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佛学的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中国佛学的精神是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是外来佛教与儒道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碰撞、冲突、交流、融合的产物,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文化在中国佛学精神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佛学的圆融精神、伦理精神、人文精神是中国佛学精神的主要方面。圆融精神是佛教调和其内部思想学说及其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关系的产物,对不同思想学说的调和、包容和融合态度以及圆融性的理论是其基本内涵;伦理精神融合吸收了与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相适应的儒家世俗伦理,具有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相结合的特征;人文精神融合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现实社会人生的精神特质,从而使出世的宗教融入了更多的关注现实人心、人生、人间的思想内容。中国佛学的精神对于今天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当代社会的道德伦理建设、佛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以更好地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等均具有现实意义。     

伦理道德的中国精神哲学范式与中国话语

中国精神哲学传统一以贯之演绎的是伦理与道德"相濡以沫"的文化正剧,而拒绝向"相忘江湖"的道德自由方向发展。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哲学形态的"中国范式"就是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如果进行话语转换,与黑格尔"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西方范式"相比,"礼——克己——仁"的"中国范式"最重要的"中国风情"便是"克己"。"中国范式"在现代以文化坚守与问题共识两种方式呈现,一方面表现为对伦理型文化的坚守,以及"伦理上守望传统,道德上走向现代"的转型轨迹,另一方面是在关于分配不公和官员腐败两大问题诊断的高度共识中所表现的伦理忧患意识。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的中国话语,就是"伦——理——道——德——得"的精神哲学过程和精神哲学体系。     

传统文化精神家园现实危机的想象性救赎——中国家庭伦理题材影视剧受青睐的文化分析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伦理精神一直贯穿在中国的各种文化形式当中,所以,以家庭的悲欢离合来寄寓国家和民族的盛衰兴亡与历史变迁的家庭伦理影视剧,其道德伦理、宗法伦理与政治功利相糅合的叙事主题,与文艺创作者潜意识中接受儒家文化伦理精神的影响密不可分。新时期以来,家庭伦理题材影视剧受到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共同青睐,呈现出日益繁盛的景象。编导们通过展现普通平民的生活形态,揭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道德冲突和文化冲突,挖掘普通人身上所蕴涵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和生活观念,既展现了他们身上所闪现的人性光辉,也表达了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及传统文化的维护,是对失落了传统文化精神家园现实危机的想象性救赎,是对现实文化怀旧心理的“视野融合”。     

走向伦理精神

在精神哲学意义上,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遭遇三大问题:道德僭越伦理,理性僭越精神,道德理性僭越伦理精神;相应存在三大病症:无伦理,没精神,道德理性泛滥;必须进行三大回归:伦理回归,精神回归,伦理精神回归。三大回归必须探讨三个前沿性课题:在人的精神发展和精神世界中,到底伦理优先还是道德优先?伦理道德到底期待理性还是期待精神?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到底是"道德理性"形态还是"伦理精神"形态?伦理是人类的家园和"安宅",精神是回归家园的达道。伦理与精神既是中国基因和中国传统,也是中国话语,"走向伦理精神"是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哲学之路,它期待两个哲学觉悟或哲学革命:由"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意识向"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意识的革命;由只是作为社会存在反映的"意识论"向主体建构的"精神论"的革命;简言之,"伦理"革命,"精神"革命。现代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是"伦理精神形态"。"伦理精神形态"是植根中国传统、针对现代问题、追求伦理理想和伦理信念的中国话语与中国形态,是伦理道德发展的现代中国精神哲学形态。     

中西比较视阈下公益慈善的伦理诉求

伦理诉求是对道德动机和行为价值目标的综合判断,是理解公益慈善活动的内涵及意义的关键所在.作为人类道德生活的实践内容,公益慈善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呈现出不同的范式,其伦理诉求是其文化内在伦理精神的体现.相较于西方旨在“公共领域之善”的社会改造诉求,传统中国公益慈善的价值目标更倾向于维护既有的伦理秩序,构筑“伦理共同体”.     

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话语及其“形态学”视角

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中国话语的学术脉络上受到西方普遍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压迫,亟须从形态学视角上进行转化。普遍主义理解范式遵循"普遍理论—中国应用"之进路,陷入应用难题。"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范式遵循"中国传统—当代建构"之进路,陷入建构难题。普遍主义理解范式与建构论文化信念之阐释之间的话语断裂,割裂了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形态过程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形态学"视角敞开了"跨学科条件、跨文化条件、跨时代条件"的形态学视界,它强调从形态过程的关联性视阈把握人类道德生活和伦理关系的整体、类型和结构化趋势。我们只有创造性地融入"形态学"视角,特别是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视角,才能整体把握生命伦理学的道德形态过程,真正开出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第三条道路"。     

伦理认同的现代形态及其发展路向

当前,道德冷漠、道德怨恨等社会现象的频繁讨论,使得"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认同问题成为现代人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在现代道德哲学家的探究中,认同伦理思想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于一种现代社会新自我观的形成与盛行。而诸道德哲学家为之提出的解决方案虽异彩纷呈,但归纳起来主要源自两大思想传统即康德与黑格尔。在泰勒、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等代表性的现代认同理论形态的辩驳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如何对待形而上学这一问题的态度上的分歧,生发出伦理型认同与道德型认同方式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其实质展现出现代性道德难题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当前社会所需要的,到底是伦理优先还是道德优先?尽管辩驳仍在行进,但对于处在现实伦理生活场域中的道德自我来说,如果"我们"真的要过一种属人的精神生活,那么,对伦理认同问题的未来思考就必须舍弃非此即彼的对立式思维模式,开创一种有关"我们"的全新和解式思维模式,以此来迎接伦理道德发展的新世界。     

跨国公司伦理冲突及其化解路径

近年来不少跨国公司出现了道德失效行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成因很多,其中最为复杂的就是多元文化碰撞引起的伦理冲突。实践证明,有效解决伦理冲突是使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营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鉴于此,本文从分析跨国公司的伦理冲突根源及表现着手,阐述跨国公司伦理冲突的作用机理,最后提出打破其伦理冲突恶性循环的有效路径,旨在为提高在华跨国公司及已经或即将"走出国门"的中国本土企业的伦理竞争力提供重要借鉴。     

对中国民族主义政治伦理的多维检视

自鸦片战争开始,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主义政治伦理开始萌芽和生成,在其后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经历了四次转变.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政治伦理具有两大突出特征:一是救亡道德与启蒙道德的同时并举;二是改良道德与革命道德的交替进行.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政治伦理既具有优秀成分,也具有消极意叉.深刻认识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所长期面临的各种威胁,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政治体制;重新选择和配置各种现代性公共政治伦理元素,走出现代化与民族主义政治伦理冲突的传统困境;正确处理中国国内民族问题,避免因民族冲突引发社会动乱,是中国民族主义政治伦理当代转型的基本路径.     

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的理论自觉与范式转换

理论自觉不仅直接关乎中国特色公共健康伦理学的理论构建,也直接关乎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的持续发展和现实功能的发挥。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的理论自觉包括对学科关系、中西关系、古今关系以及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自觉等四个基本维度;其问题域或基本理论结构包括本体论层面的基本问题、对象问题和范畴问题,认识论层面的视角和向度问题以及价值论层面的发展取向、价值追求和学者的价值选择问题。范式意识的自觉是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理论自觉的方法论标志。当前,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研究范式应该实现从西方范式向马克思主义范式、从个体论或整体论向个体论与整体论相结合的范式、从职业伦理或实践伦理向职业伦理与实践伦理相结合的范式转换。     

明清商人伦理形成之内在冲突及其特征

明清商人在传统儒家伦理化和制度歧视的历史背景下,有着自己内在的心理冲突,正是这种内在冲突促使明清商人形成了其特有的伦理特点及其伦理的历史命运,这对当前中国转型期间的经济伦理建设亦有借鉴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中道德转型的前提逻辑、演进脉络和经验规律

道德转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视阈中蕴含着前提逻辑：利益关系分化撬动了道德标准的普遍性根基，集权秩序瓦解增强了道德生活的自由化张力，在新旧道德秩序更替的未完成状态中，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为疏解现代性道德矛盾提供了可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中道德转型历经阶级革命伦理—国家建设伦理—改革开放伦理—民族复兴伦理等主题，逐渐从唤醒主体自知的道德觉悟，到建构集体共享的道德制度，再到维护兼容多样的道德秩序，及至塑造和谐向善的道德格局。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道德转型，通过把握善恶世界的经验规律来引领道德实践：就道德秩序优化的内在结构而言，注重国家伦理与公民德性相融合、普遍规范与自由意识相联结；就道德环境治理的领域关联而言，强调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辩证结合、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统筹兼顾。     

道德哲学概念阐释

道德哲学概念只有在道德概念出现之后才有可能.“道德”是在人的主观自由的精神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对绝对的、权威的、直接的伦理习俗的反思而建立起来的不同于传统伦理习俗的“伦理”.这种“伦理”已经不是传统的未经反思的直接的“伦理”,而是取得了主观思维形式的新的“伦理”——“道德”.在本质上,道德的哲学本性在于它的反思建构性,与反思相结合的伦理就是道德.在西方道德哲学史上,苏格拉底道德哲学是第一个道德哲学形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也是一种“道德哲学”形态,与前康德道德哲学形态不同,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是先验纯粹的“道德哲学”形态.     

论马克思伦理学的理论形态及其当代意义

重新理解马克思伦理学的理论形态,对于深化马克思伦理学革命及其历史地位的理解,对于破解当前中国社会的伦理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马克思伦理学的理论形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伦理学是对西方传统伦理学形而上学模式的颠覆,为现代伦理学奠定了新的存在论基础,伦理学的目光回归现实生活世界。其二,现代道德批判。马克思伦理学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个体原子化以及伦理精神失落的全面透析,是对现代道德中道德主体与伦理实体分裂本质的深刻指认。其三,伦理共同体性谋划。共产主义是对资本文明形态下人与自然生态伦理难题的化解,它使得人类谋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共同体得以可能。     

回到“道德生活”:当代伦理学研究的主题变奏

当代伦理学研究呈现越来越明显的经验趋向,这一趋向的实质可以概括为回到"道德生活",以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实践为理论建构的基石。它肇始于美德伦理学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批判,兴盛于后现代伦理学,并在当代多元社会现实中继续深化,逐渐形成崭新的研究范式。回到"道德生活"将给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伦理学提供参与当代伦理学理论形态建构的主体机遇,推动西方伦理学理论的本土化与中国伦理学理论的全球化。同时也需要对这一趋向进行反思,避免研究的碎片化,将研究提升到本体论层面上继续探讨。     

差序格局下的苏商伦理——兼论儒家经济伦理与近代苏商精神

从明末清初到近代的几百年间,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急剧变动导致传统儒家经济伦理与苏商伦理精神发生直接冲突。经济发展的多样化、苏商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及儒家传统经济伦理观念的差序梯级形态,推动苏商逐渐形成以儒家经济伦理为核心、具有江南地方文化特征,兼收并蓄、融合并包的完整的苏商伦理体系。     

伦理世界"预定的和谐"--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为学术资源的研究

在严格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中,伦理与道德代表着两种“理一”而“分殊”的生命过程,这就是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的生命过程。在这两个世界中,伦理与道德的生命形态,在黑格尔看来,都是“精神”,即伦理的“精神”与道德的“精神”。伦理的精神本质上是实体的精神,或诸伦理实体的精神;而道德的精神则是一种道德的自我意识或“伦理世界观”。但是,无论在伦理还是道德的生命世界中,都内在一些基本矛盾,这些矛盾是伦理或道德“精神”发展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但伦理精神和道德精神的本性都是扬弃矛盾,实现和谐。如果将“伦理世界”当做“精神”的“…     

“形态论”视野下的生态主义伦理世界

在经济现代化与价值多元化的当今时代,理性主义盛行与"精神"缺位成为难以化解的时代困惑。完整真切地把握生态主义理论思想的"精神"内核,必须突破"学派""流派"与"思潮"的研究理念,以"出入流派"的伦理学研究方法进行生态主义理论"形态"的研究。历经人类文明初年生态主义的"伦理"形态、近代以来生态主义"伦理—道德"的对峙与冲突形态,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与"生态双赢"的学术期待下,生态主义伦理思想在生态演化史上应当继续向前拓展,即向"伦理与道德一体"并辩证互动的形态演化,进而构建生态主义"伦理"—"道德"的价值生态与生态伦理的"中国形态",这是特殊的民族精神气质,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     

CNI模型在道德决策研究中的应用

道德决策是指个体面临两种或两种以上道德观或道德需求之间的冲突时, 对行为和行为结果进行利弊权衡并做出最终选择。道德两难困境是研究道德决策的经典范式, 而传统道德两难困境范式受到诸多质疑, 道德两难困境的不现实性及缺乏有效指标量化功利论和道义论倾向, 无法对道德决策进行准确解释。针对传统道德两难困境范式不足, 道德决策CNI模型通过多项式建模的方法, 分别计算个体对结果(Consequences)的敏感性、对道德规范(moral Norms)的敏感性以及个体的行为反应偏好(Inaction versus action), 能够更清晰的识别影响道德决策的重要因素。未来研究应围绕影响道德决策的其他因素、道德情境的生态效度以及跨文化适用性等方面继续完善CNI模型, 并进一步探索道德决策的潜在心理机制。     

社会诚信建设的现代转型——由传统德性诚信到现代制度诚信

德性诚信与制度诚信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两种不同的诚信建设模式,是传统德性伦理与现代制度伦理两种不同研究范式的体现。德性诚信主要靠道德舆论、习俗、良心、信念等非正式制度维系,制度诚信主要靠法律、法规、规章等正式制度维系。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德性诚信转向制度诚信,是礼俗社会转向法理社会、人际信任转向制度信任、信任担保由人品转向契约等社会变迁发展的结果。当前的社会诚信建设,需要在传承中国德性诚信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顺应现代诚信建设制度依赖的趋势,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实现德性诚信内规与制度诚信外治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