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的与积极的:谎言的区分及其道德意义——兼论如何理解康德的谎言禁令

康德谎言禁令认为任何时候都必须诚实,甚至在面对凶犯询问朋友藏身之处时也不能说假话,这引发了激烈争议。谎言的道德价值与说谎者的情境地位有本质关联:主动的、以骗取信任来获取利益的谎言是积极谎言,是谎言禁令所严格禁止的;被动的、避免伤害的谎言是消极谎言。消极谎言可以分为面对灾祸的与面对邪恶的两种情境。面对灾祸的谎言是善意谎言,出自避免伤害的动机;面对邪恶的被迫谎言不属于“蓄意的不真实”,而是严格意义的“被迫的不真实”;这不是为谎言辩护,而是为处于邪恶的逼迫之情境中弱者或受害者的生存权辩护。上述概念与真实的背离,是康德谎言禁令产生道德困惑与理论争议的根本原因。     

撒谎救人为何不是道德上被许可的——与刘清平教授商榷

刘清平教授在《说谎:禁止、许可还是应当——解析康德的说谎悖论及其根源》一文中认为康德在处理是否撒谎来帮助朋友的问题中陷入悖论.这种批判反映了学界混淆行动的实施者的思维倾向.在这个例子中,是我而不是凶手才是行动者.康德坚持不能撒谎的绝对性彻底贯彻了人性是目的的原则,后果论的处理方式反而会陷入不自洽.在康德那里,许可不是一个混乱的概念,而是表达为了实现某种合乎法权的状态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康德对许可行动限制很多,撒谎救人不属于被许可的行动.在凶犯面前,如果我们无法保持沉默,我们不应当撒谎,同时,我们也要捍卫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和法权.撒谎救人不可能是一种应当的行动.     

露珠的心

人未必喜欢说真话,却绝对乐意听真话。一个人说真话会受到环境、个人利益等等的限制,一般性地听真话则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损害,正因为如此,知道谁对自己撒谎,我们的内心总会涌动一种本能的愤怒。不过,基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多年来,听真话与说真话都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梦想,更多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与谎言为伴。     

论康德的许可法则

许可法则是康德后期伦理学著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涉及普遍的法则如何运用到现实的问题。在1793年《伦理学讲义——维格兰提伍斯》中,康德把许可法则规定为禁令的例外,是实现法权状态的必然手段,这一规定是理解康德其他著作中这一概念用法的基础。同时,《道德形而上学》的法权学说中的许可法则是实践理性对仅仅许可行动的立法,起到扩展自由概念的作用,也对应相应的禁令。此外,康德在德性学说里也讨论过许可法则的概念。由于德性学说是对准则的立法,"决疑论"承担起许可法则的作用,因而学界对许可法则的研究有必要扩展到德性学说。     

论康德对“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权利”的批评

康德在《论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权利》一文中认为,说真话是一种形式义务,人们应该无条件地履行这个义务,不管由此导致什么后果。贡斯当和科尔斯戈德分别从法学层面和伦理学层面对这个观点进行批评,都认为康德所谓的不说谎义务在现实中缺少可行的条件,不可能得到普遍遵守,但是这并不能从理论上反驳康德的"应当不说谎"观点。康德的绝对不说谎义务的理论困难主要在于,未能真正直面不同道德义务之间的冲突,未能指出解决不同道德义务冲突的依据。     

生命、真理与人性的脆弱：奥古斯汀论撒谎

奥古斯汀在撒谎问题上持有绝对主义立场,许多当代学者认为这种立场过于严厉。奥古斯汀的支持者试图重新解释撒谎和撒谎的语境来为奥古斯汀辩护。这些方式并不成功,也许应回到奥古斯汀的神学来理解他在撒谎问题上的立场。奥古斯汀的三个观点可为其撒谎立场辩护。首先,奥古斯汀关于世俗生命与天上生命的区分是撒谎禁令的基础;其次,人性的软弱是通常导致我们认可撒谎的原因;最后,奥古斯汀对撒谎的禁令实际上反映了人类生活的伦理困境。     

3~4岁幼儿谎言概念理解的特点及心理理论、父母教养方式的作用

以165名3~4岁幼儿为研究对象,采用情境故事法考察谎言概念理解的年龄特点,并进一步探讨幼儿心理理论、父母教养方式对幼儿谎言概念理解的作用。结果表明:(1)幼儿对说真话行为与说谎行为的概念理解不是同步发展的,对说谎的概念理解要早于对说真话的理解,4岁幼儿的谎言概念理解水平高于3岁;(2)控制幼儿的年龄和言语能力后,心理理论与谎言概念理解显著正相关,专制教养方式与谎言概念理解显著负相关;(3)幼儿心理理论在专制教养方式与谎言概念理解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巴金新中国创作的写实品格(之一)——兼就美国细菌战问题为巴金正名

巴金终生信守"说真话"的原则,在新中国亦然。他的抗美援朝创作是其新中国创作的重要部分,然而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先生却称其"以极其丑恶的色彩,来诋毁美国",污蔑巴金控诉美国细菌战罪行的文章是"编造浅薄谎言"。大量丰富的文献资料充分说明巴金对美军细菌战的揭露和抨击,完全是立足事实,坚持了自己一贯"说真话"的人格和创作原则,也体现了他终生反对帝国主义强权、热爱和平的崇高思想。     

男人对女人撒谎的特点

在家庭生活中,男人对女人撒谎,女人对男人撒谎。不少人甚至相信某些谎言很有必要,理由是它避免了夫妻间无谓的争吵,改善了夫妻关系.然而,男人撒谎与女人撒谎具有根本的不同。1991年,弗吉尼亚大学的心理学者贝拉·莫·德保罗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当女人撒谎时,她们倾向于制造别人良好的感觉。比如,即便一位女客人强迫自己咽下海一口饭菜,她也会恭维女主人的晚餐“味道好极了”。而许多男人的谎言,其心理指向只不过是男性的自我。德保     

康德自主道德的理性主义基调及其困难 ——兼论对话伦理学和康德道德哲学之关联

韦尔默在其《伦理学与对话——康德和对话伦理学中的道德判断要素》一书中基于康德道德哲学之困难,考察对话伦理学为克服其困难所做的尝试并分析其成败得失,他把康德的绝对命令理解为一种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检验准则确立法则的程序,并认为这只有在预设人类可能的"共同意志"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这种对绝对命令的颇具经验主义色彩的解读因忽视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基调和道德普遍主义立场而难免误读之嫌。作为道德性的最高原则,绝对命令并非程序性原则,而是表达"理性地行动"这一自主道德的要求。由此引出的论证和应用的问题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两个重要问题,也是其困难所在。就对话伦理学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关联性而言,相比于韦尔默重点分析的哈贝马斯版本的对话伦理学,阿佩尔先验语用学路向的对话伦理学更好地继承了康德的理性主义精神,紧扣康德道德哲学的问题并尝试对之进行"改造"。     

论康德定言命令在推导实际义务方面的有效性

康德关于定言命令能有效推导出一切实际义务的主张在哲学史上一直受到广泛的批评。在那些批评者看来,定言命令作为一种普遍性、形式性的原则从逻辑上说是无法有效推导出任何实质性的内容的。然而,这种批评忽视了定言命令的公式Ⅰ("普遍公式")和公式Ⅰa("自然法公式")的区别及其意义。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康德是用公式Ⅰa示范如何推导实际义务的。公式Ⅰa除了提出"普遍化"的形式性标准外,还由于涉及一种自然目的论,而提出了一种自然法意义上的实质性标准,即一个人对自己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先天地负有义务。这一实质性标准保证了定言命令在推导实际义务方面的有效性,同时也赋予了康德道德哲学一种非常强烈的自然法特征。     

康德的自然观:现代版的“天人合一”蓝图

康德的自然观一直受到广泛误解,"人是创造的终极目的"这一命题被认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典型代表,他的二元论哲学框架也被指责为人与自然对立的罪魁祸首。然而人们只注意到康德对理性主体的高举,却忽视了他在美学和历史哲学中关于"自然主体性"的阐发;在其中,自然不但不是僵死的、对象性的东西,而且被认为在人之成为人的过程中以及在人类历史进程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康德所努力探索的是一种现代版的"天人合一"蓝图,使得自然科学和人类自由都得以保全。     

有效性社会道德规范建构的普遍化较量——基于哈贝马斯交往伦理学之普遍化原则

普遍化原则是哈贝马斯交往伦理学中一条至关重要的原则,是一切有效规范必须满足的条件。中国社会转型期复杂多元的社会矛盾凸显了社会道德规范有效性要求,普遍化原则为有效性规范的产生呈扬了新的伦理致思向度,以人为本和民主协商应成为规范有效性生成的双重维度,共时体现实质普遍化与程序普遍化。这也必然成为建设和维护社会和谐秩序的逻辑基础。     

康德目的论及其性伦理学

通常认为,康德道德哲学的主要特征是众所周知的。他试图证明他称之为绝对命令的那个一切道德判断的纯形式的第一原则。他宣称给我们提供了这一绝对命令的三种不同的表述;事实上,他至少给出了五种不同的说明。最为人熟悉的两种说明是所谓普遍性原则:“按照同时通过你的意愿可以成为普遍法则的行为准则去行事”以及人性原则:“你的行为要把你自己或任何别的人的人性总是当作目的、而不只是手段来对待”。康德道德哲学具有的传统困难,也被认为是众所周知的。不甚清楚,绝对命令的各种说明是否真具有同一含义。如果行为者狂热到普遍要求最放肆的行为,普遍性原则似乎就不产生我们将从直观上称之为道德结论的那种东西。在直观上人性原则是富有吸引力的,但这一     

“康德与萨德”:导向真实伦理学

黑格尔曾提出无限判断的说法,无限判断就是把两个极端差异的概念联系起来。类似地,在康德和萨德这两个极端差异的思想家那里,存在着"康德即萨德"的说法。"康德与萨德"问题,最早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此后这一问题被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重新提出,并被拉康理论的卓绝阐释者齐泽克持续思考。康德提出"为义务而义务"的道德律令,和萨德的"为欲望而欲望"的彻底之恶原则,具有同样的形式主义特征。由此,康德的道德律令呈现出拓扑学上的莫比乌斯带现象,即颠倒为萨德式的彻底之恶的伦理原则。康德伦理学的萨德式悲剧揭示了道德形式主义的局限,呈现了主体的生存悖论。象征秩序(大他者),造就了主体性,但也造就了短缺主体。对此,主体只有采取象征性自杀的方式,敢于直面创伤性的真实界,以行动来对抗他者,才能获得自由和重生。由此,"康德与萨德"问题,在拉康和齐泽克的真实伦理学和行动理论中得以解答。     

康德论人性中普遍的趋恶倾向

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康德一方面指出人性中的趋恶倾向是普遍的,是人生而具有的,另一方面却又坚持认为这种趋恶倾向是人自由地招致的,因而可以被归咎于人。问题在于,如果人人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普遍的趋恶倾向,它如何可能是人自由地招致的呢?这个问题可以联系康德的人性论和他的自由概念而得到回答。人的双重本性是康德论述人性善恶的基础,感性和理性是人性的两重维度,它们体现了人性中的张力。人的意志必然受到感性本性的影响,这是人性中普遍的趋恶倾向的根源。然而,如果没有人对自由的应用,任何颠倒都不会造成,有的将仅仅是理性与感性的并存,没有孰先孰后,也就无所谓善恶。因此,人性中的趋恶倾向既是普遍的,又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     

“未写出的政治哲学”——汉娜·阿伦特与《判断力批判》重构

阿伦特认为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包含着"他未写出的政治哲学",因为康德真正的政治哲学是基于他对判断而不是意志这种人类能力的考察。阿伦特在康德的鉴赏判断中发现了判断的这种自主性能力,即在缺乏概念和规则同时又不放弃某种普遍有效性的情况下来判断特殊物的能力。判断不仅是在与共通感同源的共同世界中发生的,而且与"站在其他人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这种扩展的思想方式联系在一起,判断的必然性是一种通过想象力而成为可能的示范性的有效性。阿伦特对《判断力批判》的重构旨在表明,反思性判断力不仅是一种区分美与丑的能力,而且也是一种区分对与错的能力。我们必须像判断美的对象那样来判断对与错,因此,反思性判断力成为了政治判断的一种模式。     

道德信仰何以可能——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及其现实性重建

与宗教信仰相对立,康德试图要在主体自身理性的基础上确立起对道德的信仰.主体自身"纯粹的实践理性"是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但是,"纯粹的实践理性"存在着现代性道德困境,如果不能化解这一悖论,那么"道德"就难以成为理性存在者的普遍信仰.为此,康德试图以制度公正作为现实中的上帝来确保建立"善恶因果联系"的理性法则.因此,康德的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包括个体的道德理性和制度的道德理性两个方面.尽管由于康德的矛盾心态和他所处的社会现实,他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实践哲学最终是不彻底的.但康德的意义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把对道德信仰的思考从"纯粹的实践理性"导向更加理性和成熟的"实践的理性".     

康德伦理学如何可以接纳对功利的考量

一般认为,康德的道义论伦理学不接受基于幸福概念的关于功利的后果论考量。但是,R.M.Hare说:“康德本来可以是一个功利论者”, 因为“他的形式化的理论确实能被解释为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他———甚至可能要求他———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功利主义者”。(Hare) 我并不认为, Hare关于康德的道德哲学会要求他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功利论者这个论点是正确的。但是, 我也不认为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要求我们在具体的道德抉择中拒斥功利考量。在这篇文章里, 我将证明, 我对康德伦理学的这种解释与康德总体上的实践理性概念相符合。一、康德的形式主义及…     

“福柯说真话”——“直言”的自我、他人与现代伦理

福柯批判了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对"启蒙"意义的阐释,但他同时也肯定并拓展了康德在自我批判的本体论上的意义。在此意义上,福柯发展出一套自我关怀与治理他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直言"的实践形式。"直言"产生于古希腊时期,它具有坦率、危险、真理、批判、责任的特征,并与"关照自己"产生密切联系,这种实践技艺致力于处理自我和他人的关系,进而指导个人步入政治领域而治理他人。福柯运用"直言"这一古代形式来回应当下现实,让知识分子说出真话,关心他人与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