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丛子》中的“孔子诗论”

《孔丛子》六卷当出自“汉魏孔氏家学” ,其前三卷记孔子、子思言行 ,可能是辑先秦孔氏遗文。《孔丛子·记义》篇载有一大段孔子对《诗》的评论 ,其与上博简《孔子诗论》有着内在的关系 ,可以将它们视为同一个体系而相互参释和补充。《孔丛子》“诗论”与上博简《诗论》都反映了先秦儒家早期说诗的风格和内容 ,而与汉代形成的《诗序》传统不同。《孔丛子》“诗论”对朱熹的《诗经集传》有一定影响 ,在从汉代诗学向宋代诗学的转变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孔子诗论》说《关雎》等七篇义解

从《孔子诗论》看,孔子解诗,注重诗篇主题大意的论说和诗篇思想大义的阐发。前者是对诗义除掉背景材料后的更高度概括,与诗的本旨有时距离不是太远;后者则是着力挖掘诗篇背后隐藏的抽象义理,是一种读诗者的新体悟,与诗的本旨相去渐远。孔子这种解读方式,在《诗经》阐释史上有创新意义,是《诗经》研究走向义理化的开端。《孔子诗论》不仅体现了孔子诗教的本质和特点,更与孔子的思想相一致,是研究早期儒家诗学及孔子思想的珍贵材料。     

《论语》与《孔子诗论》的学术联系与区别

《孔子诗论》的诗学思想与《论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孔子诗论》吸纳了《论语》诗乐教化和兴观群怨等学术观点。但在学《诗》目的上,它不像《论语》那样重视出使应对;在说《诗》方法上,它不像《论语》那样断章取义,而是直探诗旨本身;在对人性的看法上,它不像孔子不谈性,而是以子思学派的性情理论说《诗》。惟其学孔而不泥于孔,《孔子诗论》才能取得诗歌理论的巨大成就。     

上博简孔子《诗论》“仲氏”与《诗·仲氏》篇探论——兼论“共和行政”的若干问题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所载的“中氏”即今传本《诗·仲氏》。孔子时代的《仲氏》一诗 ,在流传的过程中 ,因错简而被误入它诗 ,它的原貌至少包括了《燕燕》诗的末章和《何人斯》的第七章。经复原后的《仲氏》一诗 ,体现了儒家孝悌精神。上博简《诗论》载孔子以“君子”评《仲氏》一诗 ,其主导思想即在于对“孝弟”原则的肯定。《仲氏》一诗透露的内容与共伯兄弟的情况十分吻合 ,且其简被编入《邶风》 ,此皆可以推测此诗为共伯余之作。《诗·仲氏》对于了解“共和行政”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相当可贵的资料     

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研究(一)──关于《诗说》对《诗经》通例的界定

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就《诗经》通例的论说,主要体现了作者对汉、唐、宋经学家章句之学的思辨和指陈,主要内容为：１．《诗说》对孔子删诗与“四始”之说的认识,２．《诗说》对“六义”之说的认识,３．《诗说》对“风雅正变”之说的认识等。《诗说》论《诗经》通例的学术源流,最突出的内容是强调《诗经》的乐性。这对我们当下和今后把《诗经》放置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楚竹书《孔子诗论》“类序”辨析

通过对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分析,结合对《诗经》文本形成过程的探讨,得出《诗经》之部类及其类序为《风》、《小雅》、《大雅》、《颂》的结论,同时厘清孔子、《孔子诗论》和《毛诗》在文本方面的关系。《诗经》的结集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分类由来已久;未曾更改。《诗》“类序”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是在《诗》文本编辑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孔子在整理《诗经》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前提性的“编序”原则,所谓孔子“删诗”,只是对诗篇做些必要的一般性古籍整理而已。至于出土文献《孔子诗论》中偶尔出现的颠倒《诗》“类序”的论述亦属正常,并不能说明孔子曾编有与传统《诗》“类序”相反的文本,也不能否定《毛诗》文本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更不能由此说明《孔子诗论》中出现“类序颠倒”具有更为不可测知的寓意。     

孔子与鲁乐本及《诗经》

孔子与《诗经》的关系非常密切。本文认为《诗经》是孔子以鲁国乐本为底本,在授徒过程中经过逐渐编选,最终成为《诗三百》的。     

《礼记》与《仪礼·丧服》经、传所载丧服制度之比较研究

本文对《礼记》论礼诸篇与《仪礼·丧服》经、传中有关丧服制度的同、异情况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考察和分析。并从《仪礼·丧服》经、传与《礼记》论礼诸篇三者的性质及撰作时代入手推究了形成三者内容同、异的原因。文章认为 ,《丧服传》之所以与经义偶有不合之处 ,而多与《礼记》一致 ,其原因就在于《丧服传》与《礼记》论礼诸篇的有关内容基本上同源于孔子当年的讲学 ,而《丧服经》却是孔子及其弟子依据宗周丧服礼俗遗制整理而成的仪节单子 ,孔子的讲学内容与宗周丧服遗制偶有不同之处是不难理解的     

朱熹的三家《诗》学探略

朱熹的《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中对三家《诗》的征引,表明了朱子的三家《诗》学思想。朱熹对三家《诗》的运用,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学术环境、《诗经》研究的状况和朱熹本人的学术追求等各方面紧密相关。它传达了很具有影响力的讯息,吹响了对三家《诗》关注的号角,引起了后学的广泛关注,与王应麟的《诗考》一道,影响了有清一代三家《诗》学的发展。     

朱熹的三家《诗》学探略北大核心CSSCI

朱熹的《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中对三家《诗》的征引,表明了朱子的三家《诗》学思想。朱熹对三家《诗》的运用,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学术环境、《诗经》研究的状况和朱熹本人的学术追求等各方面紧密相关。它传达了很具有影响力的讯息,吹响了对三家《诗》关注的号角,引起了后学的广泛关注,与王应麟的《诗考》一道,影响了有清一代三家《诗》学的发展。     

陆贾对《诗经》的阐释

陆贾对《诗经》进行阐释:以仁解《鹿鸣》,进而提出普遍原则;以义解《关雎》,赋予政治哲学内涵。他强调《诗经》的仁义观,使《诗经》具有强烈的仁义政教功能,同时为自己的政治理论寻找经典的根据。他认为《诗经》有"情得以利"之效,兼重诗情、诗志,继承了孔子《诗论》说。他结合时代背景来阐释具体《诗》篇,使《诗》义的内涵更丰富、更有时代感。     

诗教与中国“和”文化

孔子的诗教是用《诗经》来进行礼乐教化。其教化个人的目标是成就"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礼"乐"既是维系政纲、社会秩序的典章制度和上尊下卑的伦理纲常,又逐渐成为君子之"德"的体现。周礼、诗教、对君子人格的推崇都是为了建设周礼提出的"和"的社会理想,实现"和"之上的小康。     

王安石《诗》学观及其政教思想

《诗经新义》在政治权力的托庇下，成为官方教学的教材和科举取士的标准。随着熙宁变法的失败，新学与新党失势，《诗经新义》也处于被诟病批评的舆论状态。其对《诗经》文本的穿凿附会与断章取义固然铁证如山，但其创作生成的背后动因则更值得关注。跳出尊《序》与疑《序》的二元划分，重新审视《诗经新义》与《毛诗序》的关系，把握荆公对诗歌本质是“法度”的认识以及“教化”的设计初衷，才能真正了解荆公的《诗》学观与政教思想，并对熙宁变法中《诗经新义》的角色定位和功能作用做出更为全面的评判。     

历史失忆与价值选择:孔子“神道设教”思想的生成与退隐

传统说法认为,人道教化是孔子的主流思想,但竹书《鲁邦大旱》、帛书《要》篇等出土文献的发现,表明孔子晚年出现了神道设教的倾向。孔子继承春秋以来的贵族礼文化,以人道教化弟子。但对于传统贵族与小人的失礼行为,诗书礼乐并不能完全起到教化作用,神道与巫术作为人道教化的补充,在孔子晚年被纳入到儒家思想中,就成为孔子思想发展的必然。但《鲁邦大旱》、《要》篇蕴含孔子神道设教思想的简帛文献并没有流传下来,以至于孔子的神道设教思想长期被遮蔽。这种历史失忆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早期儒家价值选择的结果。墨子对儒家虚设神道设教的批评,孟、荀有意回避神道设教,都是导致这些文献失忆的主要原因。     

《缪和》《昭力》与孔子易教

马王堆帛书《缪和》《昭力》中的"子"即是孔子,其中蕴涵着大量孔子易教思想,这些思想可以和其他古籍中所见孔子思想相互印证而又富新意。孔子晚而好《易》,不仅出于个人宗教情感之需要,更主要的是他对易之教化作用的阐扬。挖掘这两篇中的孔子易教思想不仅可以推动帛书《易传》的进一步研究,更可以深化对孔子思想的认识。     

《鲁诗》、《毛诗》篇次异同原因考辨

据熹平石经《鲁诗》残石,《鲁诗》篇次与《毛诗》有同有异。不过对其异同原因,却鲜有学者讨论。许多学者认为《毛诗》篇次错乱,是汉初经师不知《诗经》篇次造成的。此说并不正确。《鲁诗》、《毛诗》师承不同,汉初又在不同地域传播,但二者的大多数诗篇次第相同,甚至各诗章数、章次、各章句数也大多相同,说明《鲁诗》、《毛诗》基本上都传承了先秦《诗》本。郑玄说毛公改动过《诗经》的篇次,系出于猜测。《毛诗》学者在对诗篇阐释时往往曲解诗句、附会历史,或者以伤今思古的思路解诗,恰说明毛公不曾改动过《诗经》篇次。汉代学者一般认为《诗经》是孔子编订的,其篇次也是孔子安排的,因而也不会出于阐释体系的严密而改动《诗经》的篇次。《鲁诗》、《毛诗》篇次的歧异,有的可能是《鲁诗》失次,有的可能是《毛诗》错简,也有二者都传承了先秦《诗》本篇第失次之旧者。《诗经》在先秦的传播,有变异的一面,也有稳定的一面,但整体来看,稳定性胜于变异,故《鲁诗》、《毛诗》的篇次相同者远远多于相异者。     

《诗经》教育价值考论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诗经》体现了不同的教育价值:在先秦时期具有全面修养的教育价值,汉唐时期具有政治教化价值,宋代以后则以伦理教化价值最为突出。随着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程式化,其教育价值出现了异化,成为"场屋之资"。时至近现代,《诗经》更有文学教育价值。在作为教本的两千多年中,《诗经》不变的教育价值是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     

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历史转折──朱熹“以《诗》言《诗》”说申论

朱熹首倡并躬行的“以《诗》言《诗》”说是对《诗序》“以史证《诗》”以及后儒“以《序》解《诗》” 的否定与批判,同时又体现了对《诗经》文学本质与诗歌创作规律的深刻认识。贯彻“以《诗》言《诗》”的原则,实现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变革,是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需求赋予宋代学者的重大使命;而文学名家与经学大师的一身兼任,历代文学与历代经学的双轨集成,是朱熹实现《诗经》学变革的主体条件与客观基础。     

试说卫风与卫国

自从孔子说“郑声淫”(《论语·卫灵公》),《三百篇》中《邶》、《鄘》、《卫》三风的《诗序》中也跟着说“卫之淫风流行”、“淫风大行”(《诗·国风》邶、鄘、卫三风诸传),于是郑、卫之风淫的话就一直流传下来。其实,这件事是值得辨析的。所谓“风”,实际至少有三方面的含义,(一)社会风气;(二)民间歌谣的内容;(三)这些民歌的音乐节奏。古人用辞简约,有时单指三义中之一义,有时三义混融而言。如子夏说“卫音趋数”(并见《札记·乐记》与《史记·乐书》),《正义》说趋数,促速也,这显     

从汉代四家《诗》的异同看《毛诗序》的成型时间

《毛诗序》有相对一致的解释思路,十五国《风》、大小《雅》各部分的《序》表现出一定的系统性,相邻的《序》文也往往有一定的关联度,则其很可能成型于一人之手。三家《诗》本无序、四家《诗》解说有不少歧异,说明《毛诗序》非出于诗人、国史、周之乐官、孔子、子夏。先秦时期虽也有以政治教化、伦理道德解《诗》的趋向,但尚未成为普遍原则。《毛诗序》与三家《诗》皆以政治教化、伦理道德解《诗》,说明它们是同一时代的选择。而《毛诗序》比三家《诗》有更浓厚的政治教化的意味,则《毛诗序》晚于三家《诗》的创立。三家《诗》的创立在高后至文帝时,结合《序》《传》关系、《序》的资料来源,可以断定《毛诗序》的成型在景帝前元二年至中元五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