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经典诠释与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儒家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从经典诠释的视角,以儒家为中心,思考在中国传统经典诠释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化。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走上“以西释中”的西化误区。我们应在确立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立足于中国传统,以经学作为中国哲学建构的主体,在经学的基础上深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以子学、玄学、道学、佛学作为多元辅助,借鉴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来诠释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使中国哲学史具有西方哲学的外貌而其实质却仍是中国传统思想本身,以实现经学模式向哲学模式的非断裂性转换,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完善。     

思想考古方法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中国哲学史研究中长期运用的主要方法是经典的解读及理论的分析,但这种方法并不是惟一的、完全没有问题或缺陷的,所以,必须引入一些新的方法如思想考古的方法予以补充。所谓思想考古,即是借鉴历史学和人类文化学等学科的田野调查方法,去思想家生活、求学、家居、从业的地方进行详细的实地考察,以感受和体验研究对象的情感、思绪,把思想家的思想还原为在具体情境中的思想,找到其思想学说或行为的外在根据,并进而印证或质疑某些史书中对思想家的言行记载,对某些语焉不详的史料或有争议的问题做出分析与考辨。     

多维度诠释与现代性建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与前瞻”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正>2013年4月20日至21日,由中国哲学史学会、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暨国学院主办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与前瞻"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社科院等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相关报刊媒体单位的代表110余人出席了本次大会。大会收到论文80余篇,主题非常全面,从先秦哲学到现代哲学,乃至对少数民族哲学、地域性哲学皆有探讨。论文质量之高、内容之丰富、观点之新颖,令人耳目一新。现综述如下。     

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批判

什么是中国哲学史,其研究方法、任务是什么,这是在工作伊始就应明确的问题。然而当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并非如此,随之而生种种学术弊病:虚设命题,妄下结论,以论带史,无谓论争。不会深刻反省、自我批判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很难成为一个规范的现代学科。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化与开拓——《中国哲学史》杂志与近四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及《中国哲学史》杂志的历史,张岱年先生讲,“一九七九年十月,全国各地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在太原开会,成立了中国哲学史学会。会后,许多同志建议创办一个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专门刊物。经过几个月的筹备,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季刊创刊了。     

主体性问题与“日本哲学史”探索转向——“日本哲学史”仅以近现代文本为对象探因

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日本学界关于“日本哲学史”的探索从最初立足于对明治以前经典文献的考察与阐述,转向了以明治后的文本为对象的研究,这种转向的根本原因源于对日本主体性的追求。由于意识到明治以前的日本经典文献只是以汉学为主体进行的论说,为了寻求所谓的日本性,日本学界将明治之前与之后的学术史进行区别对待,把近代以前的文献归入“日本思想史”研究领域,只将近代以后引进和接受西方哲学过程中出现的哲学文献作为“日本哲学史”研究对象,这导致迄今尚未出现一部得到普遍认可的通史性“日本哲学史”。这一极具日本特色的学术现象在形式上体现为日本学界对何谓“哲学”的认识分歧,实质则是学者们寻求确立日本哲学与思想“主体性”而采取的无奈抉择。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科反思与方法论检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研究的双重视角

近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在学科建设、课题研究、课程设置、团队建设、机构建立、领域拓展等方面取得了诸多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研究方法陈旧、缺乏创意，研究视野趋于西化、缺乏独创，研究内容零散、缺乏系统等。     

诠释学的两种取向与哲学史的两种研究方式

有关诠释学与哲学史研究方式之间的思想关联的深度探讨相对缺乏,与此相一致,尚不存在作为一种特殊诠释学的哲学诠释学,即有关哲学的经验或哲学史研究的经验的诠释学.从哲学史研究方式的视角反观"方法论取向的诠释学"和"存在论取向的诠释学",可以看出,前者内在地包含着三种把握"文本"之意义的方式,即心理的重建、语境的重建和祛语境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模式述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成并初步发展。从中西交流和互动的视角看,此时的中国哲学史大致存在四种研究模式:以胡适和冯友兰为代表的西方化研究模式,以钟泰为代表的中国化研究模式,以梁启超、张岱年为代表的中西结合的研究模式和以李石岑、范寿康为代表的初级马克思主义研究模式。而这种研究模式的多元化情境在其后并没有保持下去,所以我们倡导它在当今的再现。西方化研究模式强调近现代转型的“世界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历史的变异性;中国化研究模式则重视“还原”传统民族性征,从而保持了历史的延续性。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应该是在“世界化”和“还原化”的互动中前进的。所以,西方化和中国化的研究模式仍有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但由于二者都失之偏颇,因此中西结合的研究模式将会处于主导地位。     

任继愈先生与中国哲学史

1978年,还在我上研究生之初,看到《哲学研究》上任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其中说解放以后,他信从马克思主义,就跟他以前的老师说,今后他不再相信旧哲学,要走新哲学的路(大意)。我当时读了以为是指汤用彤先生。后来读书渐多,始知乃是指熊十力先生。任先生在北大毕业,在西南联大念研究生,但早期思想并未受胡适的特别影响,而是与熊十力、贺麟等来往颇多。     

文本研究三阶段刍议——以MEGA2文本研究为例

自现代解释学以其独特视角开启文本研究大门之后,文本研究一直方兴未艾。不过,随着围绕各种具体文本而开展的研究工作的日益深入,人们逐渐发现文本研究并非铁板一块。从研究者与文本互动的角度来看,文本研究实际上包括三个重要阶段,即:文本阅读、文本分析与文本延展。表面看来,上述     

当代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诠释与体系化创建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 ,有两个基本发展向度的开发前景令人鼓舞 ,这就是对传统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诠释和对未来中国哲学的体系化创建。在诸多哲学研究者进行多方位、不同深度探索之后的今天 ,上述两个基本向度的开发已经呈现出了一种基本稳定的学术研究分布。这种分布不仅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空前繁荣局面 ,而且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时代问题 ,就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所真正需要的 ,究竟是“重新诠释”还是“崭新创建” ?本文从还原性呈现的角度 ,就上述两个基本向度的概括进行简要表述 ,希望能够引起读者进一步的相关思考并提出新论。     

萧汉明先生及其易学、中国哲学史研究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易学与中国哲学史研究著名专家萧汉明先生,于2011年1月18日下午2时在云南昆明寓所因突发心脏病逝世,享年71岁. 萧汉明先生于1940年10月6日出生于湖北孝感.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本科),毕业后被分配至昆明军区陆军第十四集团军军垦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1月正式人伍,并服役至1978年6月,曾任第十四集团军政治部宣传处教育干事、昆明军区军政干校政治教员.     

刘文英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刘文英先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相关研究,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进行系统的学科定位,深入思考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学科性质与地位、对象与任务、范围与类别等问题;二、突出关于中国哲学史史料的收集、鉴别、解释、整理等史料学方法的理论研究;三、拓展史料学研究领域,包括介绍前人不甚关注的哲学史料、吸收和补充新出土的有关哲学文献、重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料等。     

要入乎其内才能出乎其外——陈鼓应教授的哲学史研究

著名学者陈鼓应(福建长汀人,1935年生),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979年赴美,任加州大学研究员,1984年起兼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陈鼓应多年来致力于哲学史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先后出版了《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老庄论集》(与张松如合著,山东齐鲁书社出版)、《老庄新论》(香港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于1992年分别出版)、《耶稣新画像》(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悲剧哲学家尼采》(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存在主义》(与孟祥森、刘崎合译,商务印务馆1987年出版),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等报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从1992年起,创办并主编了《道家文化研究》学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早年并曾在台湾出版过《庄子哲学》、《庄子哲学探究》     

经典诠释与当代中国哲学

该著分为经解篇、观念篇、人物篇3部分,分别从中国传统著作中的经典诠释与释义、中国传统经典观念的分析、重要人物的学统影响等方面来展现作者的思考,重点讨论了仁义礼智信与中华文化的价值体系、20世纪儒学的三次转折、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变化与前景、当代中国哲学的叙述脉络与融通取向等专题,既有从学理上对儒学经典的阐述和辨析,又有从西方诠释学角度出发结合当前时代发展所作的反思,试图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中为儒学价值的当下叙述找到更为合适的方式,更对20世纪以来对儒学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学者的学术思想及人生道路进行考察,从个体角度对儒家思想发展的历史流变进行了补充说明.     

新时代经典诠释的视域与径向CSSCISSCI

中国伊斯兰教的学理传承和经典诠释史,除去唐、宋有限范围内的口耳相传外,明清时期特别是以回族为代表的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经典的诠释,很大程度上构建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典诠释的汉语话语体系,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由明清汉文译著家倡导而践行的＂以儒诠经＂。     

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学"与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关系

国内既有的"马克思学"研究包括两种类型,西方"马克思学"批判和宽泛意义上的马克思文本和思想研究."马克思学"这个概念在思想史语境中已经形成了既定的内涵,而对于马克思文本和思想的研究是学界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其中的一项工作.因此,尽管"中国马克思学"的理论努力令人尊重,但却包含理论上的困扰.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不是"马克思学"的专利.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研究内在要求解读者在学术和现实两个方面的理论自觉,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研究应最终指向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理解和发展.     

瑜伽焰口仪式文本研究

<正>瑜伽焰口是中国汉传佛教一项重要的法事活动,在中国汉族地区以及汉人聚集区域广泛流行。相关史料表明,唐代,瑜伽焰口传入中国汉地。经过长期发展、演变,瑜伽焰口逐渐与中国社会、传统人文文化水乳交融,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荐亡祭祖仪式之一。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