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关于卢梭人民主权思想的再阐释

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上,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与以卢梭为代表的共和主义是一道双峰对峙的亮丽风景.罗尔斯通过复活古典契约论的传统,重新焕发了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生命力.然而,卢梭的共和主义思想即人民主权论中所具体的专制主义倾向,则使得他的思想长期以来遭到人们的否认.人们认为,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卢梭的重要性在于他所提出的整体主义和集权主义思想.而哈贝马斯依据现代政治的发展,以话语商谈理论阐释卢梭的人民主权论思想,使其重新成为现代民主正义的重要资源.这是哈贝马斯对当代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尊重公民的意涵与要求——对自由主义一项内部争论的考察

现代政治的一个标志就体现在政治权力对公民的尊重上。但对于尊重公民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同的自由主义流派存在分歧。在完善论的自由主义理论家看来,必须被尊重的是每个人对善观念的自主选择能力以及基于这种能力的选择的结果。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政治性的自由主义,将尊重的对象界定为公民的两种道德能力,以及作为这种能力运用的结果而出现的合理多元论的事实。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到,政治性自由主义所持有的尊重观念,在保有必须的道德内涵的同时,又在多元社会里对公民的合理善观念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宽容,因此它更适合作为自由社会根本政治原则的奠基性规范观念。     

罗尔斯、拉兹与社群主义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是当代政治哲学中最引人瞩目的议题之一。从人类能动性的角度切入这一论辩,可以看到,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是建立在自由平等人的道德人格观念的基础之上的。社群主义者对这种人格观念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后期罗尔斯回应了社群主义的批评并进而发展出了政治自由主义的主张。此外,基于拉兹对人类能动性的独特理解,当代完美主义实现了对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的超越和克服。     

政治的,抑或道德的——对政治自由主义一个关键悖论的解读

政治自由主义试图将其正义观念塑造为纯粹"政治的"观念,而不能是完备性的"道德的"观念。但任何规范性的正义观念似乎都不能不是道德的,这就形成了政治自由主义所面对的一个最根本的悖论。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政治自由主义要克服这一悖论,必须寻求一种具有自主性的规范性政治概念。此外,政治自由主义把公民的两种道德能力当作理论前提,同时强调道德化的公民美德,这两个因素都加深了这一悖论。通过解释和分析这两种因素所带来的理论难题及其原因,文章认为,"政治的"自由主义之所以难以抹去"道德的"面纱,其根源在于政治在自由主义价值系统中的处境。     

论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理性建构方式的转变

从前期的《正义论》到后期的《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经历了从规范性的正义学说向政治的正义观念的转变,与之相对应,其理性建构的方式也发生了从道德建构主义向政治建构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与多元主义的影响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标志着罗尔斯思想的发展和理论的进步,但并不意味着他所作的理论尝试都获得了成功。事实上,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体系和政治建构主义方式仍然有缺失之处。     

个人观念、正义及其证成 ——论罗尔斯个人观念的嬗变

近代以来,政治正当性的证成越来越依赖于一种政治的个人观念。罗尔斯自觉地承接这一传统,将政治的个人观念作为公共证成的基础。罗尔斯的政治个人观念经历了从寓于宗教共同体的存在者、平等的道德代表到自由而平等的公民的发展脉络。这一观念的嬗变是随着罗尔斯关注点的变化而发生的,个人作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是由特定的政治目的——政治正义的公共证成所决定的。政治的个人观念并不旨在精确地描述"我之所是",而只是挑选出个人与政治正当性证成最为相关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的政治个人观念是功能性的。     

略论托马斯·斯坎伦的契约主义

托马斯·斯坎伦是以约翰·罗尔斯为首的平等的自由主义阵营内一位重要政治哲学家,面对《正义论》发表以后所遭受的各方面的批评,他在罗尔斯道德契约论的基础上,转变罗尔斯专注于宏观社会基本制度的学术走向,提出了一种实质性的契约主义,从微观角度来论证个人道德的本质,论证人们为什么要关注正当和不正当的问题,论证为什么正当和不正当对其它关怀和价值具有优先性。从而发展了罗尔斯道德理论的契约形式,对罗尔斯强于制度美德而疏于个人道德论证的缺陷做了有益补充,在伦理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论罗尔斯的公民观

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所提出的公民概念专注于公共理性所偏好的公共身份(政治 身份),却抹平了公共身份(政治身份)与非公共身份(道德身份)在个体心灵中可能存在的 冲突。尽管 桑德尔对罗尔斯的自我观念的批判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但是他正确地指出了罗尔斯公民概 念的内在紧张。罗尔斯为调和这种紧张做出了一定修正,这种修正还可以通过引入一种内在 批评的方法来加以扩展。     

重叠共识理念再检讨

基于合乎情理的多元主义的事实,罗尔斯意识到《正义论》中的正义观念缺乏稳定性。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他通过公共辩护这一概念处理稳定性问题,目的是通过公共辩护,由合乎情理的公民所拥有的合乎情理的整全性主张来最终形成关于正义观念的重叠共识。这一处理是否成功的关键就在于重叠共识的可欲性和可能性。在可欲性上,重叠共识所面临的主要考验在于正义观念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分歧,但这是一个得以在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框架内解决的问题。在重叠共识的可能性问题上,正义观念的初步辩护和充分辩护之间可能存在着难以轻易填补的理论间隙,这需要对政治自由主义中的前提性条件做出更为仔细的辩护。     

超越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哈贝马斯的程序民主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有效性》一书中重新对民主进行了反思。他既不满意自由主义建立在立宪民主政体的政治正义观念之上的民主理论,也不满意以伦理的价值同一性原则为依据的共和主义的民主理论。在他看来,这两种民主理论都是片面的,前者在政治实践中赋予民主的规范意义太弱,后者赋予民主的规范意义则太强。为了对民主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做出恰当的解释,他提出了一种程序民主的思想。该思想的宗旨是,通过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民主思想进行调和,制定出一种既能顾及保护个人自由的人权原则,叉能够使公民在伦理和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得到切实维护的民主实践的方法。     

资本主义经济自由是基本自由吗?

在当代自由主义思潮内部,资本主义经济自由是否属于基本自由,已经成为众说纷纭的棘手问题。高级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罗尔斯持有单薄的经济自由观,他只将择业自由和个人财产权视作基本经济自由,认为古典自由主义者所珍视的契约自由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这两种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实际上并非基本自由。然而,罗尔斯对单薄的经济自由观的辩护并没有说服力。新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托马西认为,罗尔斯本应支持厚重的经济自由观,应将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列入他的基本自由清单。但是,托马西证明罗尔斯应该支持厚重的经济自由观的决定性善观念论证和不合理的例外论论证都是失败的,因此未能借助罗尔斯的理论证成资本主义经济自由是基本自由。     

从政治社会的财产权到历史-生产定向的财产权——马克思对若干近代理论资源的批判

洛克、卢梭以及黑格尔有关财产权的思想代表了近代财产权理论的三种主要路向,分别对应着英、法、德三大思想传统,这三种路向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将财产权问题理解为政治问题,并且始终立足于政治社会来思考财产权问题:洛克提出政府的目的即在于保护财产权,财产权作为自然权利从根本上优先于政治社会;卢梭一方面认为正是财产权(私有制)导致了不平等以及奴役,另一方面又认为"财产是政治社会的真正基础,是公民所做的一切承诺的真正保证"1;至于黑格尔,则在拒斥自然权利或者说自然法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财产权理论。区别于近代财产权理论的理论范式,马克思将聚焦点置于市民社会并致力于揭示诸种财产权理论的"经济基础",其批判的切入点是被普遍承认的"劳动确立所有权原则",而在揭示古典自由主义有关财产权的两条规律的明显矛盾的基础上,马克思将财产权问题批判性地导回生产领域,从而开启了历史-生产定向的财产权理论。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中的宗教思想简评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要解决的是宗教、思想和观念、学说多元的现代社会如何保持稳定的问题。罗尔斯认为这是政治自由主义的主题:"政治自由主义的问题,是为一种立宪民主政体制定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在这种立宪民主政体中,人们可以自由地认可各种合乎理性的学说之多样性存在,包括宗教的和非宗教的;自由主义的和非自由主义的;因而他     

罗尔斯政治美德观的义理疏解——以《政治自由主义》为文本依据

罗尔斯对政治美德的关注是一贯的,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他构造了一种独立于各种完备性学说的政治观,给出了政治美德的内在基础,即在一个自由宪政的社会中,人们具有并可以得到发挥和发展的两个基本道德能力:形成正义感的能力以及形成、修正和追求善观念的能力,设定了使政治美德能够得以形成和发展的良序社会的环境条件,在严格限定了的政治范围中,考察了诸种政治美德及其塑造途径。他以一种理论上自洽的方式捍卫了自由主义关于美德的信念。     

在罗尔斯和诺齐克之间——略论洛克财产理论的当代位阶

洛克在《政府论》中通过区分"自然状态"和"政治社会",指明了证成个人财产权的一系列约束条件。诺齐克自认为是洛克思想的继承者,却在弱化前者约束条件的基础上,以"弱的约束"方式与其分道扬镳,转而支持一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相反,罗尔斯体认到实质平等之重要意义,支持一种比洛克更平等的分配方案。比较之下,洛克、诺齐克与罗尔斯三人的财产权论述彰显出对"自我所有权"的不同信守。诺齐克坚持"完全"的自我所有权,罗尔斯对"自我所有权"存而不论,而洛克允执其中,坚持一种"敏于事实"的自我所有权。这意味着在当代政治哲学视域中,洛克的财产理论既不是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式的,也不是罗尔斯的自由平等主义式的,而是锚定在二人之间。     

论哈贝马斯商谈民主的德性之维

自由主义强调私人的自主权利,主张通过公民选举精英的民主模式来治理国家。在对个人自由的看护上,它寄希望于精英们的德性。相反,共和主义把民主视为一种整合社会的政治性组织,这种组织以全体公民的道德和伦理自觉为基础。哈贝马斯指出,自由主义赋予民主的规范性意义太弱,而共和主义赋予民主的规范性意义则太强,不具有事实上的生命力。据此,他提出了商谈民主概念。商谈民主是一种中立性的民主,它既对自由主义的私人自主权利保持开放,同时也积极吸纳共和主义的公民道德和伦理主张。这种中立的德性姿态,使商谈民主有效地调和了存在于自由主义、共和主义民主中的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张力。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道德根基

正义理论是否存在道德基础,是当代政治哲学热烈讨论的一个议题。罗尔斯虽然把正义观解释为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不依赖于广包的宗教或哲学学说,但强调普遍的正义观念离不开政治文化的基础,包括道德基础,即人们所潜在地认可、普遍接受的那些基本理念和原则,如宗教宽容和反对奴隶制。正义原则的达成也预设了平等的公民之间的协议,以及公民拥有的正义感和善观念的道德能力。正当优先于善并不表示正当完全排斥善,而是说两者是相互补充的,正义观念是从两者共同推导出来的。政治的正义观念与其他道德观念之间的区别只是观念应用的范围问题。关于国家中立,基本制度和公共政策虽然不是设计来偏袒任何特定的广包学说,但不可能强求正义制度的影响都是中立的,它所影响的美德是富有意义的。公平正义包括对诸如公民美德和宽容的美德、理性和公平感的美德等的解释。罗尔斯强调其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道德观念",它以最普遍的道德原则作为后盾,这里就包括尊重人、把人当作目的这个根本的道德公理。     

论第三种自由概念

自由是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西方政治哲学过去三十余年的发展基本上是在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二分法(Berlin)的理论框架之中展开的。社群主义的崛起不但没有走出反而强化了这种二元对峙的概念樊篱。晚近以来公民共和主义的重新发现和阐释则另辟蹊径,提出了第三种自由概念(Pettit;Skinner,pp.237-268),试图运用全新的理论架构全面整合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政治遗产。准确地把握第三种自由概念的内涵,不但影响到政治哲学史的谱系构成,关系到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之争的恰当理解,而且有助于在既多元分化又全球一体的复杂社会中对自由理想的坚持与捍卫。     

"权利优先于善"的自由主义政治伦理观

"权利优先于善"是自由主义政治伦理观的价值立场.自由主义者都从个人自由及其权利出发来考量国家权力的来源和性质,规范"国家道德中立"的行为准则和制度安排.以个人自由为政治伦理的思维原点,导致自由主义理论上的悖论和道德上的虚无化,造成自由主义内部的严重分歧并遭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的多维批判.     

对融合限度的反思——驳近年来西方学界融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倾向

《正义论》曾长期被西方左翼学者看作是为福利资本主义的辩护之作。进入21世纪,罗尔斯在两部新著中把福利资本主义斥为不正义,并申明他自己的正义理论吸纳并克服了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评。西方学界遂出现了一股融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潮流。然而,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政治理论和罗尔斯的契约论政治理论在人的观念、社会观念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进路等方面都存在重大分歧,这就使得雷曼、亨特和布鲁德尼等人融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尝试很难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