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的“道学—道统”论重探

许多学者在内圣之学的规模下叙述朱子道统论;余英时先生则提出道学与道统之辨,从时间、人物上来为道学与道统划界,指出道统之为内圣外王合一。此两方观点互有得失。在朱子,道学与道统在时间、人物上界限重合,实无分别;而尤其根据对《中庸章句》之序与经、注的内在关联等之考论,可知道统之"统"当训为"绪—业"(而非"谱系"),道统即道之"统绪—事业"(而非道或道学之传授谱系);道统之大本是内圣,道统之实质是内圣外王之合一;道学之传本身也是道统之传的一种方式。由此而可澄清相关误解、深化相关探究。     

湛甘泉道统观辨析

宋儒倡导的道统,在元明时期成为学者必须面对的问题。甘泉以"大道为公"批评宋元人的道统观,以此为自己的道统论说留下地盘。从默识之道到随处体认天理,心与事应然后天理现,这是甘泉道统论的理论真谛。道统的传承建立在"心学"的基础上。圣人之学是心学,天理则是千圣传心之要法。他敬象山却不愿接续象山的学脉,因为象山学"独立高处""主内太过",违背了程学内外体用合一的中道。他所认同的,是他自己经由白沙而上接程颢的道统谱系。     

道统、学统与教统 传统书院的基本精神与社会功能如何传承

中国古代道统的传承绵绵不绝,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传统书院。传道、弘道、讲道、明道、修道,这就是现代书院要传承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历代经学通过学统传承担当重建道统的任务,儒家道统与教统的关系是在儒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道统"是"教统"价值之源和指导思想,"教统"是"道统"落实的基本途径。"教统"主要是通过书院讲学,进行社会教化来实现的。在今天书院传统与未来发展问题上,最重要的是怎么从道统的高度,从学统的深度,从教统的广度来传承传统书院的基本精神,发挥书院的社会功能。     

传什么与谁来传：对朱子“道统论”的两点辨难

学界围绕朱子“道统论”的争论集中在两点上：第一点争论是“道统”内容上的“传什么”之争。朱子提出“道统论”的目的在于凝定儒学主题，他区分了前贤对于“传什么”的“创立者”与“传述者”之不同，认为“创立者”决定“传什么”的内涵，而“传述者”则在“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而传播之。“传什么”的创立遵循“继天立极”原则，“传什么”则紧扣理学的主题。第二点争论是“道统”的传承谱系之争，焦点在于周敦颐是否可入道统谱系。“道统论”这两点争论相互关联、不可分割。概言之，朱子有意将周敦颐纳入道统谱系，但缺少强有力的证据来坐实其主张。     

胡炳文的道统观与学术倾向

元代理学家胡炳文提出:"明道统者"之功大于"行道统者",孔子因作六经而贤于尧舜。他将朱熹视为孔子之后阐明道统的集大成者,以在现实生活中传播和践行朱子学作为传承儒家道统的重要方式。由此,儒家之道的理想逐渐由治国平天下转向普通人的日用常行。儒家道统是圣人之学,也是圣人之心,但道统不是圣人所专有,圣贤相传之心便是人人所具有的本心。学术倾向上,胡炳文以朱子为宗,却并非笃守朱学,而是广泛吸收陆学,对朱子学进行修正,其思想是对朱陆及宋代哲学的整合与发展。     

师道复兴与宋学崛起

在唐宋变革的历史背景下,宋代士大夫引领和推动了一场复兴师道的思想运动。宋代士大夫"以师道自居"的责任担当,强化了两宋儒家士大夫在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的主体意识;宋儒"以师道明正学"的学术追求,推动了两宋的儒学重建与宋学崛起。宋学追求一种"明体达用"的学术精神,完成了以"师道"为主体的道统论思想建构。宋儒以师道复兴为契机,推动着汉学型"周孔之教"向宋学型"孔孟之道"的转型,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教形态转型的历史趋势。     

论《明儒学案》的道统论话语建构

《明儒学案》通常被视为中国第一部学术史著作,这种观点的误区是把《明儒学案》与其所属学术传统割裂开来。《明儒学案》并没有超出传统上"以道为体、以史为用"的道统史观,它是以总结明代儒学为途径、以表彰刘宗周之学为目标的道统论著作。刘宗周建立了一种从整体上超越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哲学立场,黄宗羲在此基础上发展出通达的道统史观,把存在诸多差异的明儒学术统合为一个价值整体。其话语特色是:既按各家思想自身的逻辑突出其特质,又使各家思想以参证、彰显刘宗周之学的方式存在于话语体系之中。     

张其昀的孔子观:文化道统与文化开新

张其昀在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争论中开始"文化自觉"。他肯定孔子、孔学维系"中华一统"的社会价值,总结孔子确立中华民族理想人格典范、构建中华文明价值传承体系、开中国数千年文明教化先河之功,同时重述孔学的知识与思想谱系。他既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息,是因为有一以贯之的道统,孔子是中国文化道统的中心;同时也主张突破狭隘的儒学道统观,以中国文化大传统为中国社会的新道统。当代中国人应该在继承孔子思想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融合现代价值理念,为中华文化开出新道统。     

从伦理之道到本体之道——韩愈、二程道论与唐宋道学之发展

唐宋时期的儒学道论存在着由伦理之道向本体之道发展的趋势,这在韩愈、二程的道论上尤为明显。韩愈复兴儒学,建构的是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之道,具体表现在为政、为人等方面。韩愈以此为依据,从伦理道德入手批判了佛教;其"文以载道"以及"道统"论等思想,又阐述了伦理之道如何传承的问题。二程以"天理"为本体,"道"作为天理的表现形式,具有本体色彩;本体之道外化为具体的生生不息的自然之道以及仁义礼智信等伦理之道。二程还以本体之道为基础,批判了韩愈的人性论以及佛教之道,延续和发展了韩愈文以载道以及道统论思想,建构了以"格物"为核心的致知论和以"诚""敬"为核心的修养论。从韩愈的伦理之道到二程的本体之道,是儒学之道本体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儒学为迎接佛老本体论的挑战而做的自我调节。     

一本理解朱熹学术思想的好书──读《〈朱子性理语类〉译注》

《宋史》本传记朱熹“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究圣贤之经训。”又载：“黄干曰：‘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盂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烹而始著。’识者以为知言。”这是说，在儒家的道统谱系上，孔子之后，孟子、朱熹占有非同寻常的地位。 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一生仕途多劫，他的大半生都致…     

经典解释与“学统”观念之建构

"学统"观念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宋代理学体系建立之后,在"道统"观的支配下,道、政、学三统构成了理学文化形态的基本叙事框架,思想义理的展开和问题脉络的呈现均与"三统"有关。而笼罩在道统之下的"学统",往往因价值观念的变化和经典解释的差异而有所调整,甚至出现典范的转移,所以它的间架又处在不断的重构之中。近代以降,传统意义上的"学统"不复存在了,其内容大致转换成为知识谱系的问题,包括学科分类、研究论域、学问门径及方法等。面对新时代的学术格局,新儒家人物以经典解释为基本的方式,试图说明"学统"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并从哲学诠释的角度努力揭示其现代转化的可能意义。     

陈撄宁仙学思想的道统论色彩

继承自家文化的道统是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人物普遍的心理历程,陈撄宁创立仙学与历史上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是一种“经学忧患意识”形态之道统论的体现。在道教人才极其缺乏的近现代史上,其“提倡仙学,舍我其谁”的豪迈气魄和以道为本、仙道救国的思想体现了他作为近现代史上道家文化大师勇于担当的主体自觉之道统论色彩,代表了道家文化现代重构的宏大声音。     

论中国思想谱系的伦理性特征

中国思想在传统宗法社会组织中存有,在家学、姻亲、乡学、书院等近亲土壤中传播和发展。在学术传承的模式上更多地使用伦理式的维系方法,如强调正统、祭祀思想权威,建构了中国特色的带有伦理性特征的思想谱系。中国思想谱系的书写以宋代为分界线,呈现为前后两种不同的特点:宋以前按经书分类,宋以后按思想家分派。认识中国思想谱系的结构特点,对当下思想体系的建构具有借鉴意义。     

刘宗周与宋明理学“知识论”走向

宋明儒家多重"心性义理"之学、轻"经世致用"之学,于先儒"体用文"圆融通贯之学有所偏颇。刘宗周出入宋明理学诸家,在探讨严密的"心性义理"之学的同时,不废事功,实现"学术"与"经济"、"经学"与"理学"、"经学"与"史学"的和合通贯,彰显了宋明理学"知识论"演进的新向度。     

论明代天师道之符箓

符箓是天师道的主要活动方式和重要的修持法术之一;明代帝王认为天师道能化导民俗,故命天师传符箓;史籍亦有不少关于符箓灵验、诸帝受箓及禁止伪造符箓的记载;明代帝王对符箓的态度,对天师道的影响甚大。     

从“师道”与“君道”关系看晚明清初社会改革理论与实践的三种路向——以王艮、管志道、黄宗羲为中心

师道运动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宋代,士大夫的师道意识高涨,提出与君主共治天下的主张。然而到了明代,由于残酷的政治现实,师道运动一度陷入低潮。直到中晚明,经过王阳明的重新提倡,到王艮提出“出必为帝者师,处必为天下万世师”的口号,师道运动重新达到了顶峰。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清初,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篇》中都有所体现。余英时曾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改革运动的阳明学师道运动主要是一条“下行路线”。本文则注意到,明代晚期曾出现了管志道、杨起元等学者以及张居正等政治家,他们共同反对泰州学派乃至整个宋明理学的师道运动,企图重新恢复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教秩序,揭示了一条“上行路线”;另外,代表了地方士绅、商人、富农等“中产阶级”利益的东林学派和黄宗羲,则试图限制君权并进而与君主分权,这一路线可以视为“中间路线”。从这些方面看,晚明清初的社会改革路向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     

道统、道学与政治立法

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对朱子的"道统—道学之辨"进行了重构,指出朱子那里存在着道统与道学的严格区分:道统是孔子之前的有德有位的圣王之间相传的谱系,而孔子有德无位,只能开创道学却未能继承道统。然而,他的这一重构与朱子的本意相距甚远。对朱子而言,道统是道学的传授谱系,道学是道统的传承内容。而道学的具体内容则是一套实现内圣的修养工夫,同时也是历代圣贤相传的治理天下的"密旨"、"心法"。在位的人君作为统治者,只有按照这一套工夫系统进行自我修养,才能够通过内圣的修养实现外王的政治理想。因此,朱子对道统与道学的论述包含着对在位的人君进行政治立法的诉求。     

叶适与朱熹：学术思想交涉与三代道统论争

对于叶适与朱熹之间的关系，学界之前聚焦于叶适对朱熹道统观的批评以及由此呈现的两者思想差异，但未阐明叶适道统观何以构成对朱熹思想的实质性挑战。事实上，叶适与朱熹有长时间的思想交涉，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学术竞争关系，其思想张力具体呈现在三代道统观的建构上。朱熹在朱陈之辩中聚焦的儒家政治文化主题上是以建构三代道统来反对陈亮的皇帝王霸之说，而叶适指出朱熹及其门人没有接着三代之道往下讲，认为其建构在“十六字心法”上的三代道统是一种旁出新解，并阐明三代是“君臣共治”“治教并行”的理想政治模式，标举贤臣在道统中承担“教”的职责，从而以“治教并行”的三代道统反对朱熹以“教”统“治”的“治教分离”的道统观。叶适阐明的三代之道，既为陈亮思想导致的骄君现象提供了来自儒臣的约束力，也为朱熹将正心诚意系于君主的自我期许提供了儒臣之教的政治保障，又为浙学的事功主张确立了来自三代的根据，从而将浙学纳入了儒学正统之中，纠正了朱熹对浙学功利的批评。     

作为“庙学”存在的儒学北大核心SSCI

庙学作为儒学、经学与道统的物质载体,作为古代教育、科举制度、祭孔讲经和礼乐教化之所,作为政统与道统、学统与从祀制度交汇之地,其历史意义重大。“庙学”这一概念由“庙”和“学”构成,实即古代孔庙和官学的一体化。唐代儒学制度化,孔庙由国子学、太学逐渐推广至全国州、县学,“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正式形成,并为宋元明清沿袭。“儒学”在近现代百年中经历了由古代学校“国学”到现代儒家学术思想义理的变化。古代“儒学”与“庙学”是一体的,“庙学”亦可称“儒学”,即作为实体存在的“儒学”,二者关系密切。庙学与儒家道统亦紧密相关,因孔庙本身就是儒家道统谱系的实体承载。     

宋儒道统论与士大夫的主体意识

在唐宋变革、儒学复兴的大背景下,宋代士大夫群体推动了儒学重建。他们作为"道"的承担者和主体力量,也积极致力于道统论的建构。宋儒的道统论是士大夫主体意识的表达和体现,与当时崛起的儒家士大夫群体及其主体意识的觉醒密切相关。它提出并努力解决的问题是:在儒、佛、道三教并盛之时,哪家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在儒学学统四起之际,哪一派是儒学的正学?在道统与政统、儒生与君王的共治结构中,由谁主导国家秩序?宋儒建构的道统论,特别是朱熹通过《四书》学而建构的道统论,在上述三个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论证和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