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哲学史》创刊四十周年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中国哲学史》已经走过四十载春秋。四十年来,在中国哲学史学会的直接领导下,在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下,在几代编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哲学史》已经成为展示中国哲学史研究最新成果的平台,成为助力青年学者成长的园地,精研中华文化核心义理,倡导古今东西文明互鉴,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学术声望。     

纪念《中国哲学史》创刊四十周年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中国哲学史》已经走过四十载春秋。四十年来,在中国哲学史学会的直接领导下,在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下,在几代编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哲学史》已经成为展示中国哲学史研究最新成果的平台,成为助力青年学者成长的园地,精研中华文化核心义理,倡导古今东西文明互鉴,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学术声望。     

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批判

什么是中国哲学史,其研究方法、任务是什么,这是在工作伊始就应明确的问题。然而当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并非如此,随之而生种种学术弊病:虚设命题,妄下结论,以论带史,无谓论争。不会深刻反省、自我批判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很难成为一个规范的现代学科。     

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任继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思想,完成了对中国哲学史的系统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他从"认识史"和"斗争史"的角度理解中国哲学史,从唯物辩证法角度揭示了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规律。任继愈将宗教史视野引入中国哲学史研究,提出了"儒学是宗教"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文本诠释与哲学史研究

受西方学术影响,中国哲学史研究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采取“观念先行”治学原则。人们用某种观念统辖中国哲学文献,呈现了一种与中国人的生存和思想若即若离的中国哲学史述说。胡适的史料批判法、冯友兰的逻辑分析法、陈寅恪所谓的“了解之同情”,确立了这种哲学史研究的最初范式。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需进一步与中国传统阅读习惯接轨,陆九渊所谓“六经注我”典型地表达了这种传统读书经验。     

第一届《中国哲学史》杂志“学会奖”评选揭晓

为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表彰和鼓励中青年学者的学术理论创新,中国哲学史学会暨《中国哲学史》编辑部于2011年开始举办中青年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对中青年学者于2006年至2010年发表在《中国哲学史》杂     

思想考古方法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中国哲学史研究中长期运用的主要方法是经典的解读及理论的分析,但这种方法并不是惟一的、完全没有问题或缺陷的,所以,必须引入一些新的方法如思想考古的方法予以补充。所谓思想考古,即是借鉴历史学和人类文化学等学科的田野调查方法,去思想家生活、求学、家居、从业的地方进行详细的实地考察,以感受和体验研究对象的情感、思绪,把思想家的思想还原为在具体情境中的思想,找到其思想学说或行为的外在根据,并进而印证或质疑某些史书中对思想家的言行记载,对某些语焉不详的史料或有争议的问题做出分析与考辨。     

中国传统经典诠释与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儒家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从经典诠释的视角,以儒家为中心,思考在中国传统经典诠释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化。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走上“以西释中”的西化误区。我们应在确立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立足于中国传统,以经学作为中国哲学建构的主体,在经学的基础上深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以子学、玄学、道学、佛学作为多元辅助,借鉴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来诠释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使中国哲学史具有西方哲学的外貌而其实质却仍是中国传统思想本身,以实现经学模式向哲学模式的非断裂性转换,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完善。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化与开拓——《中国哲学史》杂志与近四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

正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及《中国哲学史》杂志的历史,张岱年先生讲,"一九七九年十月,全国各地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在太原开会,成立了中国哲学史学会。会后,许多同志建议创办一个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专门刊物。经过几个月的筹备,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季刊创刊了。这是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的历史上的一件大事"(1)。《中国哲学史研究》1980年创刊,1990年因故停刊,共发刊37期。1992年,中国哲学史学会重新创办《中国哲学史》杂志,至2017年第4期止,已发行100期。《中国哲学史研究》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模式述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成并初步发展。从中西交流和互动的视角看,此时的中国哲学史大致存在四种研究模式:以胡适和冯友兰为代表的西方化研究模式,以钟泰为代表的中国化研究模式,以梁启超、张岱年为代表的中西结合的研究模式和以李石岑、范寿康为代表的初级马克思主义研究模式。而这种研究模式的多元化情境在其后并没有保持下去,所以我们倡导它在当今的再现。西方化研究模式强调近现代转型的“世界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历史的变异性;中国化研究模式则重视“还原”传统民族性征,从而保持了历史的延续性。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应该是在“世界化”和“还原化”的互动中前进的。所以,西方化和中国化的研究模式仍有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但由于二者都失之偏颇,因此中西结合的研究模式将会处于主导地位。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同情之了解"与新儒学

冯友兰先生先以中国哲学史家名于世。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其成名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有很多特点,其中最主要的即是"同情之了解"与"新儒学"。"同情之了解"不仅是冯先生成功写作《中国哲学史》的原则和方法,而且也是我们今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不可或缺的原则与方法。冯先生后来又成了一位著名的新儒家。作为中国现代学术思潮中新儒家的一位典型代表,冯先生本人以及一般论者都公认为应以其"贞元六书"的"新理学"哲学体系为代表。文章赞同这个共识,但想补充一点,即广而言之,似乎也可以包括冯先生所著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在内。文章从其目录、内容、审查、批评、自觉与自白和"贞元六书"多方面进行了探索与论述。     

刘文英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刘文英先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相关研究,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进行系统的学科定位,深入思考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学科性质与地位、对象与任务、范围与类别等问题;二、突出关于中国哲学史史料的收集、鉴别、解释、整理等史料学方法的理论研究;三、拓展史料学研究领域,包括介绍前人不甚关注的哲学史料、吸收和补充新出土的有关哲学文献、重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料等。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同情之了解”与新儒学

冯友兰先生先以中国哲学史家名于世。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其成名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有很多特点,其中最主要的即是"同情之了解"与"新儒学"。"同情之了解"不仅是冯先生成功写作《中国哲学史》的原则和方法,而且也是我们今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不可或缺的原则与方法。冯先生后来又成了一位著名的新儒家。作为中国现代学术思潮中新儒家的一位典型代表,冯先生本人以及一般论者都公认为应以其"贞元六书"的"新理学"哲学体系为代表。文章赞同这个共识,但想补充一点,即广而言之,似乎也可以包括冯先生所著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在内。文章从其目录、内容、审查、批评、自觉与自白和"贞元六书"多方面进行了探索与论述。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近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已有近70年的历史。回顾历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弊病是照搬西方哲学史的模式来研究。 1919年胡适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首先采用了西方哲学史的体例来编写,改变了过去那种“学案”体的编纂方法,开启了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先河。但胡适的一个最大缺点是没有注意到中西哲学的不同特点,用西方哲学史的传统框架来套中国哲学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比胡适的《大纲》大大前进了一步,但仍没有改掉《大纲》的缺点,这尤其表现在哲学史材料的取舍和对古人思想     

胡适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个性特征

胡适和冯友兰是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的开创者, 他们冲破了经学思维方式的限制, 以西方哲学的构架为参照系统, 运用历史主义和逻辑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学术, 分别于 20世纪 1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 (以下简称《大纲》)和上下册的《中国哲学史》 (以下简称《史》), 标志着中国哲学史研究现代化时代的到来。然而, 胡适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又有很多的不同, 本文在吸收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试图从文化立场、研究方法、论述结构、学说述评等方面系统阐释胡适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个性特征。一、文化立场的个性特…     

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

我担任所长,平时跟同志们很少见面。这次胡伟希同志建议我来跟大家见见面,交换交换意见,我觉得很好。上星期北大有一个认识论讨论班,他们让我讲一个题目叫做“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今天我就大致讲讲这个题目。我想分四个小题目来谈一谈。 首先要谈一谈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基本目标或基本要求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我还是认为我们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主要是考察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过程及其基本规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思想有一个客观性的发展过程。我们应该去研究它。     

1987: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重要一年

1987年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一年,它标志着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年,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中专著问世最多的一年。李振霞主编、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丛书”,包括《中国现代哲学史纲要》(上、下册)、《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选辑》(1—4)、《中国现代哲学史论文     

展示我国西方哲学研究水平的一部哲学史

八卷本学术版《西方哲学史》是国内目前规模最大的一部西方哲学史。不过,它的特殊之处首先并不在于它的规模,而在于它贯穿着中国学者的思想视野,这不仅体现在作者们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理解与把握构成了他们面对西方哲学的背景,而且体现在全书贯穿着他们对诸如混沌(存在)与本质、自由与真理、信仰与理性以及历史之起源等等这些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因此,这不仅仅是一部“历史学的”作品,同时也是一部“哲学(思想性)的”作品。它的完成是三代学者百年思考的总成。     

我与《中国哲学史研究》杂志

正《中国哲学史研究》是中国哲学史学会主办的学术研究刊物。自1979年10月,中国哲学史学会正式成立之后,即开始筹办《中国哲学史研究》杂志,以推动全国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并于1980年刊出了第一期(创刊号),之后每年刊出四期,作为季刊出版。我有幸一开始即参加了这一杂志的编辑工作。当时的主编是辛冠洁先生,他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副主编是张绍良与丁冠之两同志。我们的杂志就挂靠在哲学所。我之所以被邀参加编辑部的工作,当时大概是与张绍良同志有关。     

国学现代化与中国哲学史——几个方法论问题

在“国学”现代化的课题中,“国学”与中国哲学史的关系,是应该予以深入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国学以经典文本“六艺”和诸子文献为基础与前提。不断用新的时代精神和学术眼光,吸收综合新的学术思想资源,对“文本”进行新诠释,是“国学”能具有生命力的必备条件。历代的“国学”都是如此作的。这些诠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史,一种是如章太炎及钱穆的《国学概论》。两者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比较两者的长短得失,能使新“国学”从中吸取教益。就时代精神言,新“国学”应具体、深入地突显中国文化或哲学的四点根本精神,即:唤起士的人格自尊和社会担当的精神,认为人的本质在于文化、在于礼乐的人文精神,崇尚创新的精神,创新坚持人类精神。以认识论为中心的中哲史,不能具体活现地宣扬中国文化的上述精神,这是新“国学”可以大加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