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经典诠释与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儒家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从经典诠释的视角,以儒家为中心,思考在中国传统经典诠释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化。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走上“以西释中”的西化误区。我们应在确立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立足于中国传统,以经学作为中国哲学建构的主体,在经学的基础上深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以子学、玄学、道学、佛学作为多元辅助,借鉴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来诠释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使中国哲学史具有西方哲学的外貌而其实质却仍是中国传统思想本身,以实现经学模式向哲学模式的非断裂性转换,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完善。     

慧命相续:冯友兰新论

该著汇集了作者近20年研究冯友兰学术思想的成果。在这些成果中,作者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冯友兰先生的哲学观、哲学史观和哲学史方法论思想,深入地探讨了他重写“中国哲学史”的经验、教训,详细地考察了他关于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之路的沉思,深刻地揭示了他在建构中国哲学史学科和创新中国哲学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有助于推进“冯学”的深入研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模式述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成并初步发展。从中西交流和互动的视角看,此时的中国哲学史大致存在四种研究模式:以胡适和冯友兰为代表的西方化研究模式,以钟泰为代表的中国化研究模式,以梁启超、张岱年为代表的中西结合的研究模式和以李石岑、范寿康为代表的初级马克思主义研究模式。而这种研究模式的多元化情境在其后并没有保持下去,所以我们倡导它在当今的再现。西方化研究模式强调近现代转型的“世界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历史的变异性;中国化研究模式则重视“还原”传统民族性征,从而保持了历史的延续性。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应该是在“世界化”和“还原化”的互动中前进的。所以,西方化和中国化的研究模式仍有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但由于二者都失之偏颇,因此中西结合的研究模式将会处于主导地位。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化与开拓——《中国哲学史》杂志与近四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及《中国哲学史》杂志的历史,张岱年先生讲,“一九七九年十月,全国各地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在太原开会,成立了中国哲学史学会。会后,许多同志建议创办一个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专门刊物。经过几个月的筹备,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季刊创刊了。     

西方哲学史撰作中的分期与标名问题

本文分引论、通论、分论和结论四部分。在“引论”中,作者首先介绍了康德和黑格尔对哲学史的看法,但作者认为两种看法都有一定问题,就是康德把哲学史看得太轻闲,而黑格尔则把哲学史订得太封闭。在“通论”中,为了探讨哲学史撰作的意义根本,作者列举了一些要目,作为反省的据点,其中包括：康德就“学院意义的哲学”与“世界意义的哲学”的区别、哲学活动的“处境”问题、哲学史撰作涉及的处境差距、哲学史的过去与未来导向、哲学史的主动性和进步问题、哲学史的分期和标名及种种有关的复杂性、哲学史的发展与脉络问题等等。在“分论”中,为了说明上述要目对哲学史的撰作和理解的深远影响,作者列举了西方哲学史各种最具代表性的分期和标名,以显出其中所可能涉及的种种复杂性,并作出初步的批判的反思。在“结论”中,作者带出“实质”和“虚灵”两种哲学史撰作风格的区别(前者为史实导向而后者为意义导向),并指出必须能于前者之上进一步发展后者,哲学史家才能于哲学史的撰作中取得方法上的主动和让哲学史的意义空间得到有创意的开拓。     

展示我国西方哲学研究水平的一部哲学史

八卷本学术版《西方哲学史》是国内目前规模最大的一部西方哲学史。不过,它的特殊之处首先并不在于它的规模,而在于它贯穿着中国学者的思想视野,这不仅体现在作者们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理解与把握构成了他们面对西方哲学的背景,而且体现在全书贯穿着他们对诸如混沌(存在)与本质、自由与真理、信仰与理性以及历史之起源等等这些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因此,这不仅仅是一部“历史学的”作品,同时也是一部“哲学(思想性)的”作品。它的完成是三代学者百年思考的总成。     

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任继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思想,完成了对中国哲学史的系统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他从"认识史"和"斗争史"的角度理解中国哲学史,从唯物辩证法角度揭示了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规律。任继愈将宗教史视野引入中国哲学史研究,提出了"儒学是宗教"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第三届“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哲学学科及知识体系之建立,是在近现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传入和冲击下,由中国传统的“经学”“子学”玄学“理学”等表现形态转型而来。对这一从中国传统思想系统到现代哲学学科转型过程的探讨,不但有助于深化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关系的研究,也对当代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2019年9月20日至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学会和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共同主办的第三届“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召开。     

沉痛悼念萧萐父教授

国际知名学者、我国著名哲学史家萧萐父先生于2008年9月17日因病医治无效,溘然长逝,享年84岁. 萧蓬父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的创建者与学术带头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他曾历任武汉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中国哲学会国际学术顾问,中国<周易>学会顾问,国际道联学术委员,国际儒联顾问,中国文化书院导师等;     

再论中国哲学史作为“学科”的合法性危机与意义

一中国哲学史究竟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如果从现有有关思想史的写作来看,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性质,其实更接近西方意义上介于“哲学史”(historyofphilosophy)和“思想史”(intellectualhistory)之间的“观念史”(historyofidea)。有关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思考,首先必须考虑“学科”(discipline)或者说“学科研究”(disciplinarystudies)究竟是指什么。近年来,西方学界已经结合对它们自身的学科反思而出现了所谓“学科学”(disciplinarity)的概念。“学科”成立的复杂性在于,很难以一个共同的标准来确定一门研究能否典范性地成为一门“学科”…     

国学现代化与中国哲学史——几个方法论问题

在“国学”现代化的课题中,“国学”与中国哲学史的关系,是应该予以深入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国学以经典文本“六艺”和诸子文献为基础与前提。不断用新的时代精神和学术眼光,吸收综合新的学术思想资源,对“文本”进行新诠释,是“国学”能具有生命力的必备条件。历代的“国学”都是如此作的。这些诠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史,一种是如章太炎及钱穆的《国学概论》。两者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比较两者的长短得失,能使新“国学”从中吸取教益。就时代精神言,新“国学”应具体、深入地突显中国文化或哲学的四点根本精神,即:唤起士的人格自尊和社会担当的精神,认为人的本质在于文化、在于礼乐的人文精神,崇尚创新的精神,创新坚持人类精神。以认识论为中心的中哲史,不能具体活现地宣扬中国文化的上述精神,这是新“国学”可以大加努力的。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范围的“纯化”与“泛化”问题

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对象、范围的“纯化”和“泛化”问题一直存在。其原因在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受“等级的阶级”(《列宁全集》第6卷,第93页)关系的制约,基本上没有从包罗万象的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分化出来,和宗教神学、伦理政治之间的区别界限不够清楚明朗。封建社会中的所谓“义理之学”的包容性是非常大的。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个特点给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带     

“前现代”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以冯契为例

迄９０年代,中文世界里的通史性中国哲学史著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达上百种之多。这些以“中国哲学史”为名目的著作,不同程度地加深了我们对哲学史的认识,同时它们自身也成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哲学的历史文本。从诠释学的观点看,“哲学史”实际上是解释者（写哲学史的人）与被解释的对象（哲学史的实际）之间的“视域融合”。哲学史作者所拥有的视域有其自身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把它称为“视界”。我们回顾、评判某一“哲学史”著作,首先就要考察它的视界。在构成视界的那些因素中,有关哲学、哲学史的观念以及相应的方法论是…     

思想考古方法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中国哲学史研究中长期运用的主要方法是经典的解读及理论的分析,但这种方法并不是惟一的、完全没有问题或缺陷的,所以,必须引入一些新的方法如思想考古的方法予以补充。所谓思想考古,即是借鉴历史学和人类文化学等学科的田野调查方法,去思想家生活、求学、家居、从业的地方进行详细的实地考察,以感受和体验研究对象的情感、思绪,把思想家的思想还原为在具体情境中的思想,找到其思想学说或行为的外在根据,并进而印证或质疑某些史书中对思想家的言行记载,对某些语焉不详的史料或有争议的问题做出分析与考辨。     

纪念《中国哲学史》创刊四十周年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中国哲学史》已经走过四十载春秋。四十年来,在中国哲学史学会的直接领导下,在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下,在几代编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哲学史》已经成为展示中国哲学史研究最新成果的平台,成为助力青年学者成长的园地,精研中华文化核心义理,倡导古今东西文明互鉴,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学术声望。     

纪念《中国哲学史》创刊四十周年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中国哲学史》已经走过四十载春秋。四十年来,在中国哲学史学会的直接领导下,在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下,在几代编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哲学史》已经成为展示中国哲学史研究最新成果的平台,成为助力青年学者成长的园地,精研中华文化核心义理,倡导古今东西文明互鉴,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学术声望。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同情之了解"与新儒学

冯友兰先生先以中国哲学史家名于世。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其成名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有很多特点,其中最主要的即是"同情之了解"与"新儒学"。"同情之了解"不仅是冯先生成功写作《中国哲学史》的原则和方法,而且也是我们今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不可或缺的原则与方法。冯先生后来又成了一位著名的新儒家。作为中国现代学术思潮中新儒家的一位典型代表,冯先生本人以及一般论者都公认为应以其"贞元六书"的"新理学"哲学体系为代表。文章赞同这个共识,但想补充一点,即广而言之,似乎也可以包括冯先生所著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在内。文章从其目录、内容、审查、批评、自觉与自白和"贞元六书"多方面进行了探索与论述。     

面向生活世界的中国哲学

世纪之交关于中国哲学的讨论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 :中国哲学的存在意义和研究方法。“中国哲学科”是中国现代学科分类中一个崭新科目 ,在历史上缺少的相应成型“学术传统” ,这意味着“中国哲学科”还处于自身发展的童年时期 ,因而具有未测性和可变性。追溯它的历史可知 ,“中国哲学科”的基本面貌是由胡适和冯友兰的两种《中国哲学史》奠定的。它们规约了材料的使用范围 ,借鉴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系统 ,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一套历史和观念的重构 ,从而塑造了类似“西方哲学”的“中国哲学史”。现代中国哲学奠基人熊十力、张岱年、任继愈…     

哲学与哲学史

哲学与哲学史是密切相关的。恩格斯曾说:进行理论思维的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研究哲学必须通晓哲学史。作为一个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更必须通晓中国哲学史。当然同时亦必须对外国哲学史有较深的了解。西方英美德法各国的哲学家都尊重本国的哲学传统。这种精神是值得注意的。以前西方学者写西方哲学史,书名就称为“哲学史”,意谓西方哲学就是哲学的全部。这是西方中心论的表现,罗素比较谦虚,他所写的哲学史书题为“西方哲学史”,晚年又著“西方的智慧”,表示西方以外东方也有哲学,这是客观的态度。近十年来,国内出版了多种“中国哲学史”著作,这是好现象。但因受日丹诺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同情之了解”与新儒学

冯友兰先生先以中国哲学史家名于世。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其成名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有很多特点,其中最主要的即是"同情之了解"与"新儒学"。"同情之了解"不仅是冯先生成功写作《中国哲学史》的原则和方法,而且也是我们今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不可或缺的原则与方法。冯先生后来又成了一位著名的新儒家。作为中国现代学术思潮中新儒家的一位典型代表,冯先生本人以及一般论者都公认为应以其"贞元六书"的"新理学"哲学体系为代表。文章赞同这个共识,但想补充一点,即广而言之,似乎也可以包括冯先生所著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在内。文章从其目录、内容、审查、批评、自觉与自白和"贞元六书"多方面进行了探索与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