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自由观念的重构

在《两种自由概念》中,伯林对消极自由的辩护是从两方面做出的:他既主张自由本身就是消极自由,又主张作为政治价值的自由只能是消极的.这两个主张虽然在形式上相似,但却缺乏逻辑上的必然联系.消极自由的继承者们同时接受了这两种观点,并进而认为消极的政治自由发源于消极的自由本身,由此得出了自由没有内在价值的结论.罗纳德·德沃金对自由问题的处理典型地体现了对伯林自由观念的这种解读,本文通过对德沃金论证的考察,指出政治领域中各项基本自由权利必须以追求理想人生的积极自由为前提才能得到理解,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不截然对立,反而相互补充、共为一体.两种自由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为我们重新理解伯林的自由观念提供了新的线索,而对伯林文本的进一步考察和澄清则佐证了我们重构伯林自由观念的合法性.     

无支配自由的独断论难题

以赛亚·伯林对消极自由-积极自由的二分构成了当代政治哲学分析自由问题的经典框架,然而,在晚近西方学界,以菲利普·佩迪特为代表的新共和主义者却提出了无支配的自由概念,认为它既区别于无干涉的消极自由和作为自主的积极自由,又比二者更胜一筹,是第三种自由概念。佩迪特对无支配自由的构建受到许多批评,其中最根本的质疑是,与干涉相比,支配是一种规范概念,必须依赖于某种特定的道德立场。因此,建基于这种概念的无支配自由必然是一种规范的自由概念。这意味着它要么是独断论的,缺乏客观的基础;要么必须被还原为无干涉的消极自由,因此丧失自身的独立性。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佩迪特做了大量的澄清与建构,试图用推论性的控制和免于异己的控制来定义无支配自由,他的努力虽然证明无支配自由没有预设任何道德立场,不是一种规范概念,但却无法真正证明它是唯一正确的自由概念,因此,无支配自由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依然面临着独断论的难题。     

重叠共识:既不重叠,亦非共识

许多学者把罗尔斯后期哲学中的重叠共识理念理解为一种聚合论证,认为它是通过把正义原则塑造为所有合理整全学说的重叠部分来确保其作为社会共识的地位的。这种观点既不能解释重叠共识在证成正义原则时承担的功能,也无法真正使正义原则成为社会共识,因此是错误的。重叠共识其实是在人们已经形成关于正义原则的共识后,基于这种原则消化、处理各种整全学说的工作,它的本质是一种扩展论证,而非聚合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