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礼”之辩——庄子礼学研究

三代以礼治天下,礼治是其基本的治国模式。春秋中后期以来,礼崩乐坏,社会失序。儒家试图恢复礼治,重树礼的权威,论证礼的价值,从正面建构了其礼学体系;道家则反思礼治传统,揭露礼治弊端,从道的高度批评和解构礼,由此而从反面建构了其礼学体系。在道家学说中,庄子的礼学思想最为丰厚,甚至可以说,庄子礼学即是道家礼学的代表。一、以道批礼:礼是乱之源道家以道为宇宙的本原和最高主宰,视道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总规律,列道为治理天下的唯一准则。老子曰:“以道莅天下”(《老子》六十章),即是要求圣王遵守道的原则,无为而治,顺应自然。…     

宋明理学师道观论说

宋明理学改变了帝王道统的传统观念,形成儒师圣贤传道观,反映了道统传承主体由帝王之道向圣人之道转变。通过明辨学统,树立了师道,接续了道统谱系。宋以后,师道、学统与道统传承谱系有着相当的程度重合。宋明理学认为师道使命不仅仅只是韩愈所言之传道、授业与解惑,更在于"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在长期的学术发展中,宋明理学搭建了不同的树立师道传承道统平台:一是以四书学、学术史及记文为代表的著述著作,二是以学校、书院以及讲会等为主体的教育平台,三是以孔庙、学校、书院以及祠堂为中心的祭祀平台。     

梁漱溟与阳明学

<正> 阳明学是宋明理学内部朱子学的异军,由于它开始于南宋的陆九渊,明代的王阳明(守仁)为其集大成者,又由于它讲求心性,因此后世学者一般称它为“陆王心学”,或“王学”,近代以后,人们又依据日本的习惯,称它为“阳明学”。要探讨梁漱溟与阳明学,首先必须从晚清阳明学的复兴谈起。在整个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上半叶,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王学或阳明学占据了中     

论陆王心学中可能诱发“异端”思想的因素

朱熹曾严厉指责“陆氏之学”“断然是异端 ,断然是曲学 ,断然非圣人之道” (《朱子语类》卷二十七 )。在晚明 ,一些程朱派学者也曾指责王学为“异端”、“异学”。到清初 ,又流行一种王学亡明论。程朱派大儒陆陇其说 :“明之中叶 ,自阳明倡为良知之说……其弊也至于疡轶礼法 ,蔑视伦常 ,天下之人恣睢横肆 ,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 ,不亡于朋党 ,而亡于学术。” (《学术辨》上 ,见《三鱼堂文集》卷二 )何谓“异端” ?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中曾有过一个颇为简括的定义 :“异端 ,非圣人之道 ,而别为…     

论顾炎武的思维方法──兼论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的历史转变

一在明清之际“三大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中,顾炎武是唯一被后世公推为清代朴学之开山祖的大家,毫无疑问,这位继往开来的学术领路人,是我们由以揭开从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的历史转变之谜的关键人物。《四库全书提要》论明清学术之异曰：“盖明代说经,喜骋虚辨。国朝诸家,始变为征实之学,以挽颓波。”（《四库全书提要》卷十六经部,诗类二《毛诗稽古编》,第一册）此中“明代说经”云云乃显指明代理学（主要是心学）而言,“征实之学”则指清代朴学。据其所云,明代理学与清代朴学的根本区别是在于其学风的不同──前者“虚…     

宋明理学“为学”与“修德”并进论对当代科技的启示

科技异化是当代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消除科技异化,保证科技的健康发展和合理应用成了当务之急。宋明理学强调以居敬诚意的“修德”为认知求真的“为学”的前提和条件,倡导“为学”与“修德”统一并进,这对于今天强化科技活动的伦理价值和提升科技主体的道德责任,进而消除科技异化,具有重要启示。     

试论王阳明心学的圣凡平等观

阳明学针对程朱理学的流弊所兴起的道学革新运动,在明代中、后期的思想界曾掀起波澜,形成了主导明代学术思想的心学潮流。阳明心学的形成发展及演变不仅对明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和重建具有历史导向作用,而且波及到从明清之际的思想启蒙到近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极大地影响了后来儒学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命运。可以说,阳明心学是中国儒学从巅峰走向衰落的一个转折点。因此,我们对它的研究不应仅局限于宋明理学内部的学派分歧和流变,而应放开视野,从时代转换、历史文化发展和学术潮流演变的实质关系来认识。本文即欲通过从陆九渊到王阳明“心…     

儒家思想中的“内”与“外”——“内圣外王”何以成为儒学之道的一个“关键词”?

“内”“外”分类具有丰富多彩的象征意义。在先秦儒家，“内”不仅是德性生活的策源地，也是天植灵根之域；在《庄子》中，“道德”“天道”“本真”“物之祖”“天地精神”“太初”等形而上的终极实在与“内”联系在一起，“内之域”即是恬淡寂漠之域、自然而无为之境。惟有深入其“内”,方能做“方外之游”。“入其内”即是一不断超越各种“外”的工夫、一不断“向内而在”的过程。佛教传入中国，其明心见性之学一度“垄断”了这一“内”之领域，其学被称为“内学”,其经典被称为“内典”,儒学及其经典遂沦为“外学”与“外典”。宋明理学转向“内”,实则可归结为两个面向，即将天道性命一贯之学落实于人之心性世界中，而心性生活又必须在人世间、人伦社会(“方内”)之中实现。于是，与天道沟通的心性世界(“内圣”)与日用伦常的关切(“外王”)之关系遂成为“内外本末，始终后先，显微无间，体用一源”之关系。“内圣外王”一词因此最终成为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之道的关键词。在现代新儒家建构第三期儒学格局中，“内圣外王”一词实兼有“定性”“定向”“综合”三义于一身。     

晚明至清代前期儒家政治制度改革的理想——以顾、黄、王、袁等人为例

晚明至清初,在儒家思想内部酝酿着一股政治制度改革的思潮。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袁枚等人,在肯定人性自私及土地私有的新思想前提下,以“公天下”的政治理想为目标,分别提出了如何分散最高皇权、限制最高皇权的政治制度改革的理想,展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儒家思想的内在活力及其向现代转化的内在可能性。     

从“格物”之辩看阳明与甘泉心学的分歧

阳明与甘泉是明代颇有深交的两位心学大师。早年，他们曾“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王文成公全书·年谱一》，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下引该书，只注篇名）中岁以后，他们既相唱和也相切磋问难；到了晚年，他们之间虽不像“见如冰炭”的朱陆，却也“各立门户”、相互批评。如果说“一见定交”，是他们“倡明圣学”的共同起始，那么，随着思想的成熟与发展，他们的相互批评则表明了其分歧的公开化。考索阳明与甘泉的交往历史，他们之间曾发生过两次争论：其一是关于儒佛关系的争论，其二即关于格物的争论。由于有关儒佛的争论属于“…     

宋明理学从二元论到一元论的转变——以理气论、人性论为例

宋明理学的整体发展呈现出一种从程朱理学二元论到明代理学一元论的转变倾向。其最突出的表现有两点:一是理气论方面,由程朱的理气二元论到明代理学的理气一元论的转变;二是人性论方面,由程朱的天命之性(义理之性)、气质之性的二元论到明代理学性气合一的一元人性论的转变。这些转变显示出中晚明以后理学现实主义倾向的逐渐加强,并最终演化为明末清初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     

老子之“道”与“有”、“无”关系新探——兼论王弼本无论对老子道本论的改造

一在今本《老子》中,直接论述有无关系的命题有两个,即第二章的“有无相生”和第四十章的“有生于无”。这两个命题之间显然是存在矛盾的。对此,前辈学者亦曾有所省察和质疑,如马叙伦认为:“‘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乃《淮南》语羼入者。第二章明言有无之相生,义正与首章‘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相合,则安得此复言‘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耶?”(马叙伦,第396页)但由于当时还缺乏确凿的史料依据,这种质疑只能是一种推测而已。而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则为这种质疑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答案。今本《老子》中“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     

“孔子为王”与今文学的王者批判

今文学在对"孔子为王"的描述与论证中,提出了对王者的要求,这是一种对现实中君主的批判。公羊学以孔子为素王,将修身的必要性逼迫至每一个君主,即任何一个现实中的君主若没有达到为王的要求,都应该被取代。公羊学又以孔子为文王,用"文德"观念将今文学论王者含义的一般说法,即"天下归往"和"贯通天地人为王"的意义一并包括在内。     

回到“社会的”的社会管理

从“十六字方针”到十八大的“二十字方针”的创新提法的提出,我党在探索社会管理创新之路上不遗余力。但是,我们的社会管理模式发展之路上也受到来自现实实践之路上的“路径依赖”、“权责不明”、武断专行、“面子工程”等的严峻考验。重新对“社会性”进行解读,尝试性的对社会管理路线进行剖析,提出“回到社会的自我管理”这一提法,并展开焦点分析,在“党政本位”依旧是主导的社会管理模式下对“人本位”有一个新的深刻认识!从而回归以“人”为中心的社会自我管理理念!     

“知行合一”思想源于道教考

宋明理学的形成，乃是宋明大儒融汇三教的产物。理学与道教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吸收的复杂关系。历史上，全真道的内丹修炼学说继承了道教钟吕内丹学传统，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则吸收了全真道的“真功真行”说。本文拟就全真道的功行说对王阳明的知行说的...     

刘宋天师道的“六天”说

道教里“六天”一词最早见于东晋时期的上清、葛氏道诸派经典,真正赋予其含义的却是刘宋时期的天师道。刘宋天师道视“六天”为恶鬼,提出以善神“三天”代替。天师道对“六天”的这种解释,是在道教受到上层阶级的压制而儒家礼教祭祀制度受到重视,以及佛教传入中国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形成的。“六天”一词的出现与“三天”以及道教成立前的古代文献中的“九天”观念也有一定的联系。本文围绕这些问题,试图对刘宋时期天师道“六天”说的含义,以及“六天”一词出现的缘由作一个分析。一、刘宋天师道“六天”的含义刘宋天师道经典《三天…     

论唯识学中的“体用”义

唯识学,自玄奘大师不惜身命赴印承传流布中土以后,经窥基大师百部论疏广为阐释,曾作为一大宗派而盛极一时。然而宋元以后,唯识学在中国又几乎成了绝学。迨至晚清,杨仁山居士创金陵刻经处,通过南条文雄从日本寻回久已绝迹于中国的唯识学、因明学经典,广为刊布流通,近代学人又得以重温唯识要典。又经章太炎、欧阳竟无等大师的竭力阐扬,唯识学得以绝处逢生,并且蔚为大观,成为显学,甚至成为了对近现代社会文化思潮产生深刻影响的传统思想资源。然而,到了曾师事欧阳竟无专攻唯识学的熊十力作《新唯识论》,竟至于有论者因此而认为“…     

从“黄帝”与“一”的勾连中再谈“黄老”并称的缘由

“一”是黄老哲学的重要标识性概念，在宇宙论上代表造化万物之始，在哲学品格上强调兼综百家之旨，在政治实践上表达人君治国之要。自战国至秦汉期间被塑造出的“黄帝形象”凝结着黄老学以推崇“一”为标识的哲学主张和理想人格，具体表现为：黄老学者对于“一”作为万物之生成者的要求以及在政治上主张超拔于“众”的“君主”地位的诉求在黄帝作为华夏共祖的形象上得到了落实；黄老学融百家思想为“一”的哲学努力及其包容气象与黄帝促进民族融合、实现天下统一的政治功业相呼应；黄老学强调“执一”“无为”的治国之术也相契于黄帝法天则地、垂拱而治的政治实践。黄帝是黄老学注重“一”的哲学思维和政治愿景的形象化表达，二者的高度契合促成了“黄帝”与“老子”的自然结合，也使黄老学具备了迥异于道家其他分支的学术特质。     

宋明理学视域中的朱子学与阳明学

朱子学与阳明学可以有广狭两义的理解,狭义指朱子或阳明个人的哲学思想,广义则包含朱子或阳明之后学以及后世的朱子学者或阳明学者有关朱子学和阳明学的思想诠释、理论发展。由此以观,朱子学和阳明学就不是封闭的静止的理论系统,而是可以不断发展和开拓的动态的思想体系。这就需要我们转换审视的角度,既要将朱子学和阳明学置于广义宋明理学视域中,同时亦须将宋明理学视作一场整体的思想运动,才能对朱子学和阳明学获得整体性的思想了解和历史把握,以重现作为广义宋明理学视域中的朱子学和阳明学的理论意义及其思想价值。     

退溪与阳明:朱熹哲学的不同走向

陈荣捷先生曾从儒学的整体发展上把理学看作一大模式,认为从广义上可以把朱熹也看作心学,从朱熹到王阳明,亦是理学的发展进程。退溪学对理学的发展不仅是继承朱子,亦可以说是以阳明心学的传播及对阳明心学的批判为中介。退溪学与阳明学大约处于同时代,面对朱子学在明初以后向着心性道德之学发展的形势,及提出的理论课题,他们从不同方向上发展了朱子的心性之学(或可从广义上称为心学)。阳明学走了体用合一之路,他以“一性”消解心、物对立,将外物移至心中,以期杜绝士大夫外事物以求理的“口耳之学”;而退溪学走了体用重整之路,他分析理、气,心、性,心、理之不同,在“心统性情”的基础上主“性情理气分发”说,侧重理、气在性中及情中的分别。退溪的“四端七情”说是坚持朱子的以“理”为本体的路线,而对朱子心性学的发展,也是对宋明理学乃至东亚儒学发展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