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孝经》中的政治内涵

《孝经》的意义在于其中的政治伦理。《孝经》继承了原始儒家孝道、臣道、君道的基本内涵,同时也有所创新,其创新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孝提到至高的地位;二是将孝作为臣道和君道的逻辑基础,从孝道中推导出臣道(或忠道)与君道(治民之道)。这固然有助于为儒家的政治伦理添加孝这样一个有效的推动力,以便儒家政治伦理在现实中的贯彻;但与此同时,这种用与政治伦理本质不同的孝道去推论、劝说作为政治伦理之臣道、君道的做法,也隐含着扭曲儒家政治伦理而堕落为君主专制政治工具的趋向。     

伦理的光学与良心的心声——论勒维纳斯伦理学中的声音

声音在勒维纳斯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声音所指向的异域首先质疑了存在论意义上观看的优先性,而勒维纳斯在伦理之光中所打开的"倾听之眼"构成了一种对存在之光的伦理抵抗。作为人质的伦理主体正是在对异响与微妙之静音的倾听和回响中发出了一种良心的心声,最终让伦理主体在当代的回归得以可能。     

勒维纳斯和利科的伦理学的异同

法国现代哲学把伦理学作为一个核心问题。在现象学的框架之下,勒维纳斯和利科重新思考了主体的自由及其责任。该文简单地介绍这两位哲学家的基本观念。勒维纳斯比较强调个人对他人的无限伦理责任,而利科更强调美德,把它当作为伦理生活的出发点。虽然这些伦理立场不同而很难协调,可是它们都提供很必要的资源来思考现代伦理生活所面的困境和它的未来的可能。     

孝道信念的形成与发展：不同文化下亲子互动的视角

个体的孝道信念是在与父母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在养育子女阶段, 父母依据其家庭模式的要求塑造子女的自主意愿, 子女的自主意愿又进而影响了其孝道信念; 在父母年老阶段, 个体所在文化的代际互惠模式塑造了亲子的孝道期待和信念; 亲子关系的变化, 调整着亲子间孝道观的内容及影响方式。未来研究应关注家庭模式重构对亲子孝道观的影响, 进一步探索中国家庭模式及代际互惠模式下的亲子孝道观特点, 并建立有效的干预方案, 以提高子女的孝道信念。     

忘不了与记不住：勒维纳斯论过去、责任与宽恕

在勒维纳斯的时间概念中,存在"作为历史的过去"与"作为谜的过去"。正是在对后一种过去的"忘不了"之中,勒维纳斯经由踪迹与见证,阐发出一种对他者的无限、超越责任。同时,也正是在"作为谜的过去"及其踪迹中,勒维纳斯通过"记不住"与遗忘,讨论了宽恕的可能。这种宽恕的可能实际上在勒维纳斯那里被区分为三种不同的样式,而本真和现实的宽恕都是奠基在"作为谜的过去"中,奠基在责任基础上的。     

无限的责任与艰难的正义 ——勒维纳斯的伦理政治

勒维纳斯以提倡“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和对他人的无限责任引领了当代法国哲学中伦理学的复兴.勒维纳斯在关于无限责任的概念基础上通过第三方的引入,建构起一种政治的可能性.这样的一种政治又因奠基在无限责任的基础上而使得正义的实现变得既必须又艰难.这种无限责任和艰难正义的结合产生了勒维纳斯独特的伦理政治.     

儒家孝道伦理与超越性问题——重思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家孝道的论述

韦伯以为孝道是中华文明中一切德行的源头,是作为家产官僚制中国的统治阶层——儒士阶层的身份伦理或官僚哲学.由于韦伯祛除了儒家孝道的“孝天”维度而专注于孝亲,并且不能看到孝与仁的一体关联,所以孝道被降格为缺乏形而上学与超越性支撑的习俗伦理,这使得孝道伦理成了基于传统主义的对世界的被动适应,缺乏支配与转化世界的动能.以基督教一神教为背景,韦伯认为,儒家天命不废百神因而不能脱离巫术,不能达成自身的合理化;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的“爱的秩序”无法超出世内之人的常情,转而将现实世界视为所有可能世界中最美好的一个,以至于丧失改造动能;而基督教则能从超越性的普遍之爱出发,将现世与超世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最大化,从而内含改造现实世界的动能.韦伯对儒家孝道伦理的论述是从现代性的西方文明起源的问题意识出发,而在西方文明的他者中寻求旁证,因而儒家孝道不能得到如其所是的理解.     

《论语》中“孝”的德性期许:道德感与行为的一致性——兼与安乐哲、罗思文商榷

孝道在儒家伦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解释儒家对"孝"这一品质的道德期许是厘清儒家伦理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在孔子看来,只有出自道德情感和正确感受的道德行为才是道德的。安乐哲和罗思文先生采用儒家角色伦理诠释《论语》中的"孝",将"孝"视为家族的、社会的角色,并由此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仅仅运用角色伦理说明儒家孝道,不仅会束缚人的情感和道德能力,而且会面临绑架道德的风险。从德性伦理学的视阈阐述"孝"的道德力和规范力,能更加准确诠释儒家孝道的合理内核,显现儒家伦理思想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复仇观念与儒家仁爱思想的冲突与调和——由《礼记》“父之仇弗与共戴天”谈起

《礼记》中讲"父之仇弗与共戴天",由此可知,于孝道伦理维度而言,子报父仇乃属当然,而且合乎传统社会中的伦理关系。由此作为基础来思考,发现复仇问题与儒家的仁爱思想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张和对立的关系。因此,基于复仇行为的正当性,儒家的仁爱思想在道德践履层面也可能会陷入伦理困境,其周延性似乎也受到挑战。然而,深入考察影响复仇行为的"以直报怨"原则,并将其放在儒家仁爱思想的视阈下分析,就会发现,儒家学者为了调和这一冲突,在"礼"的框架下寻求问题的解决,以"礼"规制复仇行为,既保证了儒家"仁爱"思想的周延性,又为人们的复仇情结提供了理论依据。     

试从"反哺"与"接力"看中西亲子关系

“反哺”和“接力”分别是中西方家庭中处理养老问题的两种不同模式,模式的区别也反映了中西方亲子关系的差异。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中西方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中西方伦理价值观念的冲突等四个方面所致。在代际亲子观念的东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我们既要继续发扬我国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又要吸取西方重视代际亲子关系平等的合理因素,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和谐社会。     

论胡适的“无后主义”及其困难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中打倒"旧道德"和提倡"新道德"的思想先锋,他的"无后主义"是其反传统伦理的一个极端表现。这种主张虽然在"五四"时期尽显新异,但是却包含着难以克服的内在困难。胡适以似是而非的理由批评儒家的"后代"观念,通过否定生儿育女和传宗接代的观念提倡社会不朽论,以一个娶妻生子并且躬行孝道的形象宣扬无后主义和否定孝道。无论胡适的无后主义还是非孝思想都是一种错位的思考,不仅他的学说本身内含无法化解的矛盾,而且他的理论与实践也相互冲突。     

论勒维纳斯的伦理意向性

勒维纳斯肯定意向性理论在现象学中的重要性,但不认同胡塞尔的意识意向性以及海德格尔的生存意向性,展显了一种超越认知意向性的别样的伦理意向性。自我在"逃离"中遭遇到"他者",初步彰显了伦理意向性。在自我面向他者中,伦理意向性得以最终确立。     

论儒家“孝道”原则与现代“人人共享社会”

本文主要探讨儒家“孝道”原则在现代老龄化社会中的积极意义。儒家“孝道”原则强调对父母、老年人的尊敬、赡养是为人的一项道德标准。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 ,联合国提出了“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社会”的主张。这种主张认为老年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是基于根本性的法权 ,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这种以法律、制度、政策等要素构成的规则化社会能够保障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条件 ,但也存在着缺少伦理亲情关怀的不足。以强调伦理情感和亲情关怀为基础的儒家“孝道”原则就能够成为它的必要补充。     

论儒家的孝道学派——兼论儒家孝道派与孝治派的区别

在儒家的各种伦理学说中,对中国民众影响最为深广的莫过于孝的理论。儒家关于孝道的理论是由孝道派来完成的。孝道派以曾子为始祖,但孝道派的真正代表人物不是作为孔子弟子的曾子,而是被曾子的弟子乐正子春等人所改扮过的曾子。乐正子春才是儒家孝道派的代表人物。在孝道派之后成书的《孝经》是孝治派的代表作,孝道派与孝治派是有重大区别的不同学派。     

道教孝道观刍议

道教将出世解脱与入世修行相结合,具有重视现实伦理的特点。道教孝道观总体上吸收借鉴儒家孝道伦理,既有善事父母的基本要求也由孝推忠,将孝道泛化。但因道教宗教目标与儒家入世理想的差异,道教孝道观又有自身一些特征,主要体现为将宗教目标贯注于养亲荣亲的孝道内涵中、将孝道发展为保养身心的修炼操作技术以及在孝道观中推尊母亲的地位三个方面。     

儒家孝道观的形成与演变

儒家孝道观是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最大的文化特质。同时,孝道观也 有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在夏、商、周三代,孝亲之心表现为传统宗教中的祖先崇拜观念,发 挥着维系宗族团结、协调人际关系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对传统宗教中的 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使其从一种虔诚礼敬的宗教伦理变成了一种对家族生活反思的人生哲 学;从宗教祭祀活动变成了深入社会的家庭规范。秦汉以后,封建统治者夸大了孝道的引申意义 ──“以孝治天下”,使之变成了一种国家政治哲学,一方面掩盖了阶级国家的实质,另一方面也歪 曲了孝道伦理的本身意义。在现代公民社会里,家庭仍然发挥着“抚幼养老”的社会职能。因而, 儒家的孝道观复归其本来意义,仍然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     

论儒佛孝道观的歧异

以报恩为理论根基,佛教孝道始终保持着自己宗教伦理的基本特色,从而在孝道内涵、孝道境界以及行孝方式上与儒家孝道发生了歧异.总体上看,佛教孝道的慈悲、平等精神,与儒家孝道对尊卑上下等级秩序的追求形成鲜明对比,佛教孝道浓厚的出世、宗教色彩,也与儒家孝道世俗、人间的面貌大相径庭,并由此而成为对儒家孝道的重要补充.     

亲情与恩义:论荀子孝道观的价值维度

儒家孝道所建构的人伦关系,基于血缘亲情与恩义而建立,蕴含着子女对双亲的感恩之情和家庭伦理责任。养亲、敬亲、顺亲、谏亲是考察儒家孝道的四个主要价值维度。与孔孟孝论强调"亲亲",注重子女对父母的养、敬、顺有所不同,荀子孝论以人性恶为理论基础,凸显了礼义对孝道的引导和矫正功能。荀子提出"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主张从义不从父,将子道与臣道相贯通,把持义谏亲的社群价值置于诚敬顺亲的族群价值之上,为解决"顺亲"和"谏亲"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提供了一条可行道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组织系统的有效运转和社会公德、社会正义的实现。     

现代文明与孝伦理

近年来孝伦理在我国学界引起广泛的兴趣和讨论 ,本文论述了孝意识的自然基础和社会起源 ,指出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孝伦理的严重扭曲和对封建孝道进行批判的必要性。同时运用辩证分析的方法指出 ,作为社会伦理观念的孝道在当代社会的积极意义 ,社会主义孝道的合理内容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进行孝伦理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伦理价值背后的“理性”与“生命”——奥伊肯的中国伦理观及其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批判

鲁道夫·奥伊肯(Rudolf Eucken)是德国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他重视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意义,并在价值评判上与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产生了分歧。他通过对康德哲学真理观的批判,反对认识主体与道德主体的分裂;通过分析黑格尔哲学的伦理观,反对国家伦理对个体价值的压制。他肯定了儒家伦理中的整体性与超越性,在后启蒙的视野中对儒家伦理提出了新的思考角度和追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