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汀·科斯戈尔德论规范的能动性与自我构成

克里斯汀·科斯戈尔德对自我的构成的论述,发展出了一种规范性的行动概念和能动性概念。据此理解,行动是自我构成的,通过按照实践理性原则来选择,一个人将具有规范的能动性,并能将自己构成为一个理性能动者。科斯戈尔德将其称为自我的构成性模型,并承认她受到了柏拉图和康德的启发。对科斯戈尔德的理论可有如下几点质疑:实践理性原则从何而来?科斯戈尔德的形式主义策略能否解决与道德无关的实践推理问题?规范性是否必然依赖心理统一性?尽管如此,需要承认的是科斯戈尔德为我们贡献了一种从规范性的角度思考能动性和自我构成的方法,并提供了一种综合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实践哲学的道德理论。这一道德理论对于回答道德哲学的一些关键问题很有助益。     

“神圣能力”及其“身份构成”——以广东某地民间巫师研究为例

民间信仰中巫师身份及其构成的经典论述,大致有源自于私人膜拜、社会交换或神明灵验等类型,如涂尔干的"私人膜拜"、莫斯的"礼物模式"与桑高仁的"灵验模式"。本文基于广东民间巫师的田野调研,发现民间巫师的身份及其神圣性构成既不局限于私人领域,亦不局限于交换关系。巫师身份的神圣性来自于私人性与社会性的双重建构,其"身份"的神圣性构成的核心是民间传说的所谓"神圣能力";而巫师通神的灵验效果即通过这种"神圣能力"来表达。此可称为巫术身份的"通神模式",经由私人性和社会性双重逻辑构成。巫师作为人神中介的具体身份,集中体现在仪式场域和信奉者的私人交往秩序中。     

论康德的两个伦理学概念

康德哲学有两个伦理学概念,第一个同"物理学"(探究"自然的因果性")相区别,把"自由的因果性"或"自由法则"(Freiheitsgesetze)置于思想的中心,第二个同"法权学"(源自罗马法的ius)相区别,"不为行动立法(那是ius的事),而只为行动的准则立法",因而是"德性论"的伦理学(ethica)。后人往往遗忘康德第一个伦理学概念,而仅仅依据与法权学相对的第二个伦理学概念言说康德,因而产生了许多误解。本文指出,这个误解源于黑格尔,已经延续了二百多年,但黑格尔对康德的指控自相矛盾,无视康德文本。许多英美的现代阐释者延续这一误解,试图把"法权论"从康德伦理学中分离出去,本文对这些观念进行了批驳,阐释了这两个伦理学概念如何是统一的、一致的,必须把康德伦理学作为一个体系、一个整体,才能准确地理解和把握。     

海德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

相对于康德的其他主要著作而言,海德格尔对于康德第二批判持有一种特殊的看法。他没有直接去探讨它,这实际上隐含着对于它的一种彻底的思考和批判。由于康德伦理学的根本概念是应当,康德把接受了古希腊以来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关于人的定义,海德格尔把康德伦理学看作是西方形而上学自身发展线条的一个基本环节,是柏拉图主义理念学说发展进程中一个特殊的点。人的本质的干瘪化也是人道主义最终走向主体主义的根本原因,康德的自由意志和道德律只是这种人道主义思考的必然后果。     

听从逻各斯的实践何以可能?——亚里士多德论希求

理性和欲望的关系是古代西方哲学的焦点问题之一。亚里士多德继承与推进了柏拉图的思想,提出希求概念,它标志着理性和欲望(欲求)的统一。本文首先结合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说,对希求概念的演变进行简要梳理;继而考察希求背后的欲求与努斯、真的善与显得善之间的关系,表明希求是对于"真的善"的欲求,揭示了灵魂统一的可能性;最后,通过这种灵魂-伦理学的澄清,触及政治学的重要问题,即如何培养好人,表明希求概念同样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     

从寻求“承认”到成为“至尊”——论巴塔耶通过科耶夫对黑格尔的主奴思想的吸收

本文认为,至尊性是巴塔耶哲学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它源自巴塔耶对黑格尔的主奴哲学的改写.整个改写由三个方面构成,即首先是把主奴关系转化为兄弟之情,其次是把空间的对立转化为时间的体验,再就是把对承认的斗争转化为对至尊性的追求.而正是基于这种改写,巴塔耶铸就了自己的思想的基石.     

科斯戈尔德能动性理论的双重思想脉络——康德主义和柏拉图主义

克里斯汀?科斯戈尔德的能动性理论中,包含了对康德道德哲学和柏拉图灵魂学说的双重运用.其主要特点是论证了行动者根据规范性机制来构建自我.这个思路的洞见在于确立了规范性内在于人的能动性结构,道德动机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要求.但不足之处在于过分简化了柏拉图灵魂学说,把理性的作用仅限定为评估身体欲望,一方面忽视了理性欲望及其对人的引导,另一方面忽视了人的修养和进步.这两个问题导致其理论无法涵盖对于行动者来说非常重要的历时性维度.但是,在此基础上,把时间性引入能动者的自我构建,能够发展出人生作为整体的历时统一性.历时统一性要求层次更丰富的规范性,体现出能动者的个体性.构建历时统一性,也是探求使得共时统一性成为可能的心理条件.     

道德行动的瞬间与永恒——康德与约纳斯论不朽

康德和约纳斯是两位从道德维度界定不朽观念的哲学家。康德批判了理性心 理学对灵魂不朽的证明,进而将不朽视作实践理性寻求至善(德福一致)的公设。这意味着 我们需要设定无限的修善进程,以便在每个瞬间永不停息地提升道德,最终实现意志与道 德律的“完全适合”。而约纳斯在总结了诸种经验性与非经验性不朽观的弊端后认为我们 只有以人的有死性为基础,才能在道德决断的瞬间发现自己与永恒的联结。因此,不朽并非 相关于持续性的永存,而在于通过每个瞬间的道德行动去帮助上帝确立世界的善。尽管康德 和约纳斯的不朽观内嵌于不同的道德神学体系中,但都揭示了道德行动的瞬间与永恒的统一 。     

德性与秩序——从康德哲学看儒家伦理的两种构成

以康德道德哲学为着眼点,我们可以把儒家伦理划分为两个组成部分,即作为调节性原理的儒家伦理与作为构成性原理的儒家伦理.前者建基在人性的基础上,体现为人之为人的本真存在,是一种自我教育,即儒家所说的成德之教.后者建基在人的社会存在的基础上,体现为包括家庭、国家在内的一种社会秩序的安排.两种原理相互依存,其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张力.通过这种分疏,可有效地回应关于儒家伦理的普适性与特殊性的争论.     

撒谎救人为何不是道德上被许可的——与刘清平教授商榷

刘清平教授在《说谎:禁止、许可还是应当——解析康德的说谎悖论及其根源》一文中认为康德在处理是否撒谎来帮助朋友的问题中陷入悖论.这种批判反映了学界混淆行动的实施者的思维倾向.在这个例子中,是我而不是凶手才是行动者.康德坚持不能撒谎的绝对性彻底贯彻了人性是目的的原则,后果论的处理方式反而会陷入不自洽.在康德那里,许可不是一个混乱的概念,而是表达为了实现某种合乎法权的状态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康德对许可行动限制很多,撒谎救人不属于被许可的行动.在凶犯面前,如果我们无法保持沉默,我们不应当撒谎,同时,我们也要捍卫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和法权.撒谎救人不可能是一种应当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