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孝为核心看家庭伦理与社会国家伦理的一体性

“孝”是传统伦理的核心。“孝”的意义不仅在于维系家庭,更在于安定社会国家,二者的统一是社会评价的根本标准。作为传统伦理的主干,“五伦”有平行(夫妇)和上下(父子)关系的不同类型,但是,随着孝道的进一步贯彻,却主要体现为父子有亲而夫妻不爱。淡化夫妇而强化父子所引出的,是社会国家迫切需要的维持上下尊卑的“忠”的原则。“孝”与事功和事业相关,忠孝不二是为至善。传统孝道的负面的意义应当予以正视,变上下尊卑为平等相爱。     

“重”“错”之义与六十四卦的生成

六十四卦如何由八卦重叠而成,思想家们给出了不同的说法。本文立足“重”与“错”的同异,探讨其成卦的内在机制及其与天地万物变化的联系。孔颖达以相错解释相重,在忽略二者矛盾的前提下进行推论。邵雍立足一分为二发明相错,”重”在他是指天圆地方的天道运动,而与重卦无关。以为邵雍言先天方位的八卦相错是讲重卦的观点缺乏根据。胡宏从太极——天道的运动说明八卦与六十四卦的关系。利用“重道”去解释“重卦”,揭示了六十四卦生成的不同机理。朱熹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按照太极生万物模式的需要发挥邵雍的理论,反映了邵雍以后易学的发展。来知德批评了邵雍、朱熹对相错与相重的混淆,但又不是胡宏的一“重”到底．而是重与错双方相互补充发明,合力生成六十四卦。尽管哲学家们对”重”与“错”的方法的把握和定位不尽相同,但易卦的生成应当是天道运动规律的概括和表现则是他们的基本的共识。     

郭店竹简“性”“情”说

“性”“情”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郭店楚墓竹简》的出版使对先秦性情说的展开研究成为可能。本文以竹简儒家著作为七十子弟子所作为前提,从孔子的“性近习远”说开始,将其性情思想置于孔、孟之间的历史背景下,重点围绕物之动性、悦之逢性、故之交性、义之厉性、势之出性、习之养性、道之长性等七个性情发展阶段和类型进行分析。认为性在竹简属于原始质朴,而非确定不变的哲学本体。性生情,民性善,人情当然合理,注重物、势尤其是习对性情发展的影响。道出入性情又培养之,以便使质朴善性走向适应王天下要求的现实人性。     

仁的“偏言”与“专言”程朱仁说的专门话题北大核心CSSCI

仁的"偏言"与"专言"话题源自程颐所说"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重点在如何看待仁在整个德性体系中的地位,并涉及仁是作为至善整体还是特定的德目等多方面的问题。程颐通过对《易传》"乾元"和"元亨利贞"的阐释,以"生"为纽带,将四德五常联系为一个整体。以生论仁,既关联存在论的性理,也含摄宇宙论的生理,力求从仁的"偏言"与"专言"入手揭示出仁的特色和性质。朱熹讨论仁的"偏言"与"专言",通常是将其纳入到"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的框架之中。基于生气流行,"心之德"可以是"爱之理",双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仁的至善整体与流行实施中的德目最终相互发明。     

略析韩邦奇的《启蒙意见》CSSCI

《启蒙意见》强调图是《易》之成立的关键,认为孔子(《系辞上》)言八卦相荡,邵雍则有加一倍法,二者虽然有别,但都是本于太极。《河图》不是虚五与十为太极,而是具于十、五之中的五十五的总数为太极。太极判而阴阳立,用分造化之用与万物之用。周氏《太极图》被替换为环状流行的天命和人心图,直接以五行乾坤言天命并展示在此之下的生命的繁荣延续。最后对所谓"七占"古法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和解答。     

论朱熹对"继善成性"说的规范

"继善成性"是易学哲学的重要问题.朱熹解释"继善成性"总体上不是为字义的通顺,而在为他的理学本体论作论证.理上气下的基本原则通过易学的语言进一步得到贯彻.善与性、天与人、未发与已发、天理流行与人物成性等,虽也体现了天人之间的密切关联,但又不能将一般天理与已具形质的人性混淆起来."继善成性"说的优长,就在于它将由天至人的生成序列,解释为一个以天道为本而构筑本性的思辨逻辑,同时兼顾个体形质生成带来的特殊性.而本性只是"存"而非"成",以卫护本然之性纯善无恶的假定.     

德国汉学界的中国哲学研究

中国哲学是德国汉学的内容之一,但在德国哲学界它却并不被承认."中国哲学"是否存在,自黑格尔以来一直就是争论的问题.汉学界在作肯定答复的同时,将重点放在了中国哲学自身的研究上.汉学界的中国哲学研究涉及哲学理论的各个方面,但主要是围绕儒学与现代化的问题展开,具体包括传统儒学、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学等多方面的内容.中德(西)之间的哲学交流和比较也是学者们广泛关注的热点.     

易之"生"意与理学的生生之学

"生生之谓易"既是哲学家对宇宙相状的揭示,也是"易"本身的性质。从"天地之大德日生"到"易简"之善和"复其见天地之心",贯穿的都是同一个"生"意。理学继承前人又广加扩展,天地生物之心既是静与动的综合集成,又是天地生物与仁德流行的统一。从静体到动用,从"动之端"到"动之机",现象存在虽有生死显微,"生"之理却通贯不息。     

二程论仁与博爱

建立在一气流通和同气同性基础上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为博爱之可能奠定了本体论的基石。不仅是我之气血自身的流通,也是我与气化生成的不同人物相互感通,并体现为"我"对天地万物的关爱。值得关注的不是差等与无差等的矛盾,而是一体之仁在不同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如何与环境相适应而恰当表现。仁体是在其实施或作用之中才能生存的,用在最终的意义上决定着仁体的实现和完成。仁既是情感也是德性,爱可以出于私情,但仁却必须是大公。以存心爱物来彰显的博爱,并不只停留于理论的呼唤,而是已放诸于施政者的实践。     

大身是谓同善——儒家博爱观念的彰显

"同善"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孟子。"同善"结合"兼所爱",在宋以后发展为"天人一身"的"大身"观。"大身"基于自我的扩充,"同善"则体现为人际的关爱。仁既是个体的美德,也是天道之善的生生流行。以生生论仁善,讲仁者生也,是宋明诸儒将孔孟的仁说与《易传》的生生之善贯通起来的结果。生生和仁爱不仅需要客观性的支撑,也需要主观性的自觉,基点在一心与众心的同一,并在实践中为走向"同善"的慈善救助提供方便路径。"同善会"在明代后期出现,与明中叶以后心学的流行并吸纳气学的因素密切关联。人间的善行借助了天人感应的逻辑,以为最终能导致家给人足的太平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