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加坡两次儒学发展高潮检视中国、新加坡、东南亚之间的文化互动

华人移居新加坡时,儒家文化也随之而至.新加坡华人的历史有多长,该地的儒家文化的发展就有多久,而且自开阜180多年来,还掀起两次规模颇大、影响颇深远的儒学/儒教复兴运动,第一次发生于19世纪90年代,第二次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两次儒学复兴运动,分别发生在殖民地时代和独立建国时代.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情境,两段儒学发展与传播,在中国与新加坡之间、中国与东南亚之间,以及新加坡与东南亚之间,呈现了不同的互动关系.     

创业进展与创业努力的多层次关系：创业自我效能的中介与调节定向的调节作用

基于动机性自我调节框架,通过两项独立研究,探讨前期创业努力对随后创业进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创业自我效能的中介与调节定向的调节作用。对115名新创业者进行为期6个月(研究1)和对70名新创业者进行为期15个月的追踪调查(研究2),分别构建多层次跨期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和多层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发现:(1)创业自我效能在前期创业进展对随后创业努力的影响中起中介角色;(2)从总体上看(即不考虑调节定向作用时),前期创业进展通过正向影响创业自我效能,负向影响随后创业努力;(3)促进定向水平越高,创业自我效能对随后创业努力产生越强的负向影响,从而前期创业进展与随后创业努力的间接负相关关系越强;(4)预防定向水平越高,创业自我效能对随后创业努力产生越弱的负向影响,从而前期创业进展与随后创业努力的间接负相关关系越弱。这一结果弥合了过往创业自我调节过程研究的混淆结论,拓展了创业情境下的动机性自我调节框架与调节定向观研究,对于揭示创业过程的动态性、复杂性具有积极作用。     

新冠疫情期间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冲突和抑郁: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研究考察新冠疫情期间,工作-家庭冲突是否通过职业倦怠增加中小学教师抑郁水平,以及心理弹性是否调节该中介作用。1127名中小学教师参与线上调查,完成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冲突问卷、中小学教师职业倦怠问卷、抑郁自评量表及中学教师心理弹性量表。结果发现：(1)大多教师疫情前后工作生活情况、工作-家庭冲突与抑郁的状况变化不大,少数教师疫情期间工作生活情况、工作-家庭冲突与抑郁状况变差或好转;(2)教师工作-家庭冲突与抑郁、职业倦怠呈正相关,三者均与心理弹性负相关;(3)控制额外变量后,职业倦怠是工作-家庭冲突与抑郁间的中介变量,在疫情期间工作生活状态更好、更差以及与疫情前后没有差别的教师中均成立;(4)对于感知疫情后情况更好的教师,心理弹性调节了工作-家庭冲突与职业倦怠的关系。对于感知疫情后情况更差的教师,心理弹性调节了职业倦怠与抑郁的关系。因此,缓解工作-家庭冲突和职业倦怠、提高心理弹性可减少中小学教师抑郁,保持心理健康。     

高中生物理和化学学科中同伴学业支持与学业情绪的关系:学习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和性别的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学习效能感会受到同伴支持的影响,同时它又是影响学生学业状况的重要前因变量。根据控制价值理论,本研究通过对3329名高一和高二学生的调查,考察在物理和化学学科中,学习效能感是否会在同伴学业支持和学业情绪中起到中介作用。发现：(1)同伴学业支持和学习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两者与高兴学业情绪显著正相关,与厌倦学业情绪显著负相关;(2)在控制了年龄、年级、性别和地域后,学习效能感在同伴学业支持和高兴学业情绪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同伴学业支持和厌倦学业情绪中起完全中介作用;(3)在物理学科中,性别调节了学习效能感和学业情绪的关系。本研究验证并拓展了控制价值理论,对于如何提高中学生物理和化学学习的积极情绪有借鉴意义。     

自闭症和智力障碍儿童行为问题与父母焦虑的关系:育儿压力的中介作用与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为探讨自闭症和智力障碍儿童行为问题与其父母焦虑的关系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采用问卷法对1023名自闭症和智力障碍儿童父母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自闭症和智力障碍儿童行为问题对父母焦虑具有正向预测作用;(2)育儿压力在儿童行为问题和父母焦虑间起中介作用;(3)儿童行为问题与育儿压力的关系受到领悟社会支持水平的调节,调节作用只在智力障碍儿童父母群体中显著。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自闭症和智力障碍儿童行为问题对父母焦虑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对改善自闭症和智力障碍儿童父母育儿压力与焦虑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不确定是坏的么?不确定状态中的错误加工特点及其解释机制

错误是人类决策和行为过程中在所难免的。然而, 错误常常带来不利后果甚至危及生命(如高危作业时的失误)。如何有效监控错误并优化行为对于个体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错误的发生受到内部心理状态影响, 个体常在不确定的情境中做出判断, 不确定状态增强还是削弱错误监控, 是一个重要科学问题, 却存在矛盾结果。在前期积累和理论分析基础上, 本项目拟从人格差异角度探索不确定容忍度的调节作用。不确定容忍度的差异意味着个体对于模糊情境的耐受性和错误的敏感性不同, 因而可能调节不确定状态中的错误加工过程。研究1采用行为实验, 揭示多种不确定情境中(如奖赏/惩罚)错误监控和错误后调整的认知特点, 考察不确定容忍度的调节作用; 研究2通过考察电生理表征、时间加工进程和神经振荡机制等进一步解释这些现象。本项目对于探明不确定状态中的错误加工规律及其人格调节机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对于促进个体的环境适应、目标达成等具有较好现实意义。     

跨期选择的变易程度正向预测中华文化圈国民的自评扛疫成效：亚非欧美大洋洲18国跨国研究

跨期选择是对不同时间点的得失的权衡与选择。伊索寓言《蚂蚁和蚱蜢》假借群居型昆虫的跨期选择偏爱暗喻投资未来的慢策略比只顾眼前的快策略更利于生存。用跨期选择领域通用的语言解读这一寓言便是：选择大而迟选项的蚂蚁比选择小而早选项的蚱蜢更可能扛过严冬而生存下来。为了探索何种跨期选择策略更有助于我们扛过疫情,本研究调查了亚非欧美大洋洲这5大洲18个国家共计26355名受测者对混合得失双结果的跨期选择偏爱,测量了人们平时和疫时跨期选择偏爱的变易程度(2类变易的程度指标),以及人们自评的扛疫成效。跨文化比较结果的主要发现是：不同通货的选择变易程度(指标1)和不同时期的选择变易程度(指标2)能联合预测中国/新加坡文化圈国民的自评扛疫成效;不同时期的选择变易程度(指标2)也可以单独预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尼日利亚文化圈国民的自评扛疫成效;这2类选择偏爱变易的程度指标不能预测其他文化圈国民的自评扛疫成效(或者预测方向和假设相反)。基于易经“穷则变,变则通”的要旨和跨国比较的发现,我们认为：面临历史危机时善于变通的特长抑或成就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竞争优势;在应对危机时,与中国文化距离越相近的国家或民族抑或也能...     

组织政治环境如何影响领导者公正准则遵从？

论文基于自我控制的强度模型,研究了组织政治环境作为情境因素影响领导者公正准则遵从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对来自某国有商业银行73位网点主任连续10个工作日的570个经验取样法的数据分析结果发现：(1)在个体内层次,领导者组织政治感知提高了自我耗竭,领导者职位任期削弱了该正向关系。(2)个体内层次自我耗竭对公正准则遵从的作用取决于个体间层次领导身份认同的程度：当领导身份认同较高时,二者关系为正;当领导身份认同较低时,二者关系为负。(3)当领导者职位任期较短且领导身份认同较高时,组织政治感知通过自我耗竭促进公正准则遵从;当职位任期较短且领导身份认同较低时,组织政治感知通过自我耗竭阻碍公正准则遵从。上述研究结论将公正准则遵从的前因研究从行为者中心视角拓展到情境中心视角,率先研究了组织政治感知的个体内变化及其影响,同时增进了对自我耗竭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的认识。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Jen and the Feminist Ethics of Care: A Comparative Study

This article compares Confucian ethics of Jen and feminist ethics of care. It attempts to show that they share philosophically significant common grounds. Its findings affirm the view that care-orientation in ethics is not a characteristic peculiar to one sex. It also shows that care-orientation is not peculiar to subordinated social groups. Arguing that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is not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Confucian ethics, the author indicates the Confucianism and feminism are compatible.     

父母心理控制与小学生的欺负行为:敌意归因和冷酷无情的作用检验

采用班级整群抽样法选取1847名3~6年级小学生（男生987名;平均年龄10.73±1.16岁）及其家长为被试,采用问卷法考察父母心理控制与小学生欺负行为的关系,同时探讨敌意归因和冷酷无情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父母心理控制显著正向预测小学生的欺负行为;（2）冷酷无情在父母心理控制与小学生欺负行为间的关系中存在中介作用,敌意归因不发挥中介作用;（3）父母心理控制对小学生欺负行为影响的中介机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和学段差异。本研究结果表明,冷酷无情是父母心理控制影响小学生欺负行为的重要机制,但敌意归因不是。研究者和实践者应注重对欺负者情感加工能力的关注和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