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以实现人的类本质而言,“社会力量”与“真正的民主制”具有共同的理论主题,两者的差异在于,后者的核心要义为市民社会通过不受限制的普选制“变体”为政治社会,而前者则强调无产阶级通过变革市民社会、消除私有财产的方式走向人类社会。青年马克思的现代社会批判在其思想发展中产生了重大的理论效应：一是使马克思切入近代政治哲学的问题域,开创了新的政治哲学传统;二是促使马克思...     

“社会共和论”——共和传统中的马克思政治哲学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可归入共和传统。马克思认为"政治共和"仅实现了政治国家的解放,由于市民社会内部"私人的等级"的存在,人依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只有扬弃和超越"政治共和",实现"社会共和"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人的解放。当社会完成了内部的"社会解放"和外部的"社会的解放",人类共同体将演进到马克思理想中"社会共和国"的应然状态。     

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从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发端,经由批判政治国家、批判市民社会以及扬弃市民社会这三个主要理论发展阶段,逐步成为奠定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础。从《莱茵报》时期到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早期马克思是一位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支持者,使用的是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框架。而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通过"人的解放"思想构建了一个对市民社会批判的一元框架,并最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市民社会将会被真正的共同体所扬弃的观点,完成了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唯物史观建构。     

马克思视域中的哲学与时代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作为马克思揭示哲学与时代关联的基本命题,从其提出的源初语境和基本内涵而言,是完全从属于黑格尔哲学的。但从独立和成熟时期马克思的整体思想视域出发,我们会发现:一方面,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重新揭示了黑格尔以概念思辨方式所把握到的西方社会历史演进中的实体性内容,正是这一点让许多解读者仍将马克思哲学仅仅看作黑格尔哲学的世俗翻版或简单颠倒;另一方面,在马克思决定性超出黑格尔哲学的地方,在真正揭示人类社会"史前史"时期的感性活动基础和"未来社会"前景的地方,曾经高度评价最终仍然深度误解马克思的海德格尔,是一个更为合适的对话者。换言之,以黑格尔和海德格尔为参照系,深入理解马克思关于哲学与时代关系的基本思想,是我们在当代语境中重新解读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对我们自身的历史处境和时代精神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准备。     

“伦理正义”的解释力 ——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思想背景和可能视角

"伦理正义"是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思想背景和可能视角。所谓"伦理正义",是肇始于古典政治哲学的一种正义理解。与"法权正义"基于个体权利追问平等优先还是自由优先的理论争执不同,"伦理正义"以个体德行与公共善的一致为前提,主张个体自由与共同体自由的实践统一。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思辨把握,揭示了"法权正义"的个体与共同体分裂的二元结构及其困境,探索了以"伦理正义"超越"法权正义"的国家哲学路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指认了"法权正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耦合关系,阐释了从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复归的人类解放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法权正义"的根本批判,回答了在现代社会重构"伦理正义"何以可能的问题。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来源与变革逻辑

马克思政治哲学具有与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及其现代西方政治哲学所间离的思想特质和理论建构。从古希腊"人是政治动物"的启示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在卢梭对私有制的批判基础上,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概念阐明工人的解放包含人的普遍解放;与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市民社会的论战中,马克思论证了古代公社的政治价值;在对空想主义体系的批判上,马克思以巴黎公社的经验为基础,确立了未来社会组织形式即现代公社的原则和方法,走出一条可实践的人的解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