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支配自由到论辩式民主:佩迪特的共和主义国家观解析

为建构区别于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佩迪特主张用无支配自由观取代伯林式的无干涉自由观.这种自由观在将"无支配的干涉"纳入自由的范围的同时,将"无干涉的支配"排除在自由之外,认为国家非专断、非任意的干涉无害于自由,国家应积极作为以消除各种支配性因素的存在,从而改变了国家的"守夜人"形象,确立了积极国家的合理性.佩迪特反对自由主义者提出的自由并不预设任何政体形式的主张,认为无支配自由与现代民主之间存在逻辑上的内在关联,而论辩式民主就是其中可供选择的制度形式.     

什么的自由?

当代关于自由的争论都是围绕伯林所谓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进行的。这种争论使自由理论处于一种两难处境:如果按照消极自由的观念把能力排除于自由之外,那么这种自由就是纯形式的,它对很多人来说既无价值也无意义;如果按照积极自由的观念把能力纳入自由之内,从而自由随着人的能力而变化,那么这种自由观念又明显是不正确的。这种困境促使一些哲学家提出了第三种自由观念,以超越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对立。本文主张换一种思路,不再考虑"什么是自由",而是思考"什么的自由"。按照这种思路,我们发现有四种自由,即本体论的自由、道德的自由、政治的自由和群体的自由。     

道德运气与健全行动者

关于道德运气问题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道德运气是虚幻的和悖论性的,另一种观点认为道德运气是真实存在且非悖论性的.本文认为第一种观点基于一种难以防守的“运气分离学说”,它要么导致一种不健全的行动者概念,要么导致行动者概念的瓦解.第二种观点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提供一种健全的行动者概念,本文给出了这一概念的标准形式,同时表明它将得出一种更符合常识立场的道德哲学.     

回答一个问题:消极自由究竟有什么错

伯林的“消极自由”概念是一个影响广泛而又备受争议的概念。在揭示这个 概念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根源的基础上,对这个概念的内在理论困难进行深入分析, 可以发现,“消极自由”的实质是个人自由,而个人自由构成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消 极 自由”所消极界定的“不受干涉的自由”,其实质是一个人的行动在其私有财产权范围内的 不受 干涉,从而,私有财产权既规定了一个人的自由,也限制了一个人的自由。基于私有财产权 的自由竞争揭示了“消极自由”概念背后所隐含的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这就 是一个普遍冷漠和无是非的社会生活图景。“消极自由”的自由观所体 现的实际上是一种合理利己主义的社会生活原则。     

伯林自由观念的重构

在《两种自由概念》中,伯林对消极自由的辩护是从两方面做出的:他既主张自由本身就是消极自由,又主张作为政治价值的自由只能是消极的.这两个主张虽然在形式上相似,但却缺乏逻辑上的必然联系.消极自由的继承者们同时接受了这两种观点,并进而认为消极的政治自由发源于消极的自由本身,由此得出了自由没有内在价值的结论.罗纳德·德沃金对自由问题的处理典型地体现了对伯林自由观念的这种解读,本文通过对德沃金论证的考察,指出政治领域中各项基本自由权利必须以追求理想人生的积极自由为前提才能得到理解,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不截然对立,反而相互补充、共为一体.两种自由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为我们重新理解伯林的自由观念提供了新的线索,而对伯林文本的进一步考察和澄清则佐证了我们重构伯林自由观念的合法性.     

谁言佛教是消极?——佛教人生观辨

不少论著都把佛教人生观归入“消极”之列,但却未见有人就此给出严谨的证明,这种颇有独断论之嫌的态度,与科学空前昌明、科学精神异常发育的现时代是不相容的。另一方面,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问题正受到全社会日益广泛的关注。不言而喻,卓有成效的弘扬必须植根于对传统文化的准确理解。     

论康德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兼与柏林两种自由概念的比较

康德的文本表明康德在自由概念上区分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康德消极自由的基本内涵是意志的实践法则独立于经验质料的先天形式;而先验层面的分析则表明康德消极自由指的是独立于自然因果法则的自由因果性。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康德自由观念内在的融贯性和统一性。相比于伯林两种自由概念的经验性本质,康德自由的先验特性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这种差异应在康德与伯林迥然不同的哲学背景之中予以把握。     

意志自由和行动自由——基于人类欲求之等级结构的分析

当我们讨论自由这一概念时,可以将人类的自由理解为由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两部分组成。在文章《两种自由概念》①中,以赛亚.伯林论述了对行动自由的两种不同理解: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本文在伯林两种自由概念之划分的基础上,借助哈里.弗兰克对于人的意志这一概念的构建,试图阐释和分析自由的四个相关概念:意志自由,思考的自由,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根据伯林的区分,第一个和第三个表达是自由的积极概念;第二个和第四个表达是自由的消极概念。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运用查尔斯.泰勒所提出的"机会概念"和"实践概念"对上述四个表达进行区分。其中,意志自由和积极自由是"实践概念",思考的自由和消极自由是"机会概念"。     

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探析

以塞亚·伯林自由理论的基本致思取向是以多元论对抗一元论.以多元论思想为基础,他于1958年在<两种自由概念>的演说中提出了著名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理论.从本质上来看,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是分别从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的角度来加以阐释的.     

康德哲学与企业文化

本文分析了中国当前企业文化的三种类型即官商、儒商和佛商,指出佛商流行于华南一带,是目前最有生机活力的一种企业文化,但这种生机活力是由于解构一切规范带来的,具有投机性,不具有积极建设性,对市场经济规律没有自觉意识,尤其对于赚钱的目的性不明确,背后受本能欲望的支配;康德哲学和西方基督教文化在这方面的启示是能够提供一种终极关怀,实践理性的道德自律为人的生存指明了一种理想目标。因此,当代企业文化的发展前景依赖于个人自由意志的确立和建立理性的规范,赚钱的目的应归结到完成自由人格。     

西方民主理论视野下的两种政治道德观

政治道德是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它回答了政治权力运用的合法性以及道德证明的问题,民主作为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合理的政治统治形式和治理方式,必然也面临着道德合法性及道德证明的问题.按保护型民主与发展型民主的划分,西方民主理论本身蕴含着消极政治道德与积极政治道德两种政治道德观.     

柏林式焦虑症与自由的价值

以赛亚·伯林的消极/积极自由二分法建立在一系列误解之上.一方面,即使我们接受伯林指派的观点,把自由价值当作一种具有内在善性的东西,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像伯林所希望的那样,可以将对自由价值的消极理解设想为一个融贯的思想.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对伯林的“不受他人故意干涉”思想作出反思,我们也并不能将其当作是具有内在善性的价值的一个要件.伯林的误解根源于他对客观价值观念的某种过度焦虑.     

试论马克思文本中的三种自由概念

<正>对现代人的生活而言,自由无疑具有崇高的价值。然而,人们对自由概念的使用却往往十分混乱。这种混乱不仅存在于日常语言中,也存在于众多的学术讨论中。即便按照比较清晰的评判标准,自由也是形态各异的:有形而上学的自由与政治的自由之分,有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之分;政治的自由有时又划分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伯林),有时则划分为消极自由、积极自由与作为参与的自由(参见托马斯,第219页)。而且,自由的这些不同意义并不是完全平行的,它们之间的部分重合与交叉十分常见。由此,我们可以说,真正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要自由,而在于究竟要哪一种意义上的自由。     

论道德自律

越是在自由时代,人们越是喜欢讨论法规之类的问题;越是在法制时代,人们越是喜欢讨论自由之类的话题。“自”由与法“律”从来就是联系在一起的。自由总是相对于规范而言,规范也总是相对于自由而言。在道德领域,“自律”这一概念组合本身就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为了较好地理解这一概念组合,我们又必须把这一概念组合分开加以说明。一、道德自律之“自”与自由在“自律”概念中,我们首先遇到的是“自”这个概念。在道德自律概念中,“自”强调的是,道德是自由的象征,自由是道德的前提。作为某种规范,道德的本质不是强制而是自由。也就…     

康德伦理学中的任性自由理论

康德既认为自由在于对道德法则的服从,又认为人的自由会违背道德法则。有学者就此提出“双重论”解读,认为康德有两种自由概念：服从道德法则的意志自由及在服从和违背道德法则间选择的自由。与之相对,也有学者支持“单一论”的解读,认为康德只有一种自由概念,即服从道德法则的能力,对康德伦理学中的任性自由理论的研究就是支持“单一论”。康德的任性自由和意志自由是同一种自由,任性自由不是作为选择自由的第二种自由,其本质不在于选择,动物的任性有选择而无自由,纯粹的理性存在者的任性没有对恶的选择却有自由。恶只是作为不纯粹的理性存在者的人的任性自由的特殊属性,该自由会受感性影响而违背道德法则。在其有能力克服感性影响却没有这么做的意义上,人的任性自由要为由此导致的恶承担责任。     

自由分殊的概念史考察:贡斯当、伯林与泰勒

倍受争议的自由概念在贡斯当对卢梭自由观的反思中获得了较为清晰的表达,自由概念的分殊由此而展开。贡斯当区分了"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指出如果混淆这两种自由就有可能造成如法国大革命中发生的悲剧。伯林非常重视贡斯当对自由概念的区分,在提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差别的基础上对消极自由表示了亲近和拥护,由此引起了自由概念的更深层次反思。泰勒承继了伯林对自由的剖析,以自由的"运用性概念"与"机会性概念"的区分对自由进行了积极的再阐释,并在探讨专注于原子化自我的消极自由观之后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处境化自由"的观念。     

论孟子伦理思想中的自由理念

西方自由主义者强调人在法律限度内的不受干涉的自由状态,而孟子则以自由自觉的道德本心和德性品质为基础提出了人在道德层面上不受干涉的自由状态,形成了独具儒家特色的自由理念。孟子的自由理念涵盖了四个维度的要义,从道德发生学和道德哲学的维度,孟子认为道德善性内含于人的本心,而人的本心是道德主体与道德本体的合一,因而人的行为只要是基于本心就无往而不是自由的;从道德修养的维度,孟子主张道德修养是"反求诸己"的内省和自修,它是对道德本心的自由自觉地扩充和发扬,体现出道德修养的主体自由状态;从道德行为的维度,孟子认为道德行为的自由并不是一种恣意放任的自由,而是一种以德和法为基础的自由,人在实现自身的自由的过程中要接受德与法的双重约束;从道德人格境界的维度,孟子摈弃了圣人人格的至上性、神秘性等特征,主张圣凡同一的普遍平等性,倡导"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道德自由理念,从而构筑了更加自由自觉的道德理想境界,赋予人更多的自由选择空间。     

朱子之仁:道德实践的自律主体

当代新儒家之一的牟宗三以朱子道德为他律道德而判定朱子哲学是别子为宗,其核心理据是心是气心,理是但理,性只存有不活动,心具理是当具而不是本具。因此,朱子道德哲学没有道德主体,只能成就他律道德。其实,朱子之仁,作为仁心则是善良意志,是道德实践的自律主体,是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的统一,仁作为心之德本身即具有实现道德法则的力量;作为仁理,则是仁心所颁布的道德法则;作为仁情,则是具有先验性的道德情感,乃是道德主体对道德法则的一种表象,即四端;作为仁境则实现了意志之自由,即意志之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其结果是康德自律道德之证成,自由意志之实现。     

康德实践理性的事实概念及其对自由的证明

康德实践理性的事实概念指的是道德律或道德律的意识,而道德律本身实际上是道德律的意识。道德律是某种自身肯定的东西,它作为事实肯定了纯粹实践理性的客观实在性,并通过理性的这一积极的概念,证明了它自身在实践上的客观实在性。正是通过道德律这一事实,在思辨哲学那里只具有消极性的自由的原因性的概念,在实践哲学中获得了积极的规定,也成为了一个“事实”。     

道德与美德辨析

功利与道义、责任与义务、规范与自由、必须与应该、他律与自律等等,一直是伦理学难以达成共识的根本性问题,追溯其根源,却缘于道德与美德相混淆。因而,辨析道德与美德而使之各归本位,这是推进伦理学前进的认知前提。客观论之,道德属于他律,是人人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所以,道德是功利的,它以自我利益持守为出发点,以权利与责任对等为基本原则,以实现个人利益为直接目的。道德是美德的基础,因而,美德属于自律,是对道德的卓越,是人人应该响应的社会倡导,所以,美德是道义的,它以自我利益放弃或超越为起步,以无私利他为基本准则,以履行责任之外的义务来增进他者利益为展开方式,以实现个性张扬和精神自由为直接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