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佛孝道观的歧异

以报恩为理论根基,佛教孝道始终保持着自己宗教伦理的基本特色,从而在孝道内涵、孝道境界以及行孝方式上与儒家孝道发生了歧异.总体上看,佛教孝道的慈悲、平等精神,与儒家孝道对尊卑上下等级秩序的追求形成鲜明对比,佛教孝道浓厚的出世、宗教色彩,也与儒家孝道世俗、人间的面貌大相径庭,并由此而成为对儒家孝道的重要补充.     

儒家孝道观的形成与演变

儒家孝道观是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最大的文化特质。同时,孝道观也 有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在夏、商、周三代,孝亲之心表现为传统宗教中的祖先崇拜观念,发 挥着维系宗族团结、协调人际关系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对传统宗教中的 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使其从一种虔诚礼敬的宗教伦理变成了一种对家族生活反思的人生哲 学;从宗教祭祀活动变成了深入社会的家庭规范。秦汉以后,封建统治者夸大了孝道的引申意义 ──“以孝治天下”,使之变成了一种国家政治哲学,一方面掩盖了阶级国家的实质,另一方面也歪 曲了孝道伦理的本身意义。在现代公民社会里,家庭仍然发挥着“抚幼养老”的社会职能。因而, 儒家的孝道观复归其本来意义,仍然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     

论道教伦理对儒家纲常伦理的弥补功能

论道教伦理对儒家纲常伦理的弥补功能姜生在中国伦理学说史上，道教伦理对儒家伦理在操作性、稳定性和社会行为控制力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弥补功能；这种弥补既具理论性，又具操作性。研究这一重要历史现象，可以为我们考虑宗教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及现代伦理危机等问题提供有...     

三论道教伦理对儒家纲常伦理的弥补功能

三论道教伦理对儒家纲常伦理的弥补功能姜生本文从承负报应论和身神说两个方面出发，分析了道教的伦理神学结构及其社会功能，从而揭示了道教伦理结构对儒家纲常伦理的弥补功能。文章认为，道教的神学结构实质上乃是伦理思想的载体，它使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宗教神学的形式...     

文昌信仰与传统孝道关系研究

文昌本是天上星神,后来衍变为主司科举文运、劝善教化的人格神。明清时期,伴随着文昌信仰的兴盛,文昌信仰与传统孝道的结合越发紧密,逐渐形成了以文昌信仰为中心的劝孝教化机制。文昌信仰与传统孝道的结合实则是道教神学与儒家传统孝道的结合。道教神学体系是儒家传统孝道的载体,儒家传统孝道思想则通过道教神学的形式得到强化和贯彻。特别是在明中叶以后社会出现信仰危机时,这种融合儒道宣扬孝道的方式更易于被寻常百姓所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儒家孝道教化功能的不足,对明清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孝经》中的政治内涵

《孝经》的意义在于其中的政治伦理。《孝经》继承了原始儒家孝道、臣道、君道的基本内涵,同时也有所创新,其创新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孝提到至高的地位;二是将孝作为臣道和君道的逻辑基础,从孝道中推导出臣道(或忠道)与君道(治民之道)。这固然有助于为儒家的政治伦理添加孝这样一个有效的推动力,以便儒家政治伦理在现实中的贯彻;但与此同时,这种用与政治伦理本质不同的孝道去推论、劝说作为政治伦理之臣道、君道的做法,也隐含着扭曲儒家政治伦理而堕落为君主专制政治工具的趋向。     

儒家孝道伦理与超越性问题——重思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家孝道的论述

韦伯以为孝道是中华文明中一切德行的源头,是作为家产官僚制中国的统治阶层——儒士阶层的身份伦理或官僚哲学.由于韦伯祛除了儒家孝道的“孝天”维度而专注于孝亲,并且不能看到孝与仁的一体关联,所以孝道被降格为缺乏形而上学与超越性支撑的习俗伦理,这使得孝道伦理成了基于传统主义的对世界的被动适应,缺乏支配与转化世界的动能.以基督教一神教为背景,韦伯认为,儒家天命不废百神因而不能脱离巫术,不能达成自身的合理化;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的“爱的秩序”无法超出世内之人的常情,转而将现实世界视为所有可能世界中最美好的一个,以至于丧失改造动能;而基督教则能从超越性的普遍之爱出发,将现世与超世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最大化,从而内含改造现实世界的动能.韦伯对儒家孝道伦理的论述是从现代性的西方文明起源的问题意识出发,而在西方文明的他者中寻求旁证,因而儒家孝道不能得到如其所是的理解.     

孝道教化 道教的经验及其现代价值北大核心CSSCI

孝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在传统孝文化的形成过程中,道教曾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道教的教化方式,对社会广大民众更具实际力量,是对儒家孝道伦理的重要补充。一人道与天道相感是道教的重一要思想。道教经典《太平经》说,天道喜善憎恶,而“孝”是“大善”。     

塑成作为伦理主体的父母与子女——勒维纳斯与儒家的孝道和父道

在勒维纳斯的哲学规划中,繁衍为主体打开了一种开放性的时间。在这种时间中,自我通过父道和孝道,让自身在亲子关系中成为面对他者的伦理主体。勒维纳斯对亲子关系的这种论述与儒家的慈孝存在共通之处,且能为儒家的亲子观念给出某种合理性证明。不过,由于勒维纳斯将亲子关系的重心放在为他人的伦理责任之上,他的父道和孝道观念又能为儒家的亲子伦理提供一些另类的补充说明。     

唐代的许逊崇拜与宋元净明道的发生

关于净明道发生的时间,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看法,或认为东晋,或说唐代,或主宋元。宋元说又分为两种,一种认为形成于南宋初的何守证;另一种认为发生于元初的刘玉。笔者认为,魏晋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社会上产生许逊、吴猛等人传播孝道的现象是不足为奇的,且汉代道教已经接受了儒家伦常观(参见《太平经》)。魏晋道教则进一步以行善立功等儒家伦理作为神仙长生的先决条件。但说作为一个道派的净明道已于此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