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对道德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坚持“法治”和“德治”并重的治国方略

通过探讨中国古代儒家“德治”的基本内容,论述了它和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的“德治”有什么不同;分析了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法治”和“德治”并重;阐释了我们今天强调“德治”的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罗国杰法治德治思想探析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罗国杰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域。笔者认为,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罗国杰关于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国家治理思想能够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思想道德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和重要参考。在此文中,笔者从罗国杰关于法治与德治思想的内涵界定、关于法治与德治关系的论述、关于如何落实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治国方略及其重要意义的思考三个方面,对其法治与德治思想进行探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的伦理意蕴 ——以德法相济的运行为视野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重新阐释了人类道德价值的内容、形式与机制。从伦理内容创新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为传统德主刑辅思想注入新的伦理思想,刷新了“德”与“法”的内涵与外延;从伦理思维范式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实现了德与法的深度融合;从伦理运行机制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确立了将伦理价值与法律价值相结合的评价机制,激活了“德治”软实力与“法治”硬实力共同发力的动力机制。     

“德治”平议

目前学界批评传统“德治”的意见多带有主观随意性 ,然而对“德治”需要作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公平评价。孔子关于“德治”的本义是“德治”与“政治”并举。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德治”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德治”与“政治”、“刑治”都是通过“礼治”实施的。传统“德治”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和民族个性 ,因此对“德治”的批评应持慎重的态度。在当前实行依法治国的历史时期 ,在认识和实践上都应当把“法治”与“德治”统一起来。     

为什么说法家的“法治”是人治的一种表现形式

由于儒家德治思想与德政方略 ,使得人们通常将德治与人治相提并论 ,简单地把法治视为人治的天然对立物。然而 ,历史上的情况却没有这样简单 ,法家主张的“法治” ,就不是人治的天然对立物 ,而是人治的一种表现形式。法家的法治本意 ,是有“法治”而无“法制” ,是君王一人的“法治” ,而不是全社会的“法制”。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正当性证成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虽已确定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坚持的重要原则,但在学界对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正当性仍有不同程度的分歧与存疑。因之,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正当性的证成,则是推进我国法治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转型亟需深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从法律与道德价值的同源性与交叉性、法律与道德规范的同宗性与交叠性、法律与道德功能的独特性与互补性,立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原则正当性的理论基础。     

《管子》“以法治国”思想辨析

《管子》的“以法治国”思想不是将法治绝对化,而是深刻认识到了法治与农业经济、德治以及法律实施的辩证关系,认为发展农业经济是法治的基础,主张“富民”是法治的前提;同时认为法治是实现德治的保证和手段,二者并不排斥;还强调公开、严格、公平地实施法律是实现法治的基础和关键。     

论“以德去刑”与“以刑去刑”

“以德去刑”与“以刑去刑”作为儒法之争的焦点,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这种传统的“德治”与“法治”思想有其合理的内涵,应当辩证吸收。鉴古知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实践“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德法并举:实现社会治理水平现代化的根本途径——“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与德治”研讨会综述

<正>2015年6月26日至2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和南昌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主办的"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与德治"研讨会在南昌工程学院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等几十个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八十多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学者围绕法治、德治的内涵及功能;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道德治理的实现机制与实现途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传统和法治精神;社     

道德建设是构建法制社会的重要基础

“法治”对“德治”的前提和规范作用一直被人们所关注,而“德治”对“法治”的基础和制约作用却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本文试图通过论证道德对法律的基础和制约作用,指出道德建设不足是当前我国遭遇法治困境的重要原因,并提出如何加强道德建设、构建法制社会的具体措施。     

正义:西方道德治理思想的主线

道德治理是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权力发挥道德作用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治理社会的活动。如果说中国古代道德治理思想的主要特点在于对仁政和道德教化的推崇,那么,西方道德治理思想的主线则在于对制度正义的追寻。     

关于以德治国的几个问题

当代我国实施的以德治国需要正确认识传统德治思想的合理因素 ,同时又必须对传统德治思想作批判性的超越 ,意识到以德治国与传统德治的差别 ,并坚持走德法兼治的道路 ,加强官德、民德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道德的建设。     

公德建设要超越伦理本位传统

公德是公共行为的道德规范.公德建设能够推动法治建设.在中国,由于长期伦理本位传统的影响,公德建设滞后,影响了中国道德建设,也遏制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推动中国公德建设必须超越伦理本位传统,将公德建设纳入法治轨道.     

江泽民思想道德教育论

江泽民的思想道德教育思想表现为对党的前代领导人德育思想的明显继承性,鲜明的理论创新性和内涵的丰富性等特色。他把德育纳入“三个代表”的重要内容,作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作为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以德治国、依法治国的重要措施之一,从而把德育提高到治国和兴国的战略高度。江泽民关于德育的学说,是对中华传统的优秀德育思想的弘扬,是对马克思德育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简论隋唐道德生活的特点

隋唐时期，中国历史走上了前所未有的辉煌，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对南北朝以来的道德生活的动荡进行了有力的调整，儒释道三教的鼎立与交融、民族大融合，使得道德生活表现出极大的融合性；而新的文化因素给中原固有文化注入了一股生气，使得隋唐的道德生活显示出独特的开放性；而统治者对自己信心的增强，在维护社会秩序、巩固政权的问题上，又反映出很大的开明性。     

Paternalism and the Criminal Law

ABSTRACT If it could be shown that law is, in some sense, a moral system the appar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moral) autonomy and (legal) heteronomy might be challenged. In order to prepare for such a challenge this paper questions the prevailing view that law is not in the business of enforcing morals. That is done primarily by using decisions of the criminal courts to show that the law does not always criminalise conduct merely to prevent harm to others. Paternalism i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harm principle in order to show that the law (rightly or wrongly) sometimes seeks to secure that which is (thought to be) morally good, irrespective of the prevention of harm, at least overall harm.
If such an insight is well founded there are consequences for legal theory in that neither of the ruling paradigms (naturalism and positivism) seems able adequately to accommodate the view of law which emerges. Consequently, an attempt is made in the essay to develop a middle theory of law, between naturalism and positivism, which is referred to as 'normative positivism'. The theory presented has, in turn, consequences for political practice. If law can be seen as community morality rather than as merely the morality of officials, then everyone has a stake in the moral content of law and there may be good moral reasons for disobeying official laws. Civil disobedience is the citizen's ultimate resort against the official morality that has appropriated to itself the eulogistic name of 'law'. That law may be seen as community morality also calls into question some ruling paradigms as to the nature of morality but, if the claim can be sustained, then the legal system may be seen as applied moral philosophy in action.     

道德信仰的发生机制

道德信仰的发生机制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即 :需要的体认机制 ;伦理义务的内化机制 ;道德心理的整合机制。需要的体认机制涉及到对人性、人生的价值、人的使命等问题 ,它是道德信仰形成的主体基础 ;伦理义务的内化机制涉及到人的社会伦理关系、社会规定性和制约性、社会价值、社会道德规范及其教化等问题 ,它是道德信仰形成的客观条件 ;道德心理的整合机制涉及到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人格等问题 ,它是道德信仰形成的主、客观方面的动态的统一。     

信念与结果对道德、法律责任判断的影响

在"执行者"和"旁观者"两个情境中,通过操纵当事人的信念和事件结果,考察了被试的道德与法律责任判断。结果显示:进行道德责任判断时,被试对当事人的信念信息更敏感;进行法律责任判断时,则对事件结果的信息更敏感。"执行者"情境中的道德和法律责任评分均高于"旁观者"情境中的责任评分。这说明道德、法律责任判断的内部机制有所不同,并且当事人的不同角色导致第三方对其的责任判断出现差异。     

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

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社会正义一直是人们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社会正义实质上是对人类社会关系(包括个人之间、群体及组织之间、个人与群体及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公平性、正当性的确认和捍卫,社会正义通常采取法律形式和道德形式来表达.法律正义是以国家意志的形式来表达的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它通过制度规范方式来确认和捍卫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守法义务.道德正义是以德性和良心的形式来表现的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它通过伦理规范的方式来确认和维护公民的伦理权利和道德义务.法律正义是道德正义的基础和保障,因而也是社会正义的底线和起点;道德正义是法律正义的前提和灵魂,因而也是社会正义的理想和目标.构建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的良性互动关系.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保证.     

现代社会祛除伦理的社会机制

在对犹太人进行的大屠杀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纳粹如何借助于现代工业技术体系和官僚体系弱化人们的道德情感、混淆人们的道德责任,并最终阻止人们的道德行为,六百万犹太人就这样在大众平静的沉默中离去。现代社会祛除伦理的机制仍然没有改变,让人们保持道德沉默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人类的大罪恶随时随地都可能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