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还原

中国生命伦理学在问题域上呈现日益明晰的还原路径:由"历史还原"展现其文化路向;由"逻辑还原"凸显其原则进路;由"实践还原"揭示其难题取向。从该视角审查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范式不可避免地遇到从"一般性话语"到"具体项目"之间的断裂。由此两翼出发,中国生命伦理学亟须进行三种认知旨趣的问题域还原:"一般性话语"之旨趣,在于辨识中国生命伦理学的文化路向与原则进路;"具体项目"治理之旨趣,在于诉诸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实践智慧;"具体项目"与"一般性话语"之关联的旨趣,在于展现生命伦理学的"伦理分层"路线。这些认知旨趣唯有落实于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语境勘测与国情应对,才能进入中国生命伦理学之"问题域"。     

尼采的道德视角主义

尼采对道德的价值重估不仅批判了柏拉图—基督教道德基于神目观的形而上学道德实在论("自在的善"),而且驳斥了康德和功利主义立足于抽象的道德规则的伦理学,他认为它们都是以外在的权威和标准压制生命的本能条件,本质上都是虚无主义。他的道德视角主义否定了道德的绝对价值和客观标准,认为没有道德事实,只有对现象的道德解释。一方面,解释总是多元的、多视角的,因而道德是多元化的;另一方面,一切道德要求都必然关联着内在根据即生命的本能条件,没有无条件的道德要求。尼采的道德视角主义在我们今天的道德话语(比如"内在理由"的伦理学)中仍有活力。     

危机与生机：现代生态伦理的诘问与反思

面对全球生态问题,现代生态伦理学者试图阐明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了“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动物权利论、大地伦理学、生态整体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流派。虽然不同的生态伦理理论为人们理解和解决生态道德问题提供了多种视角和道德框架,但各种理论流派之间始终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间的“范式之争”,以致陷入了现代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困境。现代生态伦理研究要想获得新的生命形式,只有在消解“范式之争”中实现典范转移,以全新的世界观融通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才能引领构建新型生态伦理关系,从而为现代生态伦理的发展带来生机。     

马克思主义道德话语的境况及其建构

在信息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科学估价马克思主义道德话语的现实境况,强化马克思主义道德的话语权,以巩固马克思主义道德在中国社会道德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已构成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道德话语研究的学界视角、现实境况及其当代建构构成本文讨论的重要内容.     

企业伦理的德性主义进路及其条件——以所罗门的亚里士多德方式为例

理解企业伦理的德性主义进路不可或缺。美国当代著名经济伦理学家罗伯特·C．所罗门成功地将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引入企业伦理学,为人们把握企业伦理提供了一条德性主义的诠释进路。而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强调实践、团体、人对幸福的追求和追求卓越等也为企业伦理的德性主义进路提供了思想资源。而美德自身也能够使人们正确地理解商业和商业伦理、使经济交易成为可能、使经济的运行更为成功。但德性主义进路不是没有条件的,它需要个体或企业具有良好的道德价值观念和良好的判断力,也需要规范伦理与之匹配,以及一个尊重美德的社会环境和相关的制度安排。     

通向善念的权利——论斯皮内洛的规范伦理思想

如何认识和实现客观的道德价值是伦理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斯皮内洛把不同的道德个体与文化形态统一于普遍的人性,拒斥了道德相对主义,提出了以自然权利为核心的新的自然律,并从倾向主义视角认识善,为客观道德价值的证明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斯皮内洛的规范伦理不仅适用于跨国公司的道德建构,也同样适用于网络伦理、环境伦理等应用伦理学的诸多领域。     

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伦理学研究的路径演变及范式转向

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伦理学研究的路径演变及范式转向反映了社会道德意识形态的变化,研究呈现出可以纵向探究和横向考察的理论空间。历时态变迁中的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伦理学,其研究的实践进路体现在伦理学研究的整体裂变、社会适应、理性转变和价值传承上;共时态视野中的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伦理学,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政治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经济伦理学、宗教伦理学等伦理学分支学科研究的范式转向。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伦理学研究的路径演变及范式转向是社会生活对道德意识形态建构提出的具体要求,它既反映了俄罗斯社会从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转变,同时又在道德层面持续指引和反映着俄罗斯社会发展的演进历程。     

回到“道德生活”:当代伦理学研究的主题变奏

当代伦理学研究呈现越来越明显的经验趋向,这一趋向的实质可以概括为回到"道德生活",以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实践为理论建构的基石。它肇始于美德伦理学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批判,兴盛于后现代伦理学,并在当代多元社会现实中继续深化,逐渐形成崭新的研究范式。回到"道德生活"将给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伦理学提供参与当代伦理学理论形态建构的主体机遇,推动西方伦理学理论的本土化与中国伦理学理论的全球化。同时也需要对这一趋向进行反思,避免研究的碎片化,将研究提升到本体论层面上继续探讨。     

西方道德情感哲学的发展进程 ——从近代到现当代的逻辑勾连

以休谟为代表的近代英国道德情感主义理论沿着"心理描述"和"语义分析"两种进路/方法"分化"发展,分别形成基于情感(德性)的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现代情感(表达)主义元伦理学是近代道德情感主义理论"异化"发展形态,它运用语义分析的方法揭示出道德语言的实践本性,其实是对规范伦理学之实践本性的反面论证。以斯洛特为代表的当代关怀主义(德性)伦理学自觉体现了方法论上的"扬弃"精神,使"心理描述"和"语义分析"两种方法获得了新的统一。斯洛特通过吸收和改造中国"阴/阳"哲学概念,为解决元伦理学长期以来的"应该/态度/价值"与"是/信念/事实"之间的二元对立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为当代中西方道德哲学的协同创新研究开拓了新局面。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道德规范性重构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道德规范是否可能及何以可能,这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当代研究的重要问题。在西方伦理学传统中,古典德性伦理学整全性的"目的规范"被现代道德哲学肢解为义务论的"前提规范"和功利论的"后果规范",道德规范陷入了形式与内容割裂的现代性困境之中。马克思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对现代性道德规范困境思辨超越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话语揭示了道德生活与物质生活的辩证关系,在社会伦理维度上重塑了道德规范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重新理解和深入阐释道德规范性问题,对于建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当代理论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道德物化 ——技术物道德“调解”解析

传统技术伦理学的外在进路影响了其实践有效性的发挥,荷兰技术哲学家维贝克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道德物化"的思想,认为在具体情境中技术物与人共同构成复合的道德行动者,技术物也就具有一定程度的意向性和自由,能够承担起道德调解的作用,因此主张对技术物进行负载伦理价值的设计,使技术物在道德实践中发挥"行动者"的作用,对使用者的行为产生道德引导和规范作用。"道德物化"可以通过设计者的道德想象、扩展建构性技术评估和情境法得以实现。"道德物化"思想的提出超越了传统技术伦理学的二元分析框架,由外在进路转向内在进路,在技术的发展、使用及其社会嵌入过程中发挥了建构作用。     

史蒂文森与黑尔的伦理观比较研究

在20世纪初兴起的元伦理学运动中,史蒂文森和黑尔是两位最为成功、彪炳史册的元伦理学家。他们的伦理观都追随摩尔、艾耶尔和维特根斯坦,反对"重入世"的传统伦理学在进行道德语言分析以前就"匆忙发表意见",而将道德语言分析、伦理学研究方法的探讨视为伦理学的主要任务,表现出鲜明的"元伦理风格"和分析哲学色彩。但作为情感主义与规定主义阵营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之间在人工语言还是日常语言、非理性还是理性,以及如何对待规范伦理学等问题上,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别和对立。立足他们的伦理学探索,分析、比较他们的伦理观,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史蒂文森的温和的情感主义与黑尔的普遍规定主义的理解,特别是有助于我们系统地把握现代西方元伦理学运动。     

论“道德的形上学”建立之逻辑进路及其意义——以王兴国教授之牟宗三研究为中心的展开

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是一种现代形态的哲学间架,是牟氏哲学地建立起来的新儒学。其之所以能哲学地建立起来,端赖其逻辑进路。由逻辑之先验性照见纯理自身,既而进至知性主体,再由知性主体之不足,而朗现儒学之心性道德主体,这是唯一的先验超越本体,"道德的形上学"至此而建立。逻辑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是理解"道德的形上学"何以必须建立之根本进路。只有把握了这一进路,"道德的形上学"之内涵及其意义才能得以全盘展露。     

伦理学发展路径中的“和”与“同”——由甘绍平《伦理学的当代建构》引发的思考

当代中国伦理学最重要的使命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伦理基础,为实现这一使命必须融通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资源。从而,其发展的合理路径是一种三维异质的结构,是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性三种路径或范式的"和而不同"。在这一构想基础上,甘绍平《伦理学的当代建构》一书作为发展当代中国伦理学之现代性范式的典范,就可以从使国外伦理学的积极成果成为中国特色伦理学有益滋养的视角得到高度评价。     

略论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价值范式的生态转向

通过论证大自然及其非人存在物的内在尺度和内在价值,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实现了价值范式由主观工具价值论向客观内在价值论的转换;通过论证生态系统的系统价值统摄个体生命的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以及人类整体环境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实现了环境整体主义转向.客观内在价值论并不否认人的主观价值的存在,环境整体主义也不排斥而是包容了人类利益和个体利益,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价值范式的生态转向,通过强调道德的关系性和整体性而赋予了伦理道德以涵容更广的生态性.     

对“分析进路的伦理学范式”的思考

当前,在关于“分析进路的伦理学范式”的讨论中,有一种观点引人关注:“科学性的描述,使得道德既不通达‘天理’(因为形而上学被否定了),也不脚踏实地(因为‘道德’变成了对概念的词义分析,变成了单纯的‘知识’,而不指导生活和行动)。”对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作出回应,并澄清一些问题。按照笔者的理解,邓安庆在《分析进路的伦理学范式批判》一文中所作的并非是对分析哲学本身的批判,也不是对整个分析进路的伦理学的批判,而只是对那种不适当地把分析哲学方法应用于伦理学研究的某些“范式”进行批判。     

尊重自主原则的“自主”之惑——兼论生命伦理学原则的出发点

系统梳理了尊重自主原则的"自主"概念之不同涵义,不仅包括了自由主义阵营内部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自主概念,而且涵盖了来自现象学、女性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批评,这些批评也贡献了另一种对"自主"的理解。通过对这些歧义性理解背后原因的探寻,试图重新提出生命伦理学原则的出发点问题。原则主义认为,包括尊重自主原则在内的四原则应以单一普适的公共道德为出发点,但"自主"涵义分歧的现状恰恰表明生命伦理学原则需要从更深的层次上奠基,把握生命伦理学原则的内容及适用范围离不开对原则背后语境的廓清。     

君子上达:儒家人格伦理学的理论自觉——以陈来先生《儒学美德论》为中心

陈来先生新著《儒学美德论》借镜美德伦理学把握美德伦理研究中的中国问题,思考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寻找中国道德思想的出路,促发了儒家伦理学的理论自觉,开辟了当代儒家伦理学发展的新路径.沿着陈先生的理路系统地探讨儒家伦理学的理论形态,可以发现:不同于以行动为中心的规则伦理学,作为一种(广义的)美德伦理学,儒家伦理学以行为者为中心,核心主题在于"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成为这样的人");同时,儒家伦理学超越了"行为与品质"/"规则与人格"二元对立的伦理学范式,克服了当代西方美德伦理学美德观念的狭窄性和抽象性,而是朝向一种整体性的理想人格.特别地,儒家理想人格不仅追求道德上的完满,更进而寻求在天人关系中安顿生命与价值,具有深切的形上意蕴.整体而言,在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背景之下,儒家伦理学蕴示着一种相对更优的未来伦理学的建构路径.     

西方启蒙视野中道德形态学方法三题

从伦理学的实践人文学特性看,道德形态学方法从时空维度凸显“古今中西”的汇通与比照.将“中西互镜”嵌入到“古今对看”的“形态相通”之认知旨趣中,将敞开西方启蒙视野中道德形态学方法的意义.道德形态学方法以伦理学史上的三种道德形态为参照,表现为对“西方道德哲学”与“启蒙文化形式”的三大历史关联样式(传统、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揭示,它要求我们具备“中西互镜”的视野、“古今对看”的眼光和“语境互证”的策略,并设定了与之相应的思想任务.道德形态学方法的“远见”,包含了“形态相通”与“语境互证”两面,具体表现为:以道德形态学方法展现道德哲学的视角;以道德哲学的“形态相通”和“语境互证”展现“理智启蒙”的视角;以道德形态学方法的“中西互镜”和“古今对看”展现“西方理智启蒙”的视角.     

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范式研究——探寻20世纪中国哲学复杂生成的一种视角

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存在所谓"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范式"现象,其包括唯物主义认知范式、科学主义认知范式、人文主义认知范式、逻辑主义认知范式、自我主义认知范式五种。此五种认知范式的实践,不仅是凸显中国传统哲学内容、性质及其优缺点的过程,也是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情感磨合"的过程,从而成为分析西方哲学如何参与中国哲学现代化过程、中国哲学怎样选择与吸收西方哲学、中国现代哲学应确立怎样的基本形态等问题的独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