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哲学基本问题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意义——《中国哲学史研究》编辑部举行第二次夏季学术讨论会

为了促进中国哲学史学的科学化,《中国哲学史研究》编辑部于八月十五日至十六日,邀请在京的中国哲学史专家、学者,举行探讨哲学基本问题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意义的学术讨论会。这是该编辑部于去年夏季在密云举行的“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学化而努力”的学术讨论会的续继。持有各种学术观点的四十余名哲学史工作者参加了这次讨论会。会议结合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实际,来探讨恩格斯所提出思维和存在关系这一哲学基     

即哲学史讲哲学——关于哲学与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再思考

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是哲学学科内部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哲学史的学习与研究是哲学研究与理论创新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从事哲学创新还需要逻辑思维能力、基本的科学素养和艺术素养等。依托哲学史提供的哲学智慧,结合现实给哲学提出的理论问题从事哲学创新,是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因此,"即哲学史讲哲学"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一些从事分析哲学的研究者看轻哲学史的价值,进而看轻哲学史的课程与教学在哲学教育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是没有道理的。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与类型是多元的,哲学创新的途径也是多元的,而"即哲学史讲哲学"是其中最为基本的方法之一。     

读《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

方法论即为学之道,是为学术研究提供指导思想和基本方法的学问。建国以来,哲学界对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但还没有人系统地阐述过哲学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张岱年先生的新著《中国     

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

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这与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以及哲学与伦理、哲学与政治密切联系等传统有关。哲学史研究的基本内容是什么?思想史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哲学史与思想史有些什么联系与区别?如何正确解决这些问题,关系到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为了开创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的新局面,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工作者迫切要求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这里发表的三篇文章,就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们欢迎广大哲学史、思想史工作者参加这一问题的讨论。     

中国哲学研究的四大问题

中国哲学的研究和发展可以多样化或多元化。下面所谈的 ,只是其中可能的一种。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 ,我主要想谈谈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问题 ;二、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 ;三、“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问题 ;四、方法论的问题。一、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哲学史上曾出现过各种学说、体系 ,这些学说和体系在哲学史的研究中往往主要被理解为历史的存在。然而 ,按其本来意义 ,它们首先是历史上的哲学创作 ,是出现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原创之论。以中国哲学而言 ,历史上一些重要哲学家所立之说 ,就是他那个时代的哲学理论…     

刘文英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刘文英先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相关研究,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进行系统的学科定位,深入思考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学科性质与地位、对象与任务、范围与类别等问题;二、突出关于中国哲学史史料的收集、鉴别、解释、整理等史料学方法的理论研究;三、拓展史料学研究领域,包括介绍前人不甚关注的哲学史料、吸收和补充新出土的有关哲学文献、重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料等。     

“进化唯物主义”献疑

近年来,有的同志在研究中国近代哲学中,提出“进化唯物主义”的观点。这对于在哲学史研究中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克服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一般化,深入探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特点,都是有作用的。     

“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人学问题”讨论会述要

由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人学问题”讨论会于10月中旬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的20多位专家应邀参加了会议。从人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哲学史,尚属草创时期,与会者就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人学问题的特点及其理论建构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有关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人学问题的界定问题与会者认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人学问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实事求是、突出中国哲学的特点,依据切实的理论史实进行研究和理论概括。有论者进一步指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近代化——胡适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关于哲学史方法论问题,我刊在50年代中到60年代初,曾展开长时间的讨论。那次讨论,强调了哲学史研究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实事求是”、“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这对哲学史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但近年来,我们的哲学史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否定民族哲学与文化的优良传统;只重视思想研究而忽视其社会历史背景的探讨;把现代哲学和科技文化的新成果、新理论,都说成是“《周易》早已有之”、“《周易》早已说尽”等等倾向。在如何处理中外哲学文化关系问题上,在如何处理哲学史与原理、哲学史与现实、哲学史与其他学科等关系问题上,也有值得改进之处。这说明我们的哲学史研究的目的、方向和方法仍存在不少问题。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要求哲学史研究工作要有新的突破,而哲学史的研究要有新的突破,必先解决研究的目的和方法问题。为此,我们开辟“哲学史方法论研究”栏目,希望对这一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     

中国传统经典诠释与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儒家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从经典诠释的视角,以儒家为中心,思考在中国传统经典诠释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化。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走上“以西释中”的西化误区。我们应在确立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立足于中国传统,以经学作为中国哲学建构的主体,在经学的基础上深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以子学、玄学、道学、佛学作为多元辅助,借鉴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来诠释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使中国哲学史具有西方哲学的外貌而其实质却仍是中国传统思想本身,以实现经学模式向哲学模式的非断裂性转换,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完善。     

关于研究少数民族哲学史方法论的几点想法

搜集、发掘和研究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这是开拓性的工作。为了在探索中少走弯路,我们认为除了指导思想必须明确外,在研究的方法论上也还需要弄清几个关系问题: (一)关于国家哲学史、阶级哲学史与民族哲学史的关系问题。 这三者的关系比较复杂。作为国家哲学史,过去通常称为官方哲学史,就是说,一般反映当权的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为国家的哲学史。作为阶级哲学史,当然与国家哲     

研究哲学史必须同研究历史相结合

《哲学研究》今年第二期提出了《哲学研究要同具体科学的研究结合》的社论,给予我很大的启发。从它的这一启发,使我联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认为研究哲学史必须同研究历史和它的阶级关系相结合。如研究中国哲     

谈谈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

建国三十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单就问题而言,诸如中国哲学史的对象、特点、范围问题;哲学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问题;对古代哲学家及其思想体系的历史评价问题;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等等,总括起来可以称之为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其实质是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     

试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联系和区别

《哲学研究》1983年第10期,开辟了一个“关于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关系问题”的专栏。编者在按语中指出: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栏内发表的三篇文章,就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编者表示欢迎广大哲学史、思想史工作者参加这     

哲学与哲学史

哲学与哲学史是密切相关的。恩格斯曾说:进行理论思维的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研究哲学必须通晓哲学史。作为一个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更必须通晓中国哲学史。当然同时亦必须对外国哲学史有较深的了解。西方英美德法各国的哲学家都尊重本国的哲学传统。这种精神是值得注意的。以前西方学者写西方哲学史,书名就称为“哲学史”,意谓西方哲学就是哲学的全部。这是西方中心论的表现,罗素比较谦虚,他所写的哲学史书题为“西方哲学史”,晚年又著“西方的智慧”,表示西方以外东方也有哲学,这是客观的态度。近十年来,国内出版了多种“中国哲学史”著作,这是好现象。但因受日丹诺     

张岱年与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

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探讨了一种有别于一般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研究的形式与方法,并以这样的形式与方法在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学术成果.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实情况来看,张先生的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在对传统的中国哲学的考察中"深悟其精义",启发我们对于中国哲学内容的正确理解,同时,也能够给予我们多方面的方法启示,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哲学问题的角度去关注、总结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拓展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促进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与建设.     

张岱年先生研究中国哲学特点之成就

在研究中国哲学特点方面,张岱年先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提出了一条研究中国哲学特点的正确原则,即“同与异,必须同等重视”;其二,从基本倾向、概念范畴、发展规律三方面对中国哲学特点问题做系统考察。张先生在中国哲学特点研究方面的系列创见,不仅加深了人们对中国哲学的理解,而且对今后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范围的“纯化”与“泛化”问题

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对象、范围的“纯化”和“泛化”问题一直存在。其原因在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受“等级的阶级”(《列宁全集》第6卷,第93页)关系的制约,基本上没有从包罗万象的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分化出来,和宗教神学、伦理政治之间的区别界限不够清楚明朗。封建社会中的所谓“义理之学”的包容性是非常大的。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个特点给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带     

谈冯契对中国传统哲学价值的认识

冯契先生是受人敬仰的一位学者,是对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很大贡献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他对中国传统哲学有无价值、中国传统哲学价值的二重性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价值即智慧与知识的关系等问题,有着全面、深刻的认识,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哲人对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认识的总结者。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价值尤为关注,他所建立的     

古为今用——关于中国哲学思想遗产的继承问题

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不是从古代发掘出有用的东西武装自己,而是企图把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嫁接在中国古代思想家身上。这种“古为今用”对无产阶级是不适用的。无产阶级的“古为今用”是批判地总结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过程,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基本要求是: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批判哲学遗产,作出哲学的结论;发扬我们民族的理论思维的优势,克服劣势。对哲学遗产作出批判的总结,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原理,特别是对历史上哲学体系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而加强哲学文献的校诂,加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批判地总结中国哲学史遗产的两个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