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的许可法则

许可法则是康德后期伦理学著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涉及普遍的法则如何运用到现实的问题。在1793年《伦理学讲义——维格兰提伍斯》中,康德把许可法则规定为禁令的例外,是实现法权状态的必然手段,这一规定是理解康德其他著作中这一概念用法的基础。同时,《道德形而上学》的法权学说中的许可法则是实践理性对仅仅许可行动的立法,起到扩展自由概念的作用,也对应相应的禁令。此外,康德在德性学说里也讨论过许可法则的概念。由于德性学说是对准则的立法,"决疑论"承担起许可法则的作用,因而学界对许可法则的研究有必要扩展到德性学说。     

康德道德哲学的“目的”之维

康德伦理学被视为义务论的典范,因而许多研究主要围绕其"义务"(Pflicht)概念展开,探讨自律的意义和道德法则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康德著作中不乏关于"目的"(Zweck)的论述,甚至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建构了一个体系完备的目的体系,这对于深入理解义务和幸福、自律与自由之间的关系而言尤为关键。本文尝试对康德关于目的概念的定义和目的论体系的建构做出考察,进而分析康德道德哲学的目的之维,从而分析目的何以沟通自然与自由的问题,并阐释将作为道德存在的人视为创造的终极目的的价值和意义。     

海德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

相对于康德的其他主要著作而言,海德格尔对于康德第二批判持有一种特殊的看法。他没有直接去探讨它,这实际上隐含着对于它的一种彻底的思考和批判。由于康德伦理学的根本概念是应当,康德把接受了古希腊以来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关于人的定义,海德格尔把康德伦理学看作是西方形而上学自身发展线条的一个基本环节,是柏拉图主义理念学说发展进程中一个特殊的点。人的本质的干瘪化也是人道主义最终走向主体主义的根本原因,康德的自由意志和道德律只是这种人道主义思考的必然后果。     

对伦理学历史演变轨迹的一种概述(下)

康德在许多方面来说是从德性伦理学到义务论伦理学的联系环节.在义务论伦理学中正当(应当)成为核心的概念,基于对正当的不同解说,形成责任论与权利论两脉.康德学说是责任论的杰出典范;在权利论中,首先形成作为其古代先声的回应的近现代契约论伦理学,从这种传统中新近发展出程序论的伦理学.     

罗尔斯和康德思想渊源重探

从思想传记的角度看,对康德哲学的反思塑造了罗尔斯政治哲学的形成、转向和终局。学界对罗尔斯和康德思想渊源论题主要有“貌合神离说”和“近而远之说”两种观点,前者认为罗尔斯前期对其正义理论的康德式阐释是基于对康德的误读,后者认为罗尔斯后期政治理论致力于疏离康德学说。借鉴学界对康德实践哲学的新近研究会发现,“貌合神离说”误解了康德的道德心理学,而“近而远之说”则误解了康德法权论与其伦理学的关系。澄清这些误解之后会发现,罗尔斯和康德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渐近关系,即“行合趋同”。     

康德两种因果性的道德意蕴

康德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四个"二律背反"所揭示的自然与自由的因果性问题.通过这两种因果性,康德鲜明地揭示了自然因果性的存在领地和自由因果性的存在领地,使自由因果性典型地呈现在其所探讨的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本体世界.在这样的本体世界中,康德将自由放在道德律令、道德法则和至善的层面上加以探讨,彰显出自由在人的形而上追求意义上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意蕴.对自由的探讨也为他的<实践理性批判>奠定了伦理学基础.     

“康德与萨德”:导向真实伦理学

黑格尔曾提出无限判断的说法,无限判断就是把两个极端差异的概念联系起来。类似地,在康德和萨德这两个极端差异的思想家那里,存在着"康德即萨德"的说法。"康德与萨德"问题,最早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此后这一问题被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重新提出,并被拉康理论的卓绝阐释者齐泽克持续思考。康德提出"为义务而义务"的道德律令,和萨德的"为欲望而欲望"的彻底之恶原则,具有同样的形式主义特征。由此,康德的道德律令呈现出拓扑学上的莫比乌斯带现象,即颠倒为萨德式的彻底之恶的伦理原则。康德伦理学的萨德式悲剧揭示了道德形式主义的局限,呈现了主体的生存悖论。象征秩序(大他者),造就了主体性,但也造就了短缺主体。对此,主体只有采取象征性自杀的方式,敢于直面创伤性的真实界,以行动来对抗他者,才能获得自由和重生。由此,"康德与萨德"问题,在拉康和齐泽克的真实伦理学和行动理论中得以解答。     

对伦理学历史演变轨迹的一种概述(上)

最早产生的伦理学理论主要是目的论的.超验目的论、幸福论、快乐主义是它的重要形式.效用主义是快乐主义的一种较晚近的形式.德性伦理学也是最早产生的一种目的论伦理学.中国儒家学说在其核心处是一种德性的伦理学.在斯多亚学派的学说中,德性与至善概念疏离后成为目的本身.在西方,德性伦理学又由于它具有的不同特点被称为完善论或自我实现论.从德性伦理学中逐步分离出独立的正当概念.康德在许多方面来说是从德性伦理学到义务论伦理学的联系环节.在义务论伦理学中正当(应当)成为核心的概念.在义务论伦理学中,基于对正当的不同解说,形成责任论与权利论两脉.康德学说是责任论的杰出典范.在权利论中,首先形成作为其古代先声的回应的近现代契约论伦理学.从这种传统中新近发展出程序论的伦理学.     

牟宗三“良知坎陷”说的意涵及与康德、黑格尔的相关性

本文分疏了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中的康德与黑格尔哲学资源,剖析其两层存有论的内在矛盾及其缺失。牟氏在证成现代民族国家时,预设了康德式两层存有论的义理架构,在论证方式上则引入黑格尔式的辩证法。牟宗三证成道德的形上学,建立两层存有论,但他认为现象只具有认知的意义,人的德行与法权并不在其中,使二者暗而不彰。顺着康德的理路,牟宗三哲学中法权与德行两个方面的缺失都可以得到补足。     

从黑格尔的康德批判看黑格尔哲学

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批判是理解黑格尔哲学的极好的入手处。黑格尔通过对康德哲学广泛而深入的批判,彰显了他自己哲学最主要的特征和贡献。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批判涉及多个方面,其中最根本的目标是批判康德哲学的主观主义二元论,因为这种二元论反映了现代世界和人的种种严重分裂。黑格尔把康德哲学称为"主观观念论",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绝对观念论";"绝对观念论"的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克服现代性造成的种种二元分裂。另外,对康德哲学的批判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积极动力;他一直为人诟病的形而上学及其各个核心概念,只有在此背景下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     

康德自主道德的理性主义基调及其困难 ——兼论对话伦理学和康德道德哲学之关联

韦尔默在其《伦理学与对话——康德和对话伦理学中的道德判断要素》一书中基于康德道德哲学之困难,考察对话伦理学为克服其困难所做的尝试并分析其成败得失,他把康德的绝对命令理解为一种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检验准则确立法则的程序,并认为这只有在预设人类可能的"共同意志"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这种对绝对命令的颇具经验主义色彩的解读因忽视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基调和道德普遍主义立场而难免误读之嫌。作为道德性的最高原则,绝对命令并非程序性原则,而是表达"理性地行动"这一自主道德的要求。由此引出的论证和应用的问题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两个重要问题,也是其困难所在。就对话伦理学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关联性而言,相比于韦尔默重点分析的哈贝马斯版本的对话伦理学,阿佩尔先验语用学路向的对话伦理学更好地继承了康德的理性主义精神,紧扣康德道德哲学的问题并尝试对之进行"改造"。     

道德与人的尊严、幸福、卓越 ——与托马斯·希尔教授谈康德道德哲学研究

康德道德哲学一直以来是伦理学研究的热点。伴随着近年来美德伦理复兴引起的对于规范伦理的反思热潮,康德道德哲学研究的方向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围绕"尊严"、"爱"、"德性"等核心概念对康德道德哲学目的论维度、德性论维度的考察展现了康德道德哲学研究的新重心。托马斯·希尔教授是美国著名的康德研究者,近年来发表了大量关于康德道德哲学的专著和论文,在寻求康德道德哲学的新解释路径方面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对他的访谈有助于读者了解其本人甚至本领域当前研究的新思路和方法。     

自律的悖论与罗尔斯的契约论解决

通过将西季维克的批判重构为一个立法者的悖论,文章展示了构成康德伦理学核心的自律理念内在的悖论性,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康德解释对西季维克的批判的回应。借助契约论,罗尔斯在与目的王国理念的关联中对康德的自律观作出了自己的独特的解释,这一解释将自律表述为一种受到制约的集体立法,从而避开了西季维克的指控,捍卫了康德自律的立法义。但是,文章也指出,罗尔斯对自律的这一解释事实上偏离了康德以个体意志自律的理念所表达出的道德理想主义,而转向一种以(理想)共同体为旨归的卢梭-黑格尔式的政治理想主义。     

康德伦理学的人学向度

本文首先阐述了康德伦理学的人学起点的历史性和现实性 ,指出世界公民的预设揭示出康德需要论证之人的社会历史底蕴 ;启蒙之人的假定则揭示出他需要论证之人的现实特性。其次 ,分析了康德“人为自己立法”的道德人学的基本座架是文明的、社会的理性自由公民 ,道德立法服务于“人之重造”这一现代理论。在康德强调的道德命令 (可概括为“善良意志”、“人是目的”和“意志自律”)中“人是目的”是中心 ,是出发点。再次 ,透析了康德伦理学起点上引发的现代性基本难题 ,启发人们必须从生活的整体或实践的总体性中去思考和把握当代人的概念。     

从义务论的角度看康德的正义思想

康德虽然没有正义论方面的专著,但具有丰富的正义思想。从义务论的角度看,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把康德的义务论等同于正义论。但人们应该注意到:康德把义务分为可以外在强制的法权义务和只能自我强制的德性义务,因此其义务论有法权义务论和德性义务论之分。由于法权义务的履行可以通过外在强制的法律,因而属于"合法性"即正义的范围,法权义务论也就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正义论。对康德而言,合法的即正当的,而正当的即正义的。相反,一切违背法律的行为都为不义。但是,德性义务作为人的一种自我强制,作为"同时是义务的目的",只能依靠人的内心自觉去履行,这就决定了德性义务论不是正义论。康德背离了古代德性论的传统,把正义不再视为人的一种基本德性。     

Sitten和Moral的含义及其演变——从康德、费希特到黑格尔

Sitten和Moral是西方实践哲学中的两个核心概念,然而它们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含义和在中文译本中的翻译却存在诸多模糊和混淆的地方,亟待澄清。因此,本文试图扼要阐明Sitten和Moral在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实践哲学中的用法和含义,并梳理它们的演变特征。本文指出,康德在这两个概念的使用上是不甚明确的,他更多地是在"道德"的含义上使用"伦理"一词,费希特在康德道德学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伦理学,而黑格尔带着对古希腊伦理生活的思乡之情,站在绝对观念论的高度,对Sittlichkeit和Moralitt进行了彻底改造,用"法"将两者统一起来,使之变成绝对精神的发展环节。     

论健康伦理学及其基本理论架构--"九大理论"视野中的健康伦理

当代医学道德发展的走向理应是健康道德,后医学伦理学时代理应是健康伦理学.建设健康伦理学需要搭成一个基本理论架构.其组成至少应该有"九大理论",即生命神圣论、生命质量论、生命价值论,医学人本论、医学功利论、医学公正论,医者美德论、医者义务(患者权利)论、医患和谐论.其间,按顺序由每三论构成一个"统一论",将第一个"统一论"作为立论前提,将第二个"统一论"作为直接依据,将第三个"统一论"作为应用指南,如此,才能由三个"统一论"共同地更好地阐释全部健康伦理学问题.     

生命伦理学语境中康德尊严观的重新阐释

人的尊严是生命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康德的人性公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代生命伦理研究中的尊严观。由于对人性公式的片面理解,生命伦理学中的"康德主义"否定人类尊严的平等性,遮蔽了康德的尊严概念本应具有的重要理论功能。人性公式论述的是尊严的道德要求,而非尊严的基础。构建康德的尊严观,需要超越人性公式之外对康德的尊严理论进行阐释。通过分析人性、人格和道德自主等康德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可以得出以下推论:人类个体的尊严并非来自于个体自主选择的能力,而是来自于个体对人类整体尊严的分享;人类整体的尊严来自人类道德自主的潜力,而非已表现出的能力。这样的尊严观恰恰认可并论证了尊严概念在当代生命伦理研究中所承担的不同于以往的功能,并有助于解决当代生物医学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伦理困境。     

论康德对义务体系的划分

学界对康德哲学对自我的完全义务的归属问题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康德最终放弃对自我的法权义务,德性论中对自我的完全义务也不是严格的德性义务。这种争议涉及对康德义务体系划分的理解。康德之前的义务学说对自我义务的强调、对完全义务和不完全义务的划分,构成理解康德义务学说的语境。在1793年的《伦理学讲义——维格兰提伍斯》中,康德提出一些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没有详述、但有助于理解他对义务体系划分的说法:理性的立法的关键是普遍法则,法权学说和德性学说分别是理性对外在行动和内在准则的规范性要求;对自我的完全义务如果涉及人性中人格的法权,就是对自我的法权义务,如果涉及人格中的人性的目的,就是对自我的德性义务;二者可能有相同的义务,但是承担责任的方式不同,因而它们各自存在,这也是维护义务学说完整性的要求。     

想象与形式主义的伦理学 ——以对《实践理性批判》的批判性考察为例

康德道德哲学一般被视作形式主义的伦理学,这种形式主义的特征可以从《实践理性批判》中对想象的态度得到辨明。通过考察想象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位置,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虽然康德明确地要求在实践理性领域中排除想象,但他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把想象从他的道德哲学体系中排除出去。据此,康德伦理学不完全是形式主义的,舍勒对他的指责只有在一般和不严格的意义上才是可以接受的;第二,形式主义伦理学自身有其必要性,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特征一方面是他最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也因压抑和束缚了想象力在道德实践中的根本作用而误解了实际道德行为,否定了实践智慧。通过这一例证式的分析,我们能够表明:任何一种伦理学,若不懂得想象在道德实践中的根本作用,就都意味着致命的缺陷。而想象的这种作用又包含先验想象力的作用和经验想象力的作用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