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核心价值观在构建和谐世界中的重要意义

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道德人文主义哲学,是一种追求和平与发展的中庸哲学。儒学中以仁爱、和谐、诚信、中庸为核心的价值观,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乃至建立和谐世界新秩序有着其他文化系统无法代替、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开展以“八荣八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思想教育。“八荣八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最新概括,它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也体现了儒学“以德为体,以人为本”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显示了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思想魅力与现代价值。     

重回现代共和轨道: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及其结构转型

中国的现代建国,从民族国家建构始,以政党国家成型终。政党国家并没有完全背离共和精神。只不过它是一种类似贵族共和的政体形式。从现代共和的基本精神来看,中国面临着一个从政党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型,从贵族共和向平民共和的跃迁。只有完成了这样的转变,中国的现代建国任务才真正宣告完成,中国也才有望成为规范意义上的共和国。     

德治思维和道德思维辨析

德治思维和道德思维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因其异中有同而相通,因其同中有异而互补。在思维的主体上,德治思维的主体往往担当统治者、领导者、管理者的角色,而道德思维的主体则是处在国家、行业、团体中或家庭关系中的个体;在现代社会治理中,二者互渗性日趋明显。在思维的内容上,德治思维倾向于整体性的"大问题",道德思维倾向于个体性的"小问题";在德治思维框架下往往能更好解决个体的道德问题,注重个体发展的德治思维,也有利于德治目的的实现。在思维过程上,德治思维是一种外向思维,是制度和规则优先;道德思维是一种内我思维,含有较多经验、意志和情感成分;德治思维要求社会伦理回归于人的内心,道德思维要求个体道德品质化为社会伦理,二者具有互补性。在思维的依据和目的上,德治思维追求伦理秩序,伦理精神和规则是其依据;道德思维追求德性和幸福,道德品质是其直接依据。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而言,其目的和依据的一致性在不断增强。     

以德治国:路径·功能·框架

一、路径开新: 统治、治理、善治将“统治、治理、善治”的治理演进形态作为现代德治的开新路径, 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基本价值判断: 一是中国社会治理发展对于德治的需要程度; 二是人们对于德治价值的理解与接受程度; 三是德治本身以其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成果之于中国治理的满足程度。选择治理理论解读“以德治国”, 旨在强调德治并非与法治分庭抗礼, 更不存在任何弱化法治权威的意味, 而只不过是要表明或更好地表明现代治理的多元事实或者说社会控制的多元格局。政治国家、民族地域作为一个实体, 其强大与否, 并不仅仅得益于某种单轨的治理主体…     

毛泽东对中国德治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道德与政治的结合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以至于中国传统的政治被称之为德化政治或伦理政治。主张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给予历史总结的毛泽东,在道德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上,同样遵循了这样一种历史主义的原则:他在继承中国德治传统的同时,又在探索着对这一传统的超越,在中国政治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新德治思想独具特色。     

中西方德治思想比较研究

德治与法治作为两种治国模式或治国理念 ,中西方古已有之。只是由于积淀了太多的历史污垢 ,又值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和重组 ,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忽略或放弃了对传统德治思想的合理批判和文明传承。对人类历史留给我们的丰厚治国思想遗产进行比较甄别 ,是现代德治获得历史文化合理性支持的必要路径。本文拟从德治思想内涵、德治与法治关系、德治的文化差异等方面对中西方德治思想进行比较研究。     

德治:良法善治的基石和保障

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德法结合作为全面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基本原则,标志着我们党在治国方略上的高度自觉。德法相辅相成的关系和我国数千年来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充分证明,德治是良法善治的基石和保障。道德信仰为依法治国提供精神和信念的支撑,道德规范对社会长治久安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道德教化为公民内在守法和真正的善治提供前提和滋养,领导干部重德力行为实施良法善治提供示范导向。以德治促进良法善治需要澄清德法关系上存在的误区,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以治理道德环境为依法治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儒学、齐学与传统文化——评《儒学命运与中国文化》

近读赵吉惠新著《儒学命运与中国文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一书,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作者在探讨中国文化的发展、演变时,努力地把宏观文化研究与区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该书内容丰富,信息量大,论述问题颇多,这里不便一一评述。现仅就有关儒学、齐学与传统文化等问题,略作评论。一、关于儒学命运与中国文化主体结构。关于儒学命运问题,海内外主要存在两种思潮:一种认为“儒学是老朽的文化,早已过时”,一种高唱“儒学复兴”。本书作者认为这两种思潮都是片面的,不符合实际的。儒学在现代社会     

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与孙莉商榷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要求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关键在于对德治内涵的界定.与传统的儒家“德治”思想不同,以德治国不是将某种特定的道德观强制在社会推行,而是一种示范性的伦理观,这种道德观尊重道德主体在道德上的追求与选择,它以法治为前提,强调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并倡导人们进行道德选择和实践的竞争.     

论“道德的形上学”建立之逻辑进路及其意义——以王兴国教授之牟宗三研究为中心的展开

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是一种现代形态的哲学间架,是牟氏哲学地建立起来的新儒学。其之所以能哲学地建立起来,端赖其逻辑进路。由逻辑之先验性照见纯理自身,既而进至知性主体,再由知性主体之不足,而朗现儒学之心性道德主体,这是唯一的先验超越本体,"道德的形上学"至此而建立。逻辑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是理解"道德的形上学"何以必须建立之根本进路。只有把握了这一进路,"道德的形上学"之内涵及其意义才能得以全盘展露。     

道教文化概览

道教文化概览刘仲宇道教文化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本文仅对道教文化的各个侧面稍作巡视。在漫长的封建时代，道教与儒学及佛教一起合称三教。其中儒学是一种社会政治和哲学学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宗教，道教和佛教才是宗教。而佛教是外来的，道教才是本土的。道教在中国文化...     

“终极关怀”与“超越之路”上的从歧异到趋同──论宋明新儒学的伦理本体化思想倾向的形成及其影响(上)

宋明新儒学（理学）是中国宋以后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它在思想内容、理论结构、学风旨趣上的不同于先前儒学的一切特征都来源于它的伦理本体化的思想倾向。而这一点是儒、佛两家长期互渗交融的产物。众所周知,儒家重伦理,佛教讲本体,“伦理本体化”意味着中、印两种文化传统,儒、佛两种思想体系在形而上的高层次中有了一定的统一。这使佛教避免了像摩尼教、聂斯脱利派基督教那样被历史湮没的命运、融入并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一个组成因素。中国近现代的思想文化的直接前承是以伦理本体化为基本特征的宋明新儒学,而中国近现代…     

个体的边界:从毕福剑事件看当今时代的道德转型及其困境

如何从社会学角度解读毕福剑事件?本文结合中国社会独特的个体化路径,围绕舆论关于毕福剑事件的争论,诊断我们时代道德生活的转变及其面临的困境。本文认为,我们时代面临从群体性道德向以权利为核心的现代社会道德的转型,而领域的分隔、身份的分隔阻碍着现代社会道德的形成。只有在制度上为个体自由设定合理的边界,才有望打破领域和身份的分隔,在平等、尊重和沟通理性的基础上重建道德秩序。     

传统儒学现代化的一次努力——以梁漱溟的理论和实践为个案的研究

梁漱溟从文化比较的角度 ,以不同于启蒙理性的新思路 ,分析了现代性中的传统、现代化的多元倾向和从民族传统中挖掘现代性资源的重要性。他以传统儒学为基础 ,用佛学和西方哲学对儒学经典进行了现代诠释 ,讨论了儒家传统资源在现代国家和社会建设中可能有的意义。他的乡村建设实验试图重建农村的礼俗机制并导入科学技术 ,以造成儒学复兴的社会基础 ,把寻求传统文化价值的空间 ,从书斋引向社会 ,把传统儒学的道德实践转化为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社会整体实践 ,从而扩大了儒学的实践性。     

儒家德治的四大形态与以德治国的战略思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批判性地继承了儒家的德治思想资源。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善于借鉴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从政以德、以德治国的政治智慧,而且注重挖掘传统仁义道德在当代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角度,儒家阐发的德治可以分为不同的形态,主要有仁治、义治、礼治和孝治四大形态。正因如此,儒家的德治思想不仅体现为从普遍性高度强调以德治国,还体现为致力于从仁、义、礼、孝这四个儒家核心道德理念维度更为具体地阐发独特而深刻的治道思想,这为当代中国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     

道德与政治之间——古典儒学的德治思想及其历史境遇

古典儒学以“德治”为政治行为的最高原则与最终目的 ,期望通过由内而外的道德转化 ,将这个世界变为道德世界。先秦儒家致力于政治的道德化 ,以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状态 ;但是 ,历史的事实却是儒家道德的政治化。道德与政治的不分 ,是儒家思想的特色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张力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有景观 ,而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境遇 ,却值得面临着现代化的今人深省。     

教会应当重视伦理道德

道德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它同其他的社会意识形态一样,也有自己的起源、演变与发展的过程和规律。道德是怎样产生和形成的,这是伦理思想史上,一直有争论的问题。古希腊的柏拉图认为道德是“神的意志决定的”,是神把“善的理念”放人人的灵魂的结果,由于人的灵魂不同,才产生了不同等级的德性。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学则认为,道德起源于上帝的启示,在旧约时代,耶和华上帝在西乃山上亲自把“十戒”授予     

最后的坚守——后人类主义文化思潮中的儒学立场

面对研判人类将以人工进化代替自然进化,将有更高智力、体力和更长生命周期等主要观念为内涵的"后人类"文化理论思潮,儒学可以发掘自己的思想资源,形成坚守伦理底线、道德优先、社会公平的理论立场,作出与现代人类道德良知保持一致的回应.从一个具体的,然而也是重要的关于人类未来的方向上显示儒学所葆有的能够转化为、榫接上现代人类思想...     

德法并举:实现社会治理水平现代化的根本途径——“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与德治”研讨会综述

<正>2015年6月26日至2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和南昌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主办的"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与德治"研讨会在南昌工程学院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等几十个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八十多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学者围绕法治、德治的内涵及功能;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道德治理的实现机制与实现途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传统和法治精神;社     

柏拉图道德建构及其政治功用的思想评析

柏拉图的前期政治学名篇《理想国》的思想核心和经久魅力 ,主要在于其所展现出的系统精微的德治思想。文章对其关于道德的政治功用和道德原则及其内在关系、道德实现机制等内容进行分析、阐发 ,并对这些思想的成因、得失和现代启示做出了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