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君子人格的当代意义——以孔孟“君子”说为论域

孔孟将理想人格分为现实的理想人格与可能的理想人格。现实的理想人格,是通过切实的道德实践能成就的高尚人格。君子被孔孟归于现实的理想人格。孔孟所谓君子人格,集中体现了儒家所提倡的好人品德,诸如志道、为仁(爱人)、怀德、守义、知耻、诚信等。当代人为了纠正以功利价值为首尚的人生偏差,消解意义危机、存在危机,迫切需要从儒家君子人格汲取三方面的精神营养:以君子人格作为塑造理想人格的现实榜样,将理想人格的塑造与培养落实在现实人的现实要求上,避免理想人格塑造上的假大空;注重发扬孔孟君子人格所体现的道德为尚、功利为轻的生命精神,重在以道德实践体现人生的根本意义,而不是以功利成就作为人生根本意义的体现;充分认识羞耻意识对人之存在的本质意义,真正树立以不知耻为人之本质上的可耻这一做人必不可缺的道德意识。     

君子、理想人格及儒道君子文化的相异互补

君子作为现实生活中积极向上向善的正面人格形象,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成人成己的价值认同,是中华文化做人标准的人格化体现,是将内在德性外化为具体表现的现实人物。"君子"概念的内涵在历史上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中国儒、佛、道文化都为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君子"与理想人格相比,有区别也有联系。理想人格作为道德楷模,是人们学习的榜样,"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君子则是不断追求并自觉践行理想人格的优秀人格,是不断趋向于理想人格的现实人格,是每一个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应该努力做到的。在中国传统君子文化中,儒、道两家的君子文化最具代表性,道家的"天之君子"和儒家的"人之君子"中所展现的思想智慧相异互补,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就现实意义而言,提倡每一个人做"君子",在当下社会中也许更具现实性和迫切性。     

儒家的困境与君子的责任——以狄百瑞论君子为线索

儒学的真正价值和道德实践都离不开教化,教化的目的是培养既有高尚道德又能够服务社会的人。君子作为儒家完美人格的代表和群体领袖,肩负着以德为政、教化大众的责任。狄百瑞教授认为儒家君子在某些特点上可以被称为"儒家先知",但他们缺乏世俗上和宗教上的合理性来源与正当性根基,总是处在现实与理想的困境之中。君子并非看到不现实政治的问题,但他们的道德感要求他们在社会政治中完成自我的实现和道德的实践。     

《孟子》君子意象的多重性向及其文化解读

《孟子》君子意象的多重性向,主要表现在对君子之德、君子之政、君子之仕、君子之变等方面的描述与解析之中。从文化角度看,《孟子》中的君子意象,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德性文化、仁政文化、君子文化有重要关联。《孟子》中的君子意象,不是孟子偶尔涉及的文化符号,而是其着力构建的一种理想人格,为儒家的生命追求和德治期盼标示出了鲜明的道德方向,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及至当代文化的内涵构成,具有文化传承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君子人格的诠释及其现实价值

孔子平生教书育人,以培养造就"君子"为宗旨。君子、小人一直是人们区分人的道德品行好坏的标准,君子是人们追求达到的理想人格目标,小人是人们所鄙弃的无德行者。君子人格的内涵、特征或者标准,大致说来,应该有10种:仁、义、礼、智、忠信、勇、中庸、和而不同、文质彬彬与自强。孔子及先秦儒家汲汲于"君子小人"之辨,目的在于扬善抑恶,塑造仁德的理想人格。从优秀传统文化美德中汲取营养,激活和焕发人们内心由传统文化长期熏陶而形成的价值理念,是确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修课。既然如此,在当代,界定和培育君子人格就是"使中国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的重要抓手;是让中国传统文化换发出新的生命力,为解决当下中国人安身立命问题提供思想资源的一项重要举措。     

荀子所倡导的君子的人格特征探析

“君子”这一概念,是我国古代学者对一种理想的社会人格的写照。儒家哲学在探讨人生问题时极为重视人格、人品等问题。荀子作为儒家集大成者,他心目中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如何培养理想的人格,造就完美人格。荀子提出了君子的人格特征,以及描述了君子与小人的差别。     

儒家君子人格的跨语际旅行--兼与Gentleman(绅士)比较

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君子",《论语》中的君子人格在跨语际旅行中突出了地位、智慧和德行三个方面。但是近些年却有更多译本将其与惯常译名gentleman(绅士)相比附。通过溯源与比较可以看到,"君子"与gentleman只有一部分交合,以gentleman对应"君子",使得后者丰富的内涵无法得以展现。     

中国的君子人格理想

君子人格理想是儒家人格修养的基本层次,就儒家观点而言,首先有一个学做君子的问题。为人为己之辨是古之学问第一要义。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在力图为君子人格修养提供某种理据。宋以来理学家依据这两种人性论提出变化气质的主张,为人们向内探求提供了更为切实的理据。变化气质的方法归纳起来可说是反求诸己。儒家认为人们需通过漫长的自我修养过程,才可成就君子人格,达到中庸境界。     

论君子——孔孟荀理想人格剖析

<正> 在先秦儒家孔、孟、荀的学说中,有关“君子”的论述占有显著地位。由于儒学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使君子人格对中国国民性、特别是知识分子性格的形成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至今仍不难见到这种影响的烙印。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君子人格的内涵、基本特征以及历史演变。一、儒家君子与西周君子的区别     

孔子时代的“君子”和“小人”

春秋中期之前的"君子"、"小人"概念,不同于现代汉语中的道德褒贬含义,而是指代两大不同等级的社会人群,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春秋中后期,即孔子时代,"君子"、"小人"开始发生重大转变,有了道德含义,进而"君子"成为道德、文化的代名词,失去了与人的出身等级之联系。这一转变的背后有深远的历史背景:历史由传统的贵族制时代向官僚制时代演变,推动了君子、小人概念的演变。亦即词汇意义的演变过程,打下了深深的中国文化平民化走向的烙印。     

政治哲学语境中的君子人格及其当代反省

君子是中国古代社会关于理想人格的道德期待,它产生于传统政治等级结构之中,是各种政治主体的抽象综合体,具有道德与政治的双重属性。王朝体制架构下,君子表现出维护王权思想、完善权力结构、整合协调政治秩序的功能。在当代语境中重新发掘君子人格的价值,首先要破解概念转换中的障碍,进而寻找其与当代中国社会价值共识的契合性,最后要发挥政府公民教育职能以弘扬其积极意义。     

孔子"君子人格"与"小人人格"在现实践行中的融通与权变

"君子人格"与"小人人格"是孔子提出的两类人品操行境界,作为道德行为标准,两者在理论上的划分是明确清晰的,但在现实践行的权衡与变通中,其界限就变得模糊含混起来.但孔子所标举的"君子人格"绝不是冰冷空洞的道德教条,而是将其化作具有道德价值意义的自觉变通的行为实践.他能在践行"君子人格"的实践过程中,于细微、深远之处洞察到危机与契机,并能看出这危机与契机相互变通、转化的时机和规律.     

重铸君子人格 推动移风易俗

重建道德中国,推动移风易俗,必须造就大批新时代的君子去参与去带领。君子文化曾长期被冷落,而今又逐渐升温,其顽强生命力来源于:一是合情合理,二是文明需要。志愿者队伍的壮大滋养着君子群体。君子与小人的主要差别,一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而君子与小人的差别又是动态的可以转化的。梁启超有《论君子》之作。今日新的君子之论把君子道德人格概括为"六有":有仁义,立人之基;有涵养,美人之性;有操守,挺人之脊;有容量,扩人之胸;有坦诚,存人之真;有担当,尽人之责。我们要突破"君子不器"的局限,改曰"君子能器",呼唤各行各业都有大批君子出来肩负重任。全国道德模范的不断涌现,山东威海倡导"君子之风,美德威海"的成绩,都增强了我们重建礼义之邦的信心。     

管子的“禾变”君子观及儒家的“合变”传承——以《管子》为中心

管子的思想对中国影响较大,《管子》的君子观是天地之道,是君子存在的依据,君子的“禾变”智变是君子存在的现实需要,君子境界是静因无为自然境界与“重任”在身的道德境界的结合,君子的核心思想是“禾变”智变,这符合当时社会现实需求。这种“禾变”智变思想与儒家君子观仁义礼智合一的思想不一致,后来儒家君子观在发展上对管子君子观进行了“合变”式地发展传承,既有批判又有吸收,使儒家君子成为理想的社会形象。     

孟子的多维度价值域及其证成——以“圣”观念为核心的讨论

在儒家所设计的人间秩序中,圣、贤、君子、仁（者）、士、大人、成人都具有理想人格的意义,圣人是最高理想人格,君子是次级理想人格,其余则反映了成就理想人格过程中的不同侧面和程度,故而理想人格也属于一种价值体系,具有多层次和多维度的结构。孟子的“圣人”观,整体上属于儒家的范畴,但亦表现出注重差异和多样性独特面向,这点可由孟子对“四圣”的评价、作为理想人格普遍化的“君子”所反映的不同人群的价值差异以及“圣”之不同层次区分等三个方面加以体现和证成,由此孟子寄寓在“圣”之理想背后的精神实质上是平等与超越并存。揭示这一张力,有利于开显孟子哲学尤其是与其有关的人或“自我”观念的现代性。     

儒家的道德人格是自律的吗?──一种比较分析的视角

"自律"概念的渊源可以追溯至古希腊,自从它被延用到道德领域以来,已经成为西方伦理学(尤其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儒家伦理学以重视人的社会属性和道德人格的塑造著称,那么它所讲的道德人格是否具有"自律"这一向度呢?文章结合近年来国际汉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并联系先秦儒家的经典原著及儒家伦理学诞生其中的历史背景而给予这一问题以否定的回答。作者认为,儒家伦理学所讲的道德人格虽然强调主体的独立选择,但该"独立选择"不是西方伦理学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自律。在探讨其所以然的过程中,作者想带出中西方伦理学的根本差别之所在。     

唐前诗词中草木花卉的"比德"

儒家人文教化的一项核心内容,就是培养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君子品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人对自然事物的审美观照.在崇尚德性的儒者看来,自然山水及客观外物可视为人之品性的象征,于是就有了"君子比德"的说法,即用外物的自然属性来比拟道德人格.     

君子上达:儒家人格伦理学的理论自觉——以陈来先生《儒学美德论》为中心

陈来先生新著《儒学美德论》借镜美德伦理学把握美德伦理研究中的中国问题,思考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寻找中国道德思想的出路,促发了儒家伦理学的理论自觉,开辟了当代儒家伦理学发展的新路径.沿着陈先生的理路系统地探讨儒家伦理学的理论形态,可以发现:不同于以行动为中心的规则伦理学,作为一种(广义的)美德伦理学,儒家伦理学以行为者为中心,核心主题在于"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成为这样的人");同时,儒家伦理学超越了"行为与品质"/"规则与人格"二元对立的伦理学范式,克服了当代西方美德伦理学美德观念的狭窄性和抽象性,而是朝向一种整体性的理想人格.特别地,儒家理想人格不仅追求道德上的完满,更进而寻求在天人关系中安顿生命与价值,具有深切的形上意蕴.整体而言,在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背景之下,儒家伦理学蕴示着一种相对更优的未来伦理学的建构路径.     

从君子“修身”到义人“成圣”——关系性“罪”论视角下的耶儒思想融合之尝试

儒家~([1])历来重视"修身",这是"成仁"之本。君子是儒家的理想人格,而想要成为君子就要从修身开始。儒家的"修身"强调先天的善与后天的努力结合,从而实现从"现实的我"到"理想的我"的过渡。基督教则主张悔罪、重生努力过圣洁的生活是达到"成圣"地步的一生操练。这两种获得理想人格的路径似乎看起来相行不悖,但二者对人的本性,特别是对"罪"的理解并不一致。缺乏罪感文化的国人对于"罪"、"犯罪"等话题的讳莫如深,并不能掩盖中国传统文化中已经存在的"罪"之理念。笔者想要尝试的是,基督教的罪观在中国文化中并不是陌生的,在关系性"罪"论的指引下找到基督教和儒家文化之间的契合点。     

成为君子的条件,只有一个

正在《论语》中,讨论君子小人的不少,这给中国人一个不太好的印象,好像儒家对君子的要求很多,很麻烦。其实,用儒家的标准做君子,只有一个终极条件,就是真诚。先有"儒",再"儒家"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但在孔子之前即有"儒"的说法。《周礼·司徒》中说:"师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艺教民。"古代由"师"与"儒"负责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