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正当性证成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虽已确定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坚持的重要原则,但在学界对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正当性仍有不同程度的分歧与存疑。因之,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正当性的证成,则是推进我国法治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转型亟需深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从法律与道德价值的同源性与交叉性、法律与道德规范的同宗性与交叠性、法律与道德功能的独特性与互补性,立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原则正当性的理论基础。     

伦理学视阈中的《物权法》

伦理学视阈中的<物权法>,有三个层面的伦理问题.首先,私有财产的正当性是<物权法>的基本伦理问题,只有满足了自主和公正的道德原则的私有财产才是正当的,这是<物权法>的伦理基础.其次,物权平等是<物权法>的核心伦理问题.要实现社会的平等理想,<物权法>难以承受其重,它需要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有机整合和合理运作.最后,报酬请求权与拾金不昧的美德是否冲突,是<物权法>中的一般性伦理问题,两者并不冲突,<物权法>应该规定报酬请求权.     

政治伦理的现代建构

政治伦理作为一门研究人类政治正当性及其操作规范和方法论的价值哲学。时政治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导向、规范和终极价值关怀的意义。政治的正当性在于谋取人类“优良的生活”。在人类政治生活中具有优先性。围绕政治的正当性问题而展开的人类政治的价值选择和伦理结构是政治伦理的主体内容。人类生活在由政治支撑着的社会框架中,政治价值理念、政治制度伦理、政治组织伦理以及政治行为主体伦理,是现代政治伦理构成的基本框架。     

政治正当性的四重根

本文通过梳理正当性在政治哲学史上的流变,指出在概念结构上,正当性都必然包含四种结构性因素:政治正当性一方面有其客观面向,即要符合某种规范乃至客观的标准,另一方面有其主观面向,即包括被统治者的主观意志表达;就其理论效果言,政治正当性一方面使统治者拥有统治的权利,另一方面使被统治者负有服从的义务。这四种结构性因素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正当性理论中存在诸多组合可能,举凡研究政治正当性都无法脱离这四重根的基本架构,从这四个因素入手研究政治正当性将是一个再适切不过的突破口。     

近世思想传统中的政治正当性理论及其启示:以儒学"洪范模式"为视角

本文以儒学"洪范模式"为视角,考察了近世思想传统中的政治正当性理论.这个思想范型以大法意识为根本基础,其内转趋向使道德精神成为政治秩序的正当性前提.其中包含的两个基本动向--人极意识中的理想人格与守制性则为政治权威提供了直接的正当性理据.这些观念层层转化,互相支持而又存在张力,构成了正当性论述的意义网络.上述模式代表的正当性观念在现代思想演变中仍然有其广泛影响力,特别是道德精神与人极意识的理据,为了解正当性论述的范式转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与启示.     

规范的正当性如何可能 ——科尔斯戈德对康德伦理学的阐发路径

科尔斯戈德在梳理近代以来规范性论证的四种方案中,以"实践同一性"基础上"目的王国"的创建作为沟通"绝对命令"与"道德法则"、"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中介,不仅论证了规范的正当性,而且激活与推进了康德伦理学。如果基于康德的"先验逻辑"来考察科尔斯戈德对康德伦理学的阐发路径,还可以有效地回应柯亨等人对科尔斯戈德的质疑。     

哲学语境中的公共性:概念、问题与理论

“公共性”是在什么时候成为哲学范畴的,这个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意见.不过学界普遍认为,“公共性”概念成为重要的哲学范畴是与阿伦特紧密相关的.西方学者基于当代社会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公共性理论.其中杜威、李普曼、阿伦特和桑内特的“公共性”是批判性的范畴,但是哈贝马斯把“公共性”范畴引进到政治哲学中来,“公共性”范畴的批判色彩逐渐淡化,到罗尔斯那里成为确证“公平的正义”不可缺少的背景性支撑.阿伦特、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的公共性理论在西方有着广泛影响.他们的公共性理论既有联系又存在显著区别.阿伦特的公共性是政治生活本身,涉及的是人的生存境况,而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的公共性则是用来论证政治原则合法性和正当性的依据,涉及的是人的交往理性和推理能力.     

试论政治哲学的价值意蕴

政治哲学是对政治社会最深层本质和规律的提炼与把握,并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为人们认识和反思政治社会的正当性提供价值评判标准和方法基础,是政治理论体系的最高发展.其基本的学理范畴则体现为对作为政治社会本质的最高层面的价值判断和意义的研究,体现为对现实政治社会正当性的理性批判与价值建构,并由此显现政治哲学的独特功效.     

腐败辩护中的道德困境探析

腐败是典型的政治问题,但是腐败辩护却是典型的道德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为腐败行为提供合理化辩护的现象广泛存在,其中两种流行的腐败辩护模式应当引起理论界的重视:其一,诉诸善的目的的"善意的腐败";其二,诉诸必要的恶的"肮脏之手"。两种腐败辩护模式共同体现了述行不一致的悖论式特征。但是,"善意的腐败"导致伪道德困境,进而带来新的道德混淆;而"肮脏之手"触及道德困境的实质,进而打开了如何从"应该"到"做"的探索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