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德治思想论析

《管子》书是齐法家的代表作品,与三晋法家鼓吹严刑酷法不同的是,它除了主张法治之外,对道德教化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儒家德治思想的认同。对《管子》中的德治思想的内容及相应的德治措施进行归纳总结,将有利于对《管子》作出全面的评价。     

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与孙莉商榷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要求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关键在于对德治内涵的界定.与传统的儒家“德治”思想不同,以德治国不是将某种特定的道德观强制在社会推行,而是一种示范性的伦理观,这种道德观尊重道德主体在道德上的追求与选择,它以法治为前提,强调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并倡导人们进行道德选择和实践的竞争.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正当性证成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虽已确定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坚持的重要原则,但在学界对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正当性仍有不同程度的分歧与存疑。因之,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正当性的证成,则是推进我国法治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转型亟需深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从法律与道德价值的同源性与交叉性、法律与道德规范的同宗性与交叠性、法律与道德功能的独特性与互补性,立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原则正当性的理论基础。     

论徐复观对儒家民主思想的发明

徐复观对儒家的德治展开了一种创造性的解释——德治即"无为之治"。为政者要消解自己的好恶和才智,限制自己的政治权力,使自身处于一种无为的状态,即非主体性的状态;而以人民的好恶为好恶,即"以百姓之心为心",突出天下人民在政治中的主体性,即以天下治天下。德治即"无为之治"含蕴着深刻的民主思想。徐先生的解释把儒家的德治与现代的民主政治结合起来,认为儒家的政治思想具有民主精神,但没有建立民主的制度和法治;而现代的民主政治,只有建立在儒家之仁义道德的基础上才能根基牢固。     

论《管子》“德”“法”并重的治世思想

《管子》在强调＂以法治国＂的同时,又推崇＂守国之度,在饰四维＂的德教思想,而且二者相互为用,共同服务于以君主为核心的国家统治,表现出了齐法家学派独特的治国经民理论。     

唐太宗的德治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唐太宗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形成了他的德治思想,并采取了一系列为政以德的施政举措,从而形成了为后世所推崇羡慕的贞观之治。唐太宗的德治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儒家的治世之道。唐太宗的这种德治思想及治世之道,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意蕴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新时代中国之治的现代性转向的重要目标.解析中国之治的发生学密码,基础层面的五大伦理维度不可忽视:民主集中、聚力筑梦的制度伦理;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本伦理;法、德共治的社会治理伦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伦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伦理.解读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意蕴并充分发挥其伦理功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儒家德治的实质与启示——以两汉为中心的考察

儒家"仁政""王道"思想中有伦理道德优先、以伦理超越法律治理的含义,这是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层面。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儒家伦理的贯彻实施须以各种制度为凭依,以法律治理手段为保障。董仲舒承认了法律在构建国家制度以及维系社会秩序中的作用,将儒家的价值观熔铸在各种制度与法律体系之中,将政治、制度、法律儒家化、价值化。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实际上也是将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有机结合,这是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关系的实质。     

毛泽东对中国德治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道德与政治的结合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以至于中国传统的政治被称之为德化政治或伦理政治。主张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给予历史总结的毛泽东,在道德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上,同样遵循了这样一种历史主义的原则:他在继承中国德治传统的同时,又在探索着对这一传统的超越,在中国政治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新德治思想独具特色。     

德法次序:一种现代政治伦理学叙事

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是体现现代性本质的一个核心问题。“德法次序”概念,可以将日常德治和法治关系的探讨,纳入到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哲学框架中来,实现一种现代政治哲学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