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天命信仰的特色

儒家的天命信仰是建立在进化论的“生命共同体”原则之上的。它通过“天人合一”的思想阐述了人的世俗生命和天命的神圣性之间的统一关系,因此在儒家的“宇宙大家庭”关系里,可以推导出儒家式的公平和博爱价值观。在理论上可以用“性命之学”总括儒家的生命共同体信仰,其世俗与神圣相统一的精神主导了儒家科举考试的内容从汉唐的“五经”转向宋明的“四书”。儒家通过亲缘关系揭示的不仅是一种家庭纽带,而且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普世的和谐伦理,它体现了人在终极关怀方面的主体性、创造性;与西方的教堂救赎相比,中国人的信仰可以被概括为一种根植于“家庭生命延续”的世俗信仰。     

斐洛的逻各斯学说及其神学意义

斐洛的划时代贡献在于用柏拉图哲学阐释圣经神学,将希腊的逻各斯精神注入希伯莱的上帝信仰,提出关于作为上帝与世界之中介的神圣逻各斯的学说,成为基督教神学的奠基人。神圣逻各斯作为上帝的自我显现,是上帝的创世之道,同时是上帝的救赎之道,因而是全部基督教神学的...     

东正教道德的变迁

传统的东正教道德起源有四:一是源于世俗道德,如善、恶、良心、正义、义务、幸福、爱等,道德学家对这些内容加上宗教神秘主义色彩,使之带有宗教道德的属性;二是源于宗教特有的内容,如原罪、救赎、祈祷、灵魂、爱上帝等,这些内容都是在基督教教义的基础上产生的;三是源于《圣经》、《圣传》和教父著作中的道德思想,爱心、和睦、弃恶扬善、做义人、勿当恶人、不可杀人等;四是源于上帝的启示和耶稣的话语,如“人若爱我,就必须遵我的道”。东正教道德学家说:“信仰和道德的关系,就好比一对孪生姊妹关系”,又说,只有在信仰三位一体、上帝创世、原…     

“无善无恶心之体”：本体虚无与价值生成

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一说在中晚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批评者谓该说否定了善恶的分际,有取消道德工夫的危险。的确,王阳明承认心之本体具有虚无的性质。但是,他所说的"虚无"并非为纯然的否定,而是指本体的超越普遍性。"无善无恶心之体"并未泯灭善恶的分判,相反,此说为经验世界善恶的确立、明觉与转换奠定了本体论基础:意念之发动,或为本心的感通,或为本心的阻滞,此即"有善有恶意之动",表明经验世界存在着善恶的分判;本心的感通或阻滞,良知自能感应明觉,此即"知善知恶是良知",表明良知能提供先天的道德法则;只有破除私欲之阻隔,方能恢复本心的感通,此即"为善去恶是格物",表明道德践履工夫有其必要性。阳明承诺本体虚无而不碍价值生成之观点,实有助于对虚无主义症候的反思及人类社会价值的重建。     

试论基督教的神圣原则

基督教伦理是奠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上的伦理形态,道德的存在以神圣的信仰为来源为归宿,自身不构成自足的根据,以神圣性的精神理念为起点和终点,形成了基督教伦理的基本观念和基本原则,并由此引申出一套伦理行为规范,对人的生活中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模式进行道德建构和道德评判。所以,基督教伦理的实质是将今世的相对性奠立在来世的绝对性之上,用神圣的视野观照世俗的道德,用超越的信念支撑经验的伦理。     

论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文化差异

基督教最初是从犹太教中演变而来的，但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基督教却在希腊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下日益与犹太教分道扬镳。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道德主义与律法主义、内在信仰与外在仪式的区别之上，早期基督教徒凭藉着一种唯灵主义的信仰和动机论道德观，超越了囿限于直观的禁忌仪式和侧重于规范外在行为效果的犹太教。从犹太教“末世论”到基督教“救赎说”的理论发展意味着基督教最终摆脱了犹太教的浅薄的现世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藩篱，成为一种关于灵魂得救（彼岸主义）的福音和普世主义的宗教     

人本敬畏与神本敬畏——兼论儒教与基督教的道德心态北大核心SSCI

敬畏作为宗教知识系统的核心问题之一,可由敬畏关系而衍生出特定宗教的道德心态。儒教是一种人本敬畏,基督教则基于神本敬畏。比较而言,儒教的人本敬畏以天命、大人和圣人之言三大敬畏为主要框架,构成性善论的信念预设、成圣希贤的价值目标、修身涵养之道德行动而形成强调“诚”的道德心态;而基督教的神本敬畏则以上帝或唯一至上神的敬畏为法则,并以性恶论的信念预设、因信称义之价值目标、遵守律法之行动形成强调“信”的道德心态。通过儒教与基督教两种敬畏框架及其道德心态比较,可以更深入而具体地理解儒家道德心态的主要特征,为其现代转型和创造性发展提供文明互鉴。     

良知与德性

朱熹曾上承二程，认为良知“乃出于天，不系于人”（《孟子集注·尽心上》）。不系于人而出于天，意昧着赋予良知以超验的性质。与程朱不同，王阳明着重强调了良知系于人这一面，并由此转移出主体的德性与人格，从而使之区别于超越的天理。在如上转换之后，蕴含着德性伦理与理念伦理的某种对峙，其中涉及的理论问题，在所谓“德性之后”（A．麦金泰尔语）的当代，依然引人省思。如何在日用常行中为善去恶，是理学所关心的问题之一。为善去恶以分别善恶为前提，而善恶之分则表现为一个知的过程（知善知恶）。道德行为与道德认识的这种关联，…     

洛克宗教宽容思想的现代批评

洛克还未从权利层面来认识宗教,而停留于宗教宽容的道德呼吁。洛克认为宗教是救赎的义务,无法谈权利;救赎真理是不可知的,宽容才有宗教和平。洛克思想之局限源于他将宗教宽容的基础建基于基督教的救赎价值。从洛克到现代思想家,宗教自由实现了从道德呼吁到法律权利的质变,价值基础从宗教的重要性转移到人的尊严和道德自主,权利的外延也随之扩展到个人的良心信仰。洛克的思想仍对当代国家宗教自由有着重要影响,认识其局限性,是照镜正衣冠,对制度建设有着积极的价值。     

论孔子的中道超越

儒家超越精神是华夏轴心突破的主要思想成果,关于其内涵与特征,港台新儒家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内在超越说。但儒家的超越既非港台新儒家所说的内在超越,也非基督教式的外在超越,而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道超越。中道超越的上下、内外、左右三重向度分别指向天人之际、身心之际和人人之际,在工夫实践中融合为一,以"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达成即凡而圣的修养目标,成为各大轴心文明中独具特色的超越形态,对培育士大夫人格与信仰具有关键作用。     

“恶”之缘起、明觉与去除——以王阳明“四句教”为中心的考察

王阳明"四句教"围绕善恶问题而展开,其理论前提为"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心体作为无限感通的一体之仁,超越善恶的相待性,此即"无善无恶心之体";心之应物起念处即是意,一体之仁遂有感通与阻隔之别,此即"有善有恶意之动";而一体之仁的感通或阻隔,皆能为良知所自然明觉,此即"知善知恶是良知";行事上磨练之工夫,涤除私欲执着之障蔽,以恢复心体之感通,此即"为善去恶是格物"。可见,"四句教"对于"恶"之问题有着完整而清晰的阐明:心体无恶,表明"恶"为非本体性的存在;意动有恶,表明"恶"具有因缘和合的性质;良知知恶,表明"恶"能为主体所明觉;格物去恶,表明"恶"能为工夫所破除。其间涉及道德本体之确立、伦理责任之承担、自由意志之可能、道德行为之价值等问题。由此,王阳明不但构建起了融本体与工夫为一贯的修证体系,亦构建起了心学之道德形上学。     

良知与认知的中国之辩——从“以真导善”与“以善启真”的互动观之

利用比较哲学的方法,从"知什么"(knowing that)和"知如何"(knowing how)的区分出发,以陆象山和王阳明思想为考察中心,重思知与德之辩。从孟子的良知到王阳明的致良知,从四端始发的小良知到涵盖宇宙的大良知,其中的中介环节就是陆象山的"吾心"。王阳明的良知既非"知什么",也非"知如何",而是一种良觉,即对至善的一种道德直觉。既然致知非知,那就揭示出德性之"尊"与问学之"道"的张力。关键问题在于,从陆象山到王阳明恰恰割裂了德性之"尊"与问学之"道",并试图用前者去涵盖与包纳后者。尽管从陆王心学开端就已割裂德与知,如今恰恰要找回认知与良知的本然关联,这也是中国哲学可以贡献给世界的独特之处。从人类的真善关联来看,"以真导善"与"以善启真"恰为真善关联的两个基本维度,中国古典哲学尽管更倾向于在"以真导善"上逡巡反思,但也在"以善启真"上给当代发展以诸多启示。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正一方面,基督教是一种信仰,是关于上帝和耶稣基督的信仰,也是人的"终极关怀"(田力克语);另一方面,基督教是一种文化,是在某种程度上带有神圣性和超越性的文化。也就是说,基督教的核心是信仰,用赵紫宸的话来说,"基督教是基督"。但基督教信仰,一直以来都是借着文化加以表达、加以传播的,离开文化,也就没有真正的基督教信仰。     

对卡尔·拉纳包容论的探析及再思

针对宗教视域中的救恩主题,基督教传统意义上的救恩论是呈排他姿态的.本文试图从包容论与排他论的理论分歧入手进行梳理,对促使包容论产生的的理论资源进行探析,从而呈现出包容论对传统基督信仰的某些冲击和影响.     

“天人之学”与“心性之学”

<正> 中国传统哲学可以概括为“天人之学”。“心性之学”是“天人之学”的重要内容或主要发展趋向。“心性之学”的内容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殊性质,也反映了不同学派和思想家之间的重要分歧。《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些都是先秦时期儒家关于“天人”关系的重要“心性”思想。儒家“心性”思想的实质是要为伦理     

论聂豹的归寂之学

<正> 王阳明“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良知即知是知非的本体,工夫全在为善去恶,故弟子多在后天诚意上着力,遗却复归先天心体工夫。聂豹“归寂”之学,即所以纠正此种路向。     

为善去恶亦良知--对王阳明良知观念的整体性解读北大核心CSSCISSCI

"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观念。在阳明心学框架内,将其"良知"仅仅理解为知善知恶或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会使行为者的道德行为缺少合理动因。而以一种整体性的解读方式,将王阳明的"良知"理解为一个包含道德主体、道德规范和道德能力三个层面含义在内的整体观念,将使得"良知"观念能够为行为者的为善去恶提供合理依据。     

儒家的道德价值自觉论探析

中国儒家哲学,极其重视道德价值的自觉。儒家道德价值自觉论的主要内涵是:其一,道德是天命所赋予,"畏天命"是道德价值自觉的前提;其二,道德是人性所固有,"知人性"是道德价值自觉的根据;其三,道德是"人为贵"的标志,"知自贵"是道德价值自觉的主体;其四,道德是一切价值的核心,"义而后取"是道德价值自觉的关键。儒家以天佑德、以性生德、以人立德、以取守德的道德价值自觉论具有天道与人道合一、实然与应然贯通、本体与主体互化的鲜明特征。     

历史危机、人生信念与实践抉择——儒家性善论的发生学分析

性善论是儒家人伦文明的精神标志,但它既不是一种理论逻辑的推论,也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思想主张或所谓应然追求。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它是殷周以来中国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之继起探索与人文追求的一种历史结晶。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是周公的"以德配天"并以制礼作乐的方式完成对殷商以来传统天命观的人伦落实,使中国文化彻底告别了外在信仰的形态,走上了以人伦文明落实天命信仰的道路。继起的孔子,又以个体之士的身份深叩礼乐之源,通过视听言动之内在性统一,将德性文化与礼乐文明凝结为一种君子人格及其人生信仰。到了子思与孟子,则一方面以"天命谓之性"明确肯定了人性的天命根源,同时又通过实践生活中的"大体"与"小体"之辨,将"天之所予"的道德善性直接落实于君子的日用常行之中,从而完成了对儒家人伦文明的一种信仰凝结与精神奠基。     

王阳明良知说的道德动力问题

王阳明的良知说历来被认为具有道德动力义,但本文认为王阳明思想中该问题具有复杂性。王阳明本人并未对道德动力之重要性有明确认识,所以要进行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做间接探讨与推论。通过对"知者意之体"的分析,可知良知可以作为本体而发用,由此推导出道德动力与情感也可作为"用"而源于良知。但仔细审视王阳明对于孟子四端之心的看法,就会看到他完全是从根源以及究极的意义理解四端之心。又由于王阳明倾向于以"知是知非"来统摄理解四端,导致"恻隐之心"等道德感情更多地被理解为"知恻隐"。这两点理解其实与朱熹并没有本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