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君子人格的当代意义——以孔孟“君子”说为论域

孔孟将理想人格分为现实的理想人格与可能的理想人格。现实的理想人格,是通过切实的道德实践能成就的高尚人格。君子被孔孟归于现实的理想人格。孔孟所谓君子人格,集中体现了儒家所提倡的好人品德,诸如志道、为仁(爱人)、怀德、守义、知耻、诚信等。当代人为了纠正以功利价值为首尚的人生偏差,消解意义危机、存在危机,迫切需要从儒家君子人格汲取三方面的精神营养:以君子人格作为塑造理想人格的现实榜样,将理想人格的塑造与培养落实在现实人的现实要求上,避免理想人格塑造上的假大空;注重发扬孔孟君子人格所体现的道德为尚、功利为轻的生命精神,重在以道德实践体现人生的根本意义,而不是以功利成就作为人生根本意义的体现;充分认识羞耻意识对人之存在的本质意义,真正树立以不知耻为人之本质上的可耻这一做人必不可缺的道德意识。     

管子的“禾变”君子观及儒家的“合变”传承——以《管子》为中心

管子的思想对中国影响较大,《管子》的君子观是天地之道,是君子存在的依据,君子的“禾变”智变是君子存在的现实需要,君子境界是静因无为自然境界与“重任”在身的道德境界的结合,君子的核心思想是“禾变”智变,这符合当时社会现实需求。这种“禾变”智变思想与儒家君子观仁义礼智合一的思想不一致,后来儒家君子观在发展上对管子君子观进行了“合变”式地发展传承,既有批判又有吸收,使儒家君子成为理想的社会形象。     

成为君子的条件,只有一个

正在《论语》中,讨论君子小人的不少,这给中国人一个不太好的印象,好像儒家对君子的要求很多,很麻烦。其实,用儒家的标准做君子,只有一个终极条件,就是真诚。先有"儒",再"儒家"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但在孔子之前即有"儒"的说法。《周礼·司徒》中说:"师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艺教民。"古代由"师"与"儒"负责教化     

“守正以待时、不争而贞胜”——王夫之论君子与小人相处之道

君子小人之辨在明末臻至顶峰。身为明末遗老,王夫之要求君子不用权术、避免与小人进入对立,即君子秉持正道以容纳、接触和控制小人,不能以权术对待之。一旦君子不能控制小人或局势,王夫之则斥之为"识暗而力柔",但是王夫之没有认识到,他欣赏的"识胜"而"力定"本身就是一种权术。王夫之及其同辈在小人面前的束手无策提醒我们,"喻于义""喻于利"的动机鉴别并不适合于政治和社会管理,儒家的礼义教化和包容也不能有效制止小人的肆意妄为。反倒是制度的建立、法令的约束是超越君子小人之辨、约束小人妄为的良策。因此,应将道德修身与政治管理适当分离,而不是用君子小人之辨来混淆个体修身与政治管理。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的君子意涵

君子无疑是儒家关于理想人格的典型表征,《论语》中"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句话蕴含了君子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本文在辨析历代各家注解的基础之上,重点阐释"文"与"质"各自内涵及其关系,进而论述孔子理想的完美君子人格无疑首先具备仁义礼让这些道德内涵,其次还须具备美学意义上的趣味和品鉴能力,再次还须具备好学、智慧的内容。概言之,此处所言君子之概念包含着有德、有趣、有智的意涵。这与通常意义上陷于道德论域的君子概念相比而言,有一显豁的区别,且为我们今天思考、评议儒家君子人格提供一新颖的多元理解向度。     

君子、理想人格及儒道君子文化的相异互补

君子作为现实生活中积极向上向善的正面人格形象,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成人成己的价值认同,是中华文化做人标准的人格化体现,是将内在德性外化为具体表现的现实人物。"君子"概念的内涵在历史上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中国儒、佛、道文化都为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君子"与理想人格相比,有区别也有联系。理想人格作为道德楷模,是人们学习的榜样,"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君子则是不断追求并自觉践行理想人格的优秀人格,是不断趋向于理想人格的现实人格,是每一个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应该努力做到的。在中国传统君子文化中,儒、道两家的君子文化最具代表性,道家的"天之君子"和儒家的"人之君子"中所展现的思想智慧相异互补,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就现实意义而言,提倡每一个人做"君子",在当下社会中也许更具现实性和迫切性。     

儒家伦理传统与儒家道德记忆

道德记忆是人类记忆思维活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人类道德生活经历在脑海里留下的印记或印象。道德记忆是儒家慧命赓续的伦理传统得以延续的精神力量,它不仅仅使得儒家伦理精神不断历经传承、发展、演绎而形成了体系完备的理论形态,更使得儒家伦理以文化心理的社会形式引导着人们的道德实践活动。道德教化是儒家伦理传统的道德记忆方式,儒家以道德教化来守护角色记忆与定位道德责任、塑造榜样记忆与开展教化示范,并通过实践道德记忆达到知行合一。珍惜儒家道德记忆、传承发展儒家优秀伦理传统是一个富有时代意义的重要话题。道德记忆是一个立意高远、形象生动、涉面甚广、兼具理论与现实关怀的创造性学术范畴,它不仅为我们考察儒家伦理传统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对于我们当今如何开展伦理学研究也带来了深刻的学术思考。     

政治哲学语境中的君子人格及其当代反省

君子是中国古代社会关于理想人格的道德期待,它产生于传统政治等级结构之中,是各种政治主体的抽象综合体,具有道德与政治的双重属性。王朝体制架构下,君子表现出维护王权思想、完善权力结构、整合协调政治秩序的功能。在当代语境中重新发掘君子人格的价值,首先要破解概念转换中的障碍,进而寻找其与当代中国社会价值共识的契合性,最后要发挥政府公民教育职能以弘扬其积极意义。     

论贤者宜居高位——略论先秦儒家与古希腊政治伦理思想的异同

虽然先秦儒家与古希腊政治伦理皆有"贤者宜居高位"的政治断言,但两种文化视域对于"贤者"的理解却不尽相同。粗略地说,儒家认为君子之"德"是宜居高位的根本理由,恻隐之心或者对于他者(人民)的同情与关爱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但在古希腊那里,好人的理与情则是对立的。好人的理性要么能够制服激情(亚里士多德),要么完全抵制激情(柏拉图),理性卓越或实践智慧才是贤者宜居高位的根本理由。由此出发,这两种贤者政治还表现出一些较为明显的差异:其一,先秦儒家更强调以"仁义"为代表的君子美德,而古希腊则更看重国家的"正义";其二,先秦儒家更强调个人修养与道德教化,而古希腊则更看重"政体"的设定;其三,先秦儒家思想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复古情怀,而古希腊政治伦理则更倾向进行理想化的思辨。     

孔子"君子人格"与"小人人格"在现实践行中的融通与权变

"君子人格"与"小人人格"是孔子提出的两类人品操行境界,作为道德行为标准,两者在理论上的划分是明确清晰的,但在现实践行的权衡与变通中,其界限就变得模糊含混起来.但孔子所标举的"君子人格"绝不是冰冷空洞的道德教条,而是将其化作具有道德价值意义的自觉变通的行为实践.他能在践行"君子人格"的实践过程中,于细微、深远之处洞察到危机与契机,并能看出这危机与契机相互变通、转化的时机和规律.     

论“君子公民”的权利基础与道德边界

“君子公民”理论作为一种儒家现代化的“身份转型”方案,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中之一便是需要厘清其权利基础和道德边界,亦即正确处理权利与道德的关系。一种可能的辩护是：君子公民是道德主体与权利主体的双向互补,借鉴罗尔斯所刻画的两种道德能力,可以化解其双主体的内在冲突。一方面,君子公民的行动逻辑仍然基于权利主体,其基本行为规范与公民道德体系是相容的;另一方面,君子公民又是一个道德主体,他不局限于以权利为核心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还追求个人的美德与群体的共同善,通过道德自律寻求内在超越,从而实现更高的自我价值。     

唐前诗词中草木花卉的"比德"

儒家人文教化的一项核心内容,就是培养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君子品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人对自然事物的审美观照.在崇尚德性的儒者看来,自然山水及客观外物可视为人之品性的象征,于是就有了"君子比德"的说法,即用外物的自然属性来比拟道德人格.     

荀子所倡导的君子的人格特征探析

“君子”这一概念,是我国古代学者对一种理想的社会人格的写照。儒家哲学在探讨人生问题时极为重视人格、人品等问题。荀子作为儒家集大成者,他心目中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如何培养理想的人格,造就完美人格。荀子提出了君子的人格特征,以及描述了君子与小人的差别。     

论君子——孔孟荀理想人格剖析

<正> 在先秦儒家孔、孟、荀的学说中,有关“君子”的论述占有显著地位。由于儒学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使君子人格对中国国民性、特别是知识分子性格的形成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至今仍不难见到这种影响的烙印。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君子人格的内涵、基本特征以及历史演变。一、儒家君子与西周君子的区别     

《孟子》君子意象的多重性向及其文化解读

《孟子》君子意象的多重性向,主要表现在对君子之德、君子之政、君子之仕、君子之变等方面的描述与解析之中。从文化角度看,《孟子》中的君子意象,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德性文化、仁政文化、君子文化有重要关联。《孟子》中的君子意象,不是孟子偶尔涉及的文化符号,而是其着力构建的一种理想人格,为儒家的生命追求和德治期盼标示出了鲜明的道德方向,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及至当代文化的内涵构成,具有文化传承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荀子“法后王”及其儒学史意义

孔子与孟子以周朝礼乐制度为社会理想,以道德自律、道德教化为改造社会的手段,而缺乏对社会现实及人性现实的冷峻的思考,从而被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不为现实政治所接纳。但救世济民这种根源于儒家思想深层的理念,必然要求后来的儒者强化儒学的现实性与在政治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荀子“法后王”就是对儒学发展要求的一个切实的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王”毫无疑义地指“当今之王”或“近世之王”,亦即那些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中变法自强的帝王,荀子探索出了儒学与政治的契合点,并由此开辟了通向政治实践的巷道。     

何谓道德成熟：来自先秦儒学的回答

先秦儒学认为道德成熟的标志是通过道德教化而达到人与周遭环境的和谐,以及人对具体情境做出及时反应的实践智慧的增长。道德教化是唤醒内在于人自身中的道德潜能的过程,应首先让人们意识到内在于他自身的道德情感,然后依据道德规范在实践的过程中让道德情感得到充沛发展,进而形成道德人格。道德修养的核心在于修身的实践,君子应从有关身体的伦理做起,一步步向外推广,直到洞悉天地之大德。此外,由于道德风气的传播主要依靠示范和榜样的力量,所以社会中的主政者对此负有更大的责任。     

中国的君子人格理想

君子人格理想是儒家人格修养的基本层次,就儒家观点而言,首先有一个学做君子的问题。为人为己之辨是古之学问第一要义。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在力图为君子人格修养提供某种理据。宋以来理学家依据这两种人性论提出变化气质的主张,为人们向内探求提供了更为切实的理据。变化气质的方法归纳起来可说是反求诸己。儒家认为人们需通过漫长的自我修养过程,才可成就君子人格,达到中庸境界。     

君子人格的诠释及其现实价值

孔子平生教书育人,以培养造就"君子"为宗旨。君子、小人一直是人们区分人的道德品行好坏的标准,君子是人们追求达到的理想人格目标,小人是人们所鄙弃的无德行者。君子人格的内涵、特征或者标准,大致说来,应该有10种:仁、义、礼、智、忠信、勇、中庸、和而不同、文质彬彬与自强。孔子及先秦儒家汲汲于"君子小人"之辨,目的在于扬善抑恶,塑造仁德的理想人格。从优秀传统文化美德中汲取营养,激活和焕发人们内心由传统文化长期熏陶而形成的价值理念,是确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修课。既然如此,在当代,界定和培育君子人格就是"使中国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的重要抓手;是让中国传统文化换发出新的生命力,为解决当下中国人安身立命问题提供思想资源的一项重要举措。     

“君子有党”论的发展与终结——再论道统与政统合一的士人理想

北宋以降,关于朋党的探讨随着士大夫阶层的崛起而逐步由政治话题转变为学理性的论题。"君子有党"论颠覆了传统上"无偏无党"的认知,易道自然消长观念的引入更将其融入理学话语体系之中。这一论述寄托了士大夫阶层的政治主体意识与道统政统合一的理想,它以友道来应对"结党"的指责,以道德判定来取代现实政治的趣向。伴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士大夫阶层的官僚化,理学在政治体系内逐步朝纵向化、科层化的官方学说演进,"君子有党"论也在明清易代和政治介入下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