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一点思考

从五十年代以来，我国因受苏联日丹诺夫《在西方哲学史讨论会的讲话》的影响，哲学史研究都强调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七十年代之初更强调两军对战。从历史事实来看，无论中外，哲学中确实存在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学派及其斗争。但是，哲学史的全部内容是否可以完备无遗地归结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呢？从现象来看，哲学史确实有人自称既非唯心主义又非唯物主义的思想家，现代更多这样的人，过去我们一概将其划归唯心主义，或称之为变相的唯心主义，是否完全恰当呢？这个问题是个当下值得讨论的问题。     

论冯契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

作为哲学史家的冯契先生,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杰出代表之一。冯契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逻辑结构的开发、基本精神的新思两个方面简要展示冯先生的理论贡献。逻辑结构的开发在以往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即把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兴奋点主要集中在“对子”结构上,整个中国哲学史几乎被描绘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突出强调了哲学中的党性原则以及哲学与经济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联系。“文革”之后,不少学者逐步摆脱“左”的思维方式的限定,他们以黑格尔、…     

试论哲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

在多年从事欧洲哲学史的研究过程中,我们深感有必要明确地强调一种观点,即哲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以作为方法推进我们所从事的欧洲哲学史的研究。本文即试图论述这种观点的提出、内涵和意义。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近代化——胡适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关于哲学史方法论问题,我刊在50年代中到60年代初,曾展开长时间的讨论。那次讨论,强调了哲学史研究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实事求是”、“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这对哲学史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但近年来,我们的哲学史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否定民族哲学与文化的优良传统;只重视思想研究而忽视其社会历史背景的探讨;把现代哲学和科技文化的新成果、新理论,都说成是“《周易》早已有之”、“《周易》早已说尽”等等倾向。在如何处理中外哲学文化关系问题上,在如何处理哲学史与原理、哲学史与现实、哲学史与其他学科等关系问题上,也有值得改进之处。这说明我们的哲学史研究的目的、方向和方法仍存在不少问题。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要求哲学史研究工作要有新的突破,而哲学史的研究要有新的突破,必先解决研究的目的和方法问题。为此,我们开辟“哲学史方法论研究”栏目,希望对这一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     

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任继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思想,完成了对中国哲学史的系统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他从"认识史"和"斗争史"的角度理解中国哲学史,从唯物辩证法角度揭示了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规律。任继愈将宗教史视野引入中国哲学史研究,提出了"儒学是宗教"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开展中国哲学史范畴的研究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也面临一个如何开创新局面的问题。近几年来,中国哲学史界正在积极探索新的研究途径和方法,开始注意到把哲学史作为认识史来研究这样一个新的研究角度或研究途径。我们认为,这一点很值得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的探讨,而更重要的是如何切实地付诸研究工作的实践。 其实,把哲学史作为认识史来研究,即从认识发展史的角度去研究哲学史,在原则上并不是现在提出来的新思想,不过对于中国哲学史来说,它确实是一个有待开拓的新的研究途     

中国哲学史如何可能:冯友兰的回答

从存在论的角度看 ,2 0世纪初叶以来 ,“中国哲学史”的“有”(Being)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 :有一大批大大小小的名为“中国哲学史”的著作 ,在大学哲学系的课表里会找到“中国哲学史”这样的课程。但正像老黑格尔爱说的那样 :“存在的不一定都合理”,“中国哲学史”必须从自发     

哲学史是被把握在思想史中的人类史

本文基于人类实践对哲学和哲学史的根本制约性,从哲学史的基本内容、思维构架,哲学史对人类终极关怀的探求,哲学史所追求的世界的完善化和人的自由的内在统一,以及这种理论探求的统一所深刻反映的对人自身的生成过程和人的主体性的现实历史的把握等四个层面,来说明哲学史与人类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反思和几点想法

中国哲学史这门学问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1919年2月,即“五四”运动发生前夜,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本书模仿西方哲学史的写法,把中国古代思想中西方人称之为哲学的那部分单独加以述评,使中国哲学史从一般学术史中分离出来。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至今只     

“前现代”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以冯契为例

迄９０年代,中文世界里的通史性中国哲学史著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达上百种之多。这些以“中国哲学史”为名目的著作,不同程度地加深了我们对哲学史的认识,同时它们自身也成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哲学的历史文本。从诠释学的观点看,“哲学史”实际上是解释者（写哲学史的人）与被解释的对象（哲学史的实际）之间的“视域融合”。哲学史作者所拥有的视域有其自身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把它称为“视界”。我们回顾、评判某一“哲学史”著作,首先就要考察它的视界。在构成视界的那些因素中,有关哲学、哲学史的观念以及相应的方法论是…     

中国哲学史研究第二次学术自觉的开端

正1957年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是建国之后前30年规模最大的重要会议,目的是破除来自前苏联日丹诺夫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军对垒"为哲学史定义的公式化教条。如果说从胡适到冯友兰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第一次学术自觉,即把中国哲学史从经学体系中独立出来,构建了作为现代学科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那么,新中国建立后摆脱日丹诺夫定义的束缚,则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第二次学术自觉,即从变相的经学教条中解放出来,探索构建马克思主义     

评中国哲学史研究新领域的开拓

随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全面,深入的展开,综合与分化的趋势已明显地形成。从分化的趋势而言,近年来已出现了一些新开拓的领域。笔者认为主要有中国哲学范畴史、中国文化心理结构史、老学哲学史、《易》学哲学史、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     

关于“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中讨论的一些问题

本年五月十日至十四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是本年元月间举行的“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的继续。这次会议是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史研究室会同召开的。参加的人除北京的中国哲学史专家与中国哲学史教学及研究工作人员外,还有从上海、广州、东北等地来的专家。这次会议的性质和上次的座谈会一样,主要是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尽量提出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存在的待解决的问题,以作将来再行召开大型讨论会的准备。上次座谈会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的问题,即:“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与唯心斗争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曾引起热烈的争     

潜掘史海 浮出书面——《西方哲学史新编》简评

有关西方哲学通史,广有声誉者如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雨伯威格的《哲学史概论》、A·韦伯的《哲学史》、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以及罗素、梯利、科普尔斯顿的《西方哲学史》。中国人早在解放前就写出过不止一种“西洋哲学通史”,解放后一方面移译了苏联人的《哲学史》,一方面又尝试着写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自己的”“欧洲哲学史”读本,从建国初到80年代初期,这类著作还是相对少见。但从80年代以后中国人自己编的“西方哲学史教程”这类书已不下数十种之多。适逢此时由苗力田、李毓章主编,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为主而写出的《西方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以下简称:“新编”)奉献到了读者面前。因此对这本新教程存在的意义就更值得格外审视一番了。 哲学既可以被看作一种思想观念体系,也可以被看作一种活动;既是不计利害关系的求知或对好奇心的满足(亚里士多德),又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黑格尔和马克     

“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人学问题”讨论会述要

由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人学问题”讨论会于10月中旬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的20多位专家应邀参加了会议。从人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哲学史,尚属草创时期,与会者就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人学问题的特点及其理论建构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有关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人学问题的界定问题与会者认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人学问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实事求是、突出中国哲学的特点,依据切实的理论史实进行研究和理论概括。有论者进一步指     

跨世纪的哲学史研究与展望——1999年度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年会综述

６月２６日在武汉大学召开了′９９年度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年会。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跨世纪的哲学史研究与展望”。与会学者回顾了２０年来中、西哲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对中、西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对２１世纪的哲学史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萧萐父教授结合自己２０年来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从五个方面回顾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湖北地区哲学史研究清“左”破旧、拨乱反正所走过的历程。第一步从方法论入手,重点集中在如何抛弃日丹诺夫—斯大林模式,回到列宁所讲的像黑格尔—马克思那样辩证地研究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这一…     

如何理解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

黑格尔的著名命题"哲学史是哲学"引发了对哲学与哲学史关系的重新思考。黑格尔对这个命题及其逆命题的论述,都存在着明显的思想前提。但无论从逻辑上分析还是从历史上考察,"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都是不成立的。通过对哲学与哲学史之间的思想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哲学的性质给出否定性的定义,即哲学不是科学,不是宗教,也不是思想史,因为哲学是没有对象的,是不需要权威的,也是自由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回顾与前瞻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应该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理论反思中汲取新的思维框架和方法。本文正是立足于这一理论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作一重新思考和说明。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模式述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成并初步发展。从中西交流和互动的视角看,此时的中国哲学史大致存在四种研究模式:以胡适和冯友兰为代表的西方化研究模式,以钟泰为代表的中国化研究模式,以梁启超、张岱年为代表的中西结合的研究模式和以李石岑、范寿康为代表的初级马克思主义研究模式。而这种研究模式的多元化情境在其后并没有保持下去,所以我们倡导它在当今的再现。西方化研究模式强调近现代转型的“世界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历史的变异性;中国化研究模式则重视“还原”传统民族性征,从而保持了历史的延续性。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应该是在“世界化”和“还原化”的互动中前进的。所以,西方化和中国化的研究模式仍有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但由于二者都失之偏颇,因此中西结合的研究模式将会处于主导地位。     

康德与哲学史

康德是个具有渊博知识的学者,但他的哲学史知识却既不全面又不详尽。他对古代和近代的经典论著相当熟悉,不但研究了英国的新哲学,而且深入钻研了拥有大量历史素材的当时德国的批判哲学。然而,总的说来,康德主要是以哲学家的身分,而不是以科学家的身分来研究哲学史的。在他看来,哲学史是一张开列着许多不可缺少的概念的清单,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哲学利益(即他所说的一般的“理性利益”),随意把这些概念进行组合和排列。为此,对于这位学者所强调的种种细微末节,人们可以不必过分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