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的追问及存在论意义上的超越

康德的道德哲学与其政治哲学是逻辑一致的,康德认为正义的优先性在于人先天的自由,而自由的主体坚持正义和遵从道德,则在于人的实践理性自身具有的善良意志,康德就这样通过自由、实践理性、善良意志等概念为道德奠定了基础。然而它仍然是先验的、空洞的,唯有从道德是人存在的方式这一存在论的根基处入手,才能理解道德并使其获得自身存在的坚实根基。     

如何以理性和自由为起点论道德——以康德伦理思想的论理方式为例

摆脱世俗强权和宗教神权的禁锢,以作为主体性存在的人的“理性和自由”为起点论道德,无疑是进步的。康德沿袭近代理性主义传统,满怀启蒙世人的情怀,从人人平等地拥有理性和自由出发,以普遍法则如何可能为主线,系统论说道德的形而上意蕴,并引导大家回归现实,提出“以人为目的,尊重人”的道德建议。其论理方式虽纷繁复杂但很是严谨,我们可以从康德的历史任务谈起,沿着康德为何以“理性与自由”做起点以及如何以“理性与自由”做起点的进路,探析“理性与自由”作为康德伦理思想论理方式的起点和内在逻辑。     

论康德的道德自由观

“道德自由”在伦理学中有特殊的意义:一个有道德价值的行为不仅要合乎规范,而且要出于意志的自愿,从而能够培育人的心灵不断地向善,达到“真、善、美”的和谐境界。本文拟对康德的道德自由观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以便为我们的伦理学研究和道德建设提供借鉴。一、道德自由的内涵当我们对道德自由进行界定的时候,首先面临的是道德与自由的关系。在康德看来,“自由诚然是道德法则的存在理由,道德法则却是自由的认识理由。因为如果道德法则不是预先在我们的理性中被明白地思想到,那么我们决不会认为我们有正当理由去认识某种像自由一样的东西(尽管…     

康德实践论中的人学思想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康德终生关注人,尤其关注实践意义的人。在实践论范围内,他把人放置到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上帝诸多关系中去加以审视。人与自身的关系其实就是理性与感性、自由与自然的关系。理性独立于并超越感性之自然从而争得自由,才有道德,才成其为人。于此,康德强调此种独立与超越之自由,强调理性自律的道德价值。人与他人的关系就是理性与理性、自由与自由的关系。理性与理性、自由与自由乃是基于道德之上的人格平等的关系,是诸多立法意志的平等关系。于此,康德强调人格之间的平等,强调理性立法的人格尊严。人与上帝的关系就是意志个别与意志一般、理性个别与理性一般的关系。康德引出上帝旨在解决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即至善问题。在康德看来,上帝乃是理性自身的一种主观设定,人对上帝的信仰不过是理性对自身设定理想的信仰,即对正义的信仰。于此,康德强调正义,强调理性战胜人类自我、调整社会的理想。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康德实践意义之人的真正内涵就是理性自由、理性平等、理性正义。康德大讲理性乃其一大贡献,但只讲理性又为其不足。马克思主义不满足于此,才有人是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之说。     

现代政治的道德困境及其路径选择——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尝试性方案

现代政治与古典政治的分野,使得现代政治哲学面临一系列的道德困境。面对理性多元论事实,罗尔斯自觉放弃了早期正义论的康德式路线,给出了政治自由主义的方案。这种"中间路线"的方案指涉道德,为解决现代政治的道德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选择,是我们进一步理解道德与政治的关系进而评价政治自由主义的一把钥匙。     

道德与自由——对康德道德学说的一种探讨

康德持有一种"道德为自由辩护"的信念,即认为自由因为道德而存在。但道德是历史的,自由不仅可以与道德共在,而且更内在地要求不断摆脱道德束缚。在资源小于需求的时代,尽管自由总是被迫与道德保持很强的关联,道德总是自由的规则,但一切道德本性上都表征着某种不自由,因此也必将在自由扩张的进程中被逐一克服。自由的终极依靠在于人类对于物理世界的胜利。     

道德信仰何以可能——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及其现实性重建

与宗教信仰相对立,康德试图要在主体自身理性的基础上确立起对道德的信仰.主体自身"纯粹的实践理性"是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但是,"纯粹的实践理性"存在着现代性道德困境,如果不能化解这一悖论,那么"道德"就难以成为理性存在者的普遍信仰.为此,康德试图以制度公正作为现实中的上帝来确保建立"善恶因果联系"的理性法则.因此,康德的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包括个体的道德理性和制度的道德理性两个方面.尽管由于康德的矛盾心态和他所处的社会现实,他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实践哲学最终是不彻底的.但康德的意义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把对道德信仰的思考从"纯粹的实践理性"导向更加理性和成熟的"实践的理性".     

康德道德归责论探赜

康德实践哲学中的道德归责难题,因《纯粹理性批判》对自由的先验规定而生,又因《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对意志自由与道德法则的关系所作的同构性解释而尖锐化。康德通过区分感性世界(现象)和理智世界(物自体),将行为的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理性品格,将行为的非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感性品格,非但不能解决道德归责难题,反倒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理论困境:自由实际上成为一个空洞的先验概念。这迫使康德转换视阈,从行动者的实践能力角度重新诠释自由问题。自由被解释为道德实践者自愿选择服从或不服从道德法则的一种意志行动,它与道德性并不能相互化约。因此,自由既联系着善行,也联系着恶行。不道德的恶行同样可以是行动者基于意志之独立的自我规定而作出的自由抉断。如此一来,人不仅要对善的行为负责,也必然要为恶的行为负责。康德由此揭示出意志与道德法则通过自由选择所形成的条件性联结,道德行动者的自由选择就是一种为去恶迁善而进行的斗争。     

道德法则的现实性重构:在规范与实践之间——对康德道德法则与善之间关系的批判性考察

康德对于道德法则与具体善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善如何从道德法则中衍生出来的问题,并未给予充分的说明。然而,这个问题恰恰直接关涉道德法则的现实性如何可能,也即道德法则的现实性意义如何体现的问题。本文即以这个问题为切入点,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进行批判性考察,力图阐明道德法则、道德主体和善之间所存有的交互性的张力关系。只有把道德法则置于理性规范与实践自由这种张力性关系中,明确理性法则的现实性重构的维度,道德法则产生的善才是真实的,其现实性的意义也才会展示出来。     

公共理性及其道德意义:康德与罗尔斯的诠释

公共理性是康德和罗尔斯都关注的论题之一.康德把公共理性与包括道德启蒙在内的人类启蒙相勾连,以实践理性为根据,揭示了公共理性与人格、道德律令、正义等的可能性联系.罗尔斯力图在人的一种深度自我道德启蒙的意义上,进一步阐明公共理性与自我、正义、道德感等的关系.康德和罗尔斯对公共理性及其道德意义的诠释,本质上是对现代公民道德的存在根据与根本特征的阐明.     

什么是道德的最好理由——从康德的观点看

康德为人的最高价值与尊严提出许多不同的理由:自律带来原则的自我一贯性;自律体现无条件的、最高的善;人格性具有绝对的崇高性;设立道德法则的立法者拥有普遍有效的权威性;自由构成了行为负责能力和诸内在价值的根源,等等。笔者认为,基于崇高性和基于内在价值来源的论证是康德哲学基础性的深层论证,而"自由构成内在价值的来源"是康德为道德提出的最好理由,对当代哲学思考仍然有独特的意义。     

康德是道德内在主义者吗

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之间的争论是当前道德心理学讨论中的热点问题.这一争论的核心是如何理解在某个行动中理性、意志和欲望所起的作用,以及这三种心理状态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康德式内在主义理论需要给出一种论证来弥合理性和动机之间的裂痕.康德实践哲学实际上是围绕欲求能力(Begehrungsverm(o)gon)的两种规定根据而展开的.在康德的动机体系中,理性或道德性与欲求能力之间的裂痕实际上已经通过敬畏(Achtung)这种先天情感得到了合理的安置.     

康德两种因果性的道德意蕴

康德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四个"二律背反"所揭示的自然与自由的因果性问题.通过这两种因果性,康德鲜明地揭示了自然因果性的存在领地和自由因果性的存在领地,使自由因果性典型地呈现在其所探讨的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本体世界.在这样的本体世界中,康德将自由放在道德律令、道德法则和至善的层面上加以探讨,彰显出自由在人的形而上追求意义上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意蕴.对自由的探讨也为他的<实践理性批判>奠定了伦理学基础.     

有道德的权利尊严如何可能——以道德为基础的康德尊严理论

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尊严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最高价值。康德的尊严理论建立在纯粹实践理性的道德自由之上,但是康德所理解的尊严不仅是一种道德尊严,而且从道德尊严可以衍生出权利尊严。以道德为基础的康德尊严理论,既继承了传统的德性尊严观,又具有现代权利尊严的特征,这种融合道德和权利的"有道德的权利尊严"观对指引当代人更好地实现有尊严的生活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重构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对康德伦理学两次演绎的考察

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伦理学有两次不同的先验演绎。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这一先验演绎是康德论证"一项定言命令式如何可能"的关键环节。而在《实践理性批判》,康德否定了先验演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将其归咎于我们无法对自由理念作出理论阐明。然而,作为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的替代方案,《实践理性批判》的"理性事实"并不令人信服。本文将考察两版演绎问题,进一步重构一个新的先验演绎,它将以《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演绎为基础,通过"目的王国"概念联结道德法则与理性存在者;《实践理性批判》的"敬重情感"可以为这一新的演绎提供情感意义上的动机。这将形成一个《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互补的解释,目的是通过构建新的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尝试阐明康德的道德法则如何可以运用于现实的人。     

政治与道德:政治哲学伦理向度的反思和重建

政治哲学是对政治事件、政治生活、政治现象等的形而上反思,它以正义、善恶、好坏等道德标准对各种政治制度安排的正当性问题做出评判。伦理是政治哲学的内在维度,也是它的生命力所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工具理性的张扬消解了价值理性和意义世界,也导致了政治哲学的危机和衰落。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必须自觉回归伦理维度,重塑政治与道德的辩证关系,把正义作为政治制度和个人行为的首要原则。     

道德律自明性的根源：早期市民阶层的理性激情 ——阿多诺对康德道德律令自明性的批判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由于意识到先验自由的实在性不能从一个思辨理性设想的理知世界获取,康德于是先肯定道德律令的存在,再以此出发去设定自由。康德直接肯定道德律的客观有效性,认为我们的理性可以直接意识到这一点,具有自明性。阿多诺指出,康德这种严格的道德命令,这种简单的绝对应当,绝不是自明的,康德的绝对的应当其实是一种压制,是对复杂的现实条件的归约。阿多诺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是为他设想伦理寻求的第三条道路做铺垫。     

论康德哲学中道德与法权的关系

道德与法权的关系问题是实践哲学领域的一个核心课题,康德对于这个问题作过积极思考和重要贡献。本文主张,在康德哲学中,必须从"自由"这个最高原则来理解道德与法权的关系问题;道德是法权的根据和目的,而法权是道德的必要条件,但法权归根到底是一个道德问题和自由问题。而在法权作为道德的必要条件的论证方面,本文认为历史主义的论证方式要比自由主义的论证方式更为可靠。     

康德哲学中政治对道德的促进

康德坚信正义的制度设计能够促进民众的道德进步,但从他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的论述中又很难看出政治促进道德的具体机制,这就使康德面临盖尔斯顿所作出的"未能澄清道德进步的来源"的指责.结合康德伦理学、人类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相关论述可以重构出政治促进道德的三条途径:第一,通过消解人们对自我价值的焦虑,消减人性中的趋恶倾向;第二,通过对公共性条件的满足,强化人们的道德动机;第三,通过在制度设计中嵌入自由而平等的人的观念,促使人们把他人当作道德平等者来对待.     

康德道德自由的主体性思想

康德是西方主体性哲学的集大成者,在他的以三大批判所建构的主体性哲学体系中,道德自由的主体性是最突出、最核心的部分。本文试图从康德道德哲学的主要著作《实践理性批判》的基本环节:实践理性原理、实践理性对象、实践理性动机中,对之加以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