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同情之了解”与新儒学

冯友兰先生先以中国哲学史家名于世。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其成名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有很多特点,其中最主要的即是"同情之了解"与"新儒学"。"同情之了解"不仅是冯先生成功写作《中国哲学史》的原则和方法,而且也是我们今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不可或缺的原则与方法。冯先生后来又成了一位著名的新儒家。作为中国现代学术思潮中新儒家的一位典型代表,冯先生本人以及一般论者都公认为应以其"贞元六书"的"新理学"哲学体系为代表。文章赞同这个共识,但想补充一点,即广而言之,似乎也可以包括冯先生所著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在内。文章从其目录、内容、审查、批评、自觉与自白和"贞元六书"多方面进行了探索与论述。     

新理学的人生哲学体系与"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境界——解读冯友兰先生的"贞元六书"

冯友兰先生从"照着讲"<中国哲学史>(两卷本)转向"接着讲""贞元六书",他以逻辑分析法诠释程朱理学,创新出"理"、"气"、"道体"、"大全"四个主要概念与"真际"、"实际"两个世界,以及"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种境界,以自己独创的形而上学说明了宇宙与人生的问题,构建出"新理学"的哲学体系.依据冯先生一以贯之地把"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作为哲学的功能与作用、目的与意义,以及把人生哲学作为"新理学"的起点、巅峰与归宿,本文特地把他的"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新诠为"新理学的人生哲学体系".冯先生创立"新理学"哲学体系的激情源于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与对民族复兴的热望,其崇高的理想与精神境界则是"为万世开太平".     

冯友兰在哲学上的地位

冯友兰是中国哲学史的集大成者。冯先生使外国人了解中国哲学,在传播、弘扬中国文化上的功绩是极大的。《贞元六书》接着程朱理学讲,是一套会通中西、系统完整的哲学体系,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冯先生活了95岁,写作到95岁。毕生以整理、弘扬中国哲学,弘扬中国文化为职志,这种自强不息、精进不已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简评《解读冯友兰》丛书

冯友兰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的、享有世界声誉的哲学家及哲学史家。他用“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总结自己一生的学术努力,中外学术界也普遍认同他的这种努力并誉之为中国哲学史上具有理程碑性质的贡献。三史者,即《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者,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研读“三史”可以想见到冯友兰作为哲学史家的贡献,研读“六书”则可体会到冯友兰作为哲学家的思想扭力。冯友兰先生逝世后,哲学界几乎每年都有一个规模不等的研讨会或纪念…     

论冯友兰的早期道家观

冯友兰是程朱理学一系的现代新儒家学者,但他对非儒特别是道家的思想学说也很重视。冯友兰的道家观以20世纪50年代为界,可以划分为早晚两个阶段。早期的道家观在《人生哲学》中已现端倪,集中体现在《中国哲学史》(以下简称《史》)、《中国哲学简史》(以下简称《简史》)以及《贞元六书》中,主要探讨了道家的起源和发展、道家学说的主要内容等。一、关于道家的起源关于道家的起源,《史》语焉未详。1936年4月,在给女师学院以“先秦诸子之起源”为题的演讲中,冯友兰指出,儒家、墨家、阴阳家、法家等学派专重于“学成致用,卖与帝王家”,“但是还…     

冯友兰的老子观研究

老子和冯友兰都是从中原大地走向世界的哲学家。冯友兰虽然是理学一系的现代新儒家学者,但对老子思想也非常重视;在其"三史"[1]和"六书"[2]中,冯友兰提出了系统的老子观。那么,建国前冯友兰的老子观都有哪些内容?他与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时期的其他中国哲学史家的老子观有哪些不同?     

中国哲学研究过程中的人文实证主义方法及其转换

在《中国哲学通史·清代卷》部分,笔者尝试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对乾嘉学术中皖派代表人物戴震的哲学方法论做一理论总结与概括,即将其"由字通词,由词通道""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的方法概括为语言学方法,将其利用经学研究过程重视以知识说经的实证方法,和"大其心",精其心,以与圣人之心相遇,从而理解天地之心,进而理解...     

读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新编·自序》

<正>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自序》(以下简称《自序》)中开头说:在解放以后,我时常想: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它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国还继续存在,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我所希望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冯先生这段话可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冯先生于新中国的胜利看到了祖国的新生和希望,他感叹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大部分已经衰微,而中国却继续存在,而且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成为古而又新的国家,他称之为“旧邦新命”。这表明冯先生欢迎中     

注经与哲学——朱熹经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

儒家经学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对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朱熹作为经学中宋学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他的经学思想不仅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冯友兰先生当年作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把整个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先秦,     

深化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研究--访方克立教授

方克立 ,193 8年生 ,湖南省湘潭县人。 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任教 ,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1988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国际中国哲学会 (ＩＳＣＰ)会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评议组成员 ,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 ,主编《中国哲学大辞典》、《中国文化概论》、《现代新儒家学案》、《中国哲学与辩…     

直爽:《论语》中的"直"

现代《论语》译本对"直"的译法并不一致,以钱穆、杨伯峻、李泽厚的译本为例,大致游移于"直爽"与"正直"之间。根据《说文解字》"直"的意义为无所隐匿,可以确定"直"的基本义为直爽。由此出发,对《论语》中所有章中的"直"进行疏理发现,"直爽"义可以综贯全《论语》,没有必要引入含有强现代社会正义色彩的"正直"义。特别是根据直爽义对"亲亲互隐"章中的"直"进行解释,对于儒家伦理与社会正义间的紧张将呈现另一景象。     

董仲舒"元"概念新解

关于董仲舒哲学体系中“元”的概念,先贤及时贤有不同的理解.元有本原之义,但不能理解为宇宙本原或者元气,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时间概念的开始.元具有开始、开端的意思,但如果仅仅停留在开始、开端这一点上,就丧失了董仲舒元哲学的本来含义,而这一点恰恰被学者所忽略.元是存在于天地之前的一种本原性的秩序,它强调“始”、“微”、“正”,强调君主在天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重视道德动机.元囊括了整个天人体系,天人体系的本原是元,元同时又涵盖了一切秩序.     

从"历史先天"来看福柯的知识考古学

该文试图考察福柯的自律的话语理论并反思考古学的症结。文章从“历史先天”这一关键词出发,阐述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如何将对话语的实证描述和探索话语构成的先天规则结合起来,从而保证其在对话语的形式分析的同时,超越传统哲学深陷其中的三对矛盾：“经验-先验”、“我思-未思”、“本源的隐退-回归”。围绕着“陈述”的三个特性,我们可以看到福柯为此所做的努力,即打通共时与历时之隔,经验与先验之分,实现结构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联姻。文章最后指出这种自律的话语理论的症结所在,认为福柯并没有如愿以偿地跳出“有限性解析”的窠臼。     

"Our Most Serious Deficiency-Disease"–Reason, Faith and the Rediscoveryof Sensibility

The essay addresses the complex cultural historical claim that with modernity the earlier unity of reason and sensibility underwent a dissociation that has important consequences for our current predicament and for our pres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son, faith and sensibility. Three case studies (Géza Ottlik, T. S. Eliot and Blaise Pascal) are examined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nature of the divide and provide an archaeology (with the help of Pascal) of one of its first conceptualisations as well as of an early attempt to heal the growing fissure between what is termed by Pascal as reason and the heart. The second part examines current thought concerning the need to enlarge the narrow Enlightenment conception of reason and the recent call to re-envision its theological contours. The argument is then made that the same procedure should be applied to the theologically long-neglected domain of human sensibility. Theology is registered as also being accountable for internalising and perpetuating the cultural dissociation due to its failure to preserve the traditional theological contours of affectivity and its naivety in leaving the exploration of this domain entirely to the competence of secular philosophy.     

儒家真精神——“时中”

儒家时中是中和世界观和中庸方法论的统一 ,时中的内涵实质在依时而中、与时俱进 ,儒家的时中观包涵着深刻的唯物辩证思想 ,包含着强烈的适应进取精神 ,蕴涵着鲜明的知识理性内容。时中是儒家的真精神 ,是中华民族的真精神 ,是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精神。     

《吕氏春秋》医学保健心理思想评述

《吕氏春秋》中包含有丰富的医学保健心理思想,包括贵生论、全天论、养生论、情志相胜论等,其中有关人类本性的思想与当代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异曲同工不谋而合,这不能不说明中国古代医学保健心理思想的超前发达和先知先觉。《吕氏春秋》中的医学保健心理思想极大地丰富了中华传统本土心理学,挖掘、分析和总结这些医学保健心理思想并古为今用,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临床实用意义。     

战国中晚期子家著作中的"亡国"义训

在战国后期的子家著作中,“亡国”一词往往不是用以指陈灭国的事实,而是指称必亡的政治形势,进而也被视作与“王”、“霸”、“危”并立的一种国家类型。作为国家类型的“亡国”,其最明显的特征是君主失制。战国诸子语文中“亡国”含义的多重性表明,上古中国政治思想着眼于如何治理好国家,如何在国际的竞争中生存。这与以城邦为视域的古典希腊政治哲学存在明显不同。     

实践主体与马克思哲学的生存维度

当代哲学正在发生整体性历史性转型,即生存论的转向,这种转向既是对当代人类生存困境所面临的问题的理论自觉,又是对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开启的生存论哲学的思想发掘和当代阐释。但是,当代西方哲学无论是对当代人类的生存难题的理论求解还是对马克思哲学生存论的当代诠释都具有片面性和主观性。这是因为当代西方哲学生存论的解析视角都离异了马克思的实践主体维度。主体性和实践性是马克思哲学的两大基石,马克思哲学本质上就是实践主体哲学。马克思实践主体哲学生存论认为,人的主体性、实践性是理解人类生存问题的根本前提,无论是人类现实面临的生存困境还是人类最终摆脱现实的异化的生存境遇,本质上都是主体实践的自我生成和自我扬弃的过程。     

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的集中展现——《〈伦理学原理〉批注》记读

《<伦理学原理>批注》是青年毛泽东“修身课”、“哲学课”的学习体会和总结,其中关于强调伦理道德重在实践的观点,主张以事实论善恶、辨是非的观点,道德的阶级性和时代性的观点,道德、理想要坚持知、信、行相统一的观点等等,对我们今天贯彻公民道德实施纲要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Controversies and Conflicts in the Institution of "Open" Psychoanalysis: Case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Therapeia Foundation

The institution of psychoanalysis has included controversies, dissensions and expulsions at both the theoretical-methodological and personal-organizational levels. There have also been several intra- and intergroup conflicts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and in constructing and patterning the future of psychoanalytic knowledge. In the context of Finnish psychoanalysis, the Therapeia Foundation (founded in 1958) met from the start with resistance from official psychiatry and also from the IPA. For example, in the mid-1960s, D. W. Winnicott,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IPA, supported the orthodox Finnish psychoanalytic study group (later to become the Finnish Psychoanalytical Society), and pronounced that the Therapeia group was too loose and was not strictly able to use the IPA-recognized designation "psychoanalytic." The Therapeia Foundation and its Training Seminar combined classical psychoanalysis and its new versions with existentialphenomenological views, anthropological medicine, research on "social pathology" and even modern the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basis of their Swiss analytic training, three Finnish psychiatrists, Martti Siirala, Kauko Kaila and Allan Johansson, organized Therapeian training to incorporate sciences and arts, and skills involving the therapeutic "carrying" of burdens. The multifacted nature of open psychoanalysis was seen to find its proper organizational expression when the Training Seminar of the Therapeia Foundation became, in 1974, a Member of the IF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