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

作者首先分析历史唯物主义和所谓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关系。他反对下面几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学,而不能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部分;另一种意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部分,而不是社会学,最多只是社会学的一般理论的和方法论的基础;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包含有哲学方面和社会学方面。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哲学,同时又是社会学。他说: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作为关于社会的哲学科学,才能头一次科学地解决社会学的根本问题;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只有作为社会学的科学,才能解决社会发展的哲学问题。作者也谈到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和所谓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关系。他反对把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全部问题包括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领域内,而认为它们之间既有深刻的有机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其次,作者论述所谓具体社会学研究的意义。他说:具体社会学研究是发展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种形式;没有具体社会学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就有变为由一些凝固的、固定不变的、脱离现实的概念和范畴组成的体系的危险。他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伟大的创举》都是所谓具体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他反对把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现象的任何研究都称为具体社会学研究,而主张把社会研究和社会学研究区别开,认为具体社会学研究只是社会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再次,他阐述所谓具体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他认为这样的对象包括:一、社会在向共产主义过渡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化;二、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组织的形式及其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组织成长为共产主义社会自治的过程;三、劳动和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相互关系,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相互关系的动向,首先是人的形成过程,共产主义社会里个人的形成过程;四、家庭和日常生活关系;五、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生活,科学在现代世界中的作用,宗教存在的原因和消除的条件,社会主义意识向共产主义意识过渡,等等。最后,他论述了所谓具体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和方法。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规律和原理,是具体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而具体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则包括提出假说、进行社会实验、填调查表、直接访问、研究私人文件、进行观察以及模拟、统计和数学方法等等。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

早在五十年代,我国学术界就讨论过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1952年,由于片面地学习苏联的经验,一些人把苏联当时通行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不必再去专门研究社会学的观点视为“正统”,并撤销了高等院校的社会学系和社会学课程。1957年,又进一步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同起来,对重新提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意见,说成是企图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并据此将某些同志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于是社会学被当作异端邪说,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最大禁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禁区被打开,冤案得到了昭雪,社会学的研究获得了新生。但是,由于当前学术界对历史唯物主义及社会学的对象、性质和体系都还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因而对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也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员布罗夫谈当代苏联哲学发展状况

一月十一日,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布罗夫研究员应邀给中山大学哲学系师生作了关于苏联当代哲学发展状况的学术报告。布罗夫谈到,苏联哲学界非常重视对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研究。从七十年代以来,发表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历史过     

苏联近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基本理论的讨论(上)

近年来,苏联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作了全面而深入、艰苦而有成效的研究。本文仅就所讨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义、对象、内容和性质,辩证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及逻辑学的关系,以及逻辑体系等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作一简介。从已有的资料看,苏联哲学界近年来在基本理论方面的研究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面向历史,继续研究经典作家的思想,力图寻找一种科学的哲学理论模式,特别是寻找出一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具体应用到现代实践的模式;另一个是面对现实,用新的科学成     

斯大林主义的根源

《斯大林主义的根源》是一篇在苏联哲学界引起激烈争论的文章。这场争论是今年苏联哲学界的一件大事。在苏联,随着对斯大林问题讨论的步步深入,势必涉及“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和根源等问题。学者们就这类问题各抒己见,相互批评,讨论和争论十分活跃。在众多的文章和“圆桌会议”的发言中,齐普科(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自执一家之言。但是,立论新颖不等于立论正确。争论是正常的,正如我国报刊对该文的评论所说:“无论它正确与否,对于活跃气氛,拓宽思想是有一定好处的。”本期同时发表的《全人类利益和阶级利益》、《答齐普科》两篇文章就是直接针对齐普科的。同时发表这三篇译文的目的,是让读者从不同侧面了解苏联哲学界就“斯大林主义”根源问题展开的这场争论的全貌。     

苏联哲学界近二十年对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述评

苏联哲学界在近二十年加强了对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研究,直接论述恩格斯哲学思想的有较大影响的学术著作,不下四十余种,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研究论文就更不计其数了。可以说,在这期间,苏联哲学界对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作用和地位的研究是空前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是以往所没有     

批判费孝通的买办社会学

在章罗联盟中,以费孝通为首的一批右派知识分子,为了执行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公开叫嚣要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因此,费孝通约集了陈达、吴景超、李景汉等人,成立了“社会学工作委员会”,并且计划着要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的高等学校成立“社会学系”。他们妄想以中央民族学院、人民大学和劳动干部学校作为他们活动的基地。他们还计划着搜罗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学界同人”,成立“中国社会学会”,扩大他们的队伍。费孝通等这一切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活动,并不是单纯地为了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阴谋,其目的是企图用腐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步夺取学术思想界的领导权,第二步夺取全国的领导权,来实现章罗联盟的反动的政治纲领,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费孝通等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政治阴谋,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几次座谈会上,已由许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根据许多无可争辩的事实,尽情地予以揭露和批判,我这篇文章,主要地是检查费孝通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究竟是什么东西?它是不是科学?它为什么阶级服务?它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什么危害性? 在以前,我不曾看过费孝通所写的社会学著作,最近看到他把资产阶级社会学夸张比历史唯物主义还要高明,我这才搜集他在解放前后所写的几本主要著作,如“乡土中国”、“乡土重建”、“重访江村”和几篇论文以及报端所揭载的关于他的某些著作摘要等,拿来研究了一番。我所得的结论是:费孝通的社会学是另一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流派,是中国的一种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费孝通的这种资产阶级社会学虽然带有中国味,但它和欧美各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在根本上是相同的,并且还继承了它的先裴的衣钵。因此,在批判费孝通的社会学之前,有追溯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源流的必要。     

历史学和社会学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今年第2期上发表了苏共中央委員、苏联科学院副院长費多謝耶夫和苏共中央所屬社会科学院院长弗兰采夫合写的这篇文章。他們在这篇文章中从所謂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立場論述历史科学的方法論問題,分析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关系,认为“深刻地和創造性地硏究历史科学的方法論問題”是当前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之一。他們在本文中攻击所謂斯大林个人迷信,为苏共中央在三十年代曾严厉批判的M.H.波克罗夫斯基全面翻案,說他是“苏联的卓越的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說当时“以經济唯物主义指責波克罗夫斯基的作法是錯誤的”,幷說后来出现的“片面观点”是从当时苏共中央关于培养历史学家的决議和意見中产生出来的。他們說,近年来苏共“在克服个人迷信的后果、恢复历史科学中的列宁主义原則方面所采取的种种措施,是我們历史研究中的一些意义重大的里程碑。”他們在本文中还含沙射影地攻击我国。他們說:目前“还有一些自认为是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学家正在为成吉思汗及其搶劫的、掠夺的远征作直接的辯护。因此,向历史科学中的个人迷信进行斗爭、向君主专制思想进行斗爭的問題,远远沒有从議事日程上抹去。”又說:現在“还有一些科学家往往站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站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現有的各种民族主义思潮的旗帜下。……有人企图按下述方式‘重新改写’世界史,即把‘自己的’国家置于世界史的中心。”还說:“敎条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反历史主义……敎条主义忽視历史变化,导致政治上的冒險主义,妨碍正确地利用业已呈現出来的新的可能性去促进劳动人民的斗爭。” 現将此文全文譯出,以供硏究和批判的参考。     

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社会学研究

历史唯物主义同社会学、尤其同具体社会学研究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正确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和内容是不可设想的。近来,我国哲学著作中实质上进行着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的讨论。诚然,进行这一讨论时,尤其在《哲学问题》杂志上,并没有使用直接讨论历史唯物主义对象的形式,而是使用交换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相互关系问题的意见的形式。     

Л·φ·依利切夫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无论在苏联或在外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对于社会学的对象及其任务都有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学者在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之间作了区别。按照他们的观点,哲学分为两部分,即‘自然辩证法,和‘社会     

中国和民主德国首次哲学讨论会在京举行

1989年3月11——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民主德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部分学者在京举行了首次学术讨论会。这次讨论会是在两国学者互访的基础上为增进学术交流而采取的重大步骤,它预示着我国哲学界与国际间包括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哲学研究所所长汝信教授和民主德     

马克思《资本论》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充分具体的抽象和分析是理论综合的条件

本文作者伊里因科夫(1924-1979)在苏联哲学界属于后起之秀。他从1953年获得哲学副博士学位并到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以来撰写了许多著作,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问题,发表了许多精湛的见解。伊里因科夫一生研究的中心课题是唯物辩证法。他从不回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些尖端而又难度极大的问题,并作出自己的回答,观点明确,前后一致。他的著作和观点往往成为争论的焦点,一再受到伊利切夫等人的点名批评,但也受到哲学界前辈罗森塔尔和凯德洛夫等人的支持。他的著作和文章曾被译成18种文字。他的第一部著作《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使他一举成名。这本书被认为是在把辩证法当作逻辑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加以深入研究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著作。罗森塔尔为该书所写的前言指出,这本书“研究了辩证方法的最本质和最有趣的方面之一,即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该书被誉为“整个一代哲学家学习马列主义哲学的参考书”,成了“推动在这个方向上开展一系列研究的强大动力”。(苏联《哲学问题》1979年第6期)此书共五章,下面的译文是该书第五章《马克思〈资本论〉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中的第一节。     

“理解”研究在苏联哲学中的兴起

近10—15年来,哲学解释学(释义学)在西方风靡一时,在西方哲学和社会各流派中,它几乎成了压倒一切的、最有影响的一个流派。这种情况引起苏联哲学界的密切关注。近年来哲学解释学已经成为苏联哲学界研究和批判的重点对象之一,而解释学的一个重要范畴“理解’则已成为苏联哲学界进行正面探讨的理论课题。苏联哲学界对解释学、哲学解释学和“理解”问题的关注起始于70年代初。到了70年代中期,一些主要哲学刊物发表这方面的文章逐渐多起来,有关的专著也陆续出版。80年代以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出发对“理解”的哲学理论问题进行正面、专题研究的著作已经出版了7—8本之多。     

俄罗斯哲学界关于苏联哲学的激烈争论

围绕对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哲学的认识,俄罗斯哲学界产生严重分歧,争论焦点是对苏联哲学的评价。霍鲁日称赞宗教哲学,但对苏联哲学即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其他多数学者否定米丁、尤金等人所代表的官方哲学,同时肯定具有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还有人提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宗教哲学都是俄罗斯文化与历史的产物,两者并非截然对立。争论双方的共同缺点是没有把苏联哲学放到俄罗斯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加以考察。     

关于所谓的基督教危机

L．科拉科夫斯基（1927--2009）,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波兰著名的哲学家,西方哲学史专家。对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欧洲大陆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人本主义、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都十分熟悉,并撰写了许多相关领域的论文,多部论著还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在西方哲学界影响很大,其宗教批判理论更是极富创见性。本文中,针对学界普遍关注的所谓基督教危机问题,科拉科夫斯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他看来,基于基督教最原初的主旨和最本真的意义,今天任何对于基督教正在发生危机并走向穷途末路的断言都是轻率和不负责任的。     

Ю.К.普列特尼科夫教授答本编辑部问

Ю.К.普列特尼科夫是苏联哲学博士、教授、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历史唯物主义迫切问题研究室主任。1982年,本刊发表了他的文章《进一步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问题》,全面阐述了以他为首的所谓“活动论”派关于构筑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原则。该文在苏联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他主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过程理论》一书(三卷集)就是遵循这一方法论原则写成的,该书被认为是一部在构筑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方面的开创性著作,该书即将在我国翻译出版。此次本刊编辑利用赴苏学习之机,走访了普列特尼科夫教授,请他就有关问题做了回答。下面即是此次谈话的译文。(根据谈话录音整理并经普列特尼科夫教授审阅)     

苏联对历史唯物主义对象研究的趋势

苏联哲学界对历史唯物主义对象展开最热烈的探讨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迄今为止,在说明这门学科对象的过程中出现和形成了两种占主导地位的趋势:一是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问题纳入对象范围;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所研究的社会最一般规律加以区     

东欧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分歧和公共际遇

20世纪60年代,东欧马克思主义研究与苏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出现了分歧,有学者将其概括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着的对立。本质上,这种分歧不仅是苏联与东欧之间、东欧各国之间的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争论,而且是深入到苏东内部社会生活、关注人的现实境遇、大众思潮与官方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着的、关涉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论争。事实上,这种分歧及其深层次的原因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当代书写造成太大的影响,因而也就表明,苏联、东欧都没有充分尊重并利用这一分歧、斗争的理论成果,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历史际遇。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具体社会研究

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苏联哲学科学发展的几年,乃是社会学研究数量大大增长的几年,出版了许多这方面的大部头著作(《苏联工人阶级文化技术水平的提高》[М.Т.约夫楚克等编,莫斯科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1961年];《社会和个人》[阿列欣娜等编,沃龙什,沃龙什大学出版部,1961年];《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律性》[А.И.契斯诺科夫编,莫斯科《高等学校》,1961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诸问     

科学与思想生活

今年7月1日至4日苏联科学院举行了全体会议。会议根据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决议讨论了科学院的任务,通过了苏联科学院新章程,改选了科学院主席团和各学部机构。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哲学和法学部主任Π.n.费多谢耶夫院士以“科学与思想生活”为题作了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为苏共纲领及其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民族解放运动、关于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论点作辩护,二、谈到目前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所进行的思想斗争和存在的哲学问题,指出苏联哲学与社会科学现在面临的任务,三、最后,提出“改进”理论研究工作的若干实际措施。现将这个报告全文译出,以供批判和研究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