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最后的经学及其历史转变

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学问家.他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关注他在新文化时期"猛将"、"斗士"的形象,却很少探讨他对传统学术经学的成就和贡献.本文以近代思想文化的内在理路为视角,分析钱玄同继康有为、章太炎之后形成的经学思想的特点,说明钱玄同当时使山穷水尽的经学走出传统并获得积极的现代意义,这既是对近代社会思潮的延续和发展,也是对传 统思想的历史转变.     

德性实践与德性之知——论二程经学诠释的转向

传统经学诠释有训诂、义理之分,北宋二程的经学转向进一步揭示出经学诠释中的"德性"内涵。二程经学思想不啻是义理之学,更是德性之学,它包含了德性实践和德性之知两个维度。二程将诠释重点从作者和文本转向读者,将治经问学的目的从知性理解转向德性实践,这就脱离了形式上的训诂之学。同时,又指出以德性之知来接近圣人境界,进而理解圣人所作经典中蕴含的义理,这又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义理之学。注重德性实践,从德性出发去理解经典和圣人,最后通达"天理",是二程经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两宋"道学"或"宋明理学"不同于传统儒家经学的关键所在,更是中国儒家经典诠释思想与西方诠释学思想的差异所在。     

论李光地“六经皆理”思想CSSCI

李光地是清初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但他在承继程朱理学的同时,强调汉宋兼采,融汉学于理学之中。李光地的"六经皆理"思想是其经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其一,提出"六经皆理",强调六经的义理价值。"义理"指百姓日用、修齐治平之理,具有较强的实践精神。其二,治学路径为"尊经明理",从经学原典中发掘、阐释义理。其三,在具体的治学方法上,提出"求理于经"与"取证于经"两种理路,以经学考证来解决义理问题。     

论李光地“六经皆理”思想

李光地是清初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但他在承继程朱理学的同时,强调汉宋兼采,融汉学于理学之中。李光地的"六经皆理"思想是其经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其一,提出"六经皆理",强调六经的义理价值。"义理"指百姓日用、修齐治平之理,具有较强的实践精神。其二,治学路径为"尊经明理",从经学原典中发掘、阐释义理。其三,在具体的治学方法上,提出"求理于经"与"取证于经"两种理路,以经学考证来解决义理问题。     

传统经学、经学传统及其现代转型

作为经典之学、诠释之学、信仰之学、经世之学的传统经学,长久以来形成了经学内容史学化、经学义理哲学化、经学品格崇古化的经学传统,具有沟通经学与西方现代学术的基础。但是,经学在现代转型中遭遇了价值与学理的双重危机,必须用大经学的综合研究弥补学科分科研究之不足,才能化解经学的学理危机,缓解经学的价值焦虑。     

经史、义理学的重建:刘咸炘与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化

晚清以降,作为整体的经学系统逐渐瓦解,经学史学化与义理学哲学化成为现代学术体系建立的重要环节,中国学术的整体性被现代分科之学所替代。刘咸炘重新阐释经学、义理学与史学的内涵及其关系,开掘中国传统学术的精义,探寻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出路。刘咸炘会通儒道,提出经学统摄子史,通过道家圆通广大之史观阐发儒家义理的精微之处;儒家义理学以性善为本,因时创制群体原理,在性情与理智、个人与群体之间建立有机系统;人事学意义上的史学在"博学于文"的文史之学与"学为人之道"的义理学之间建立相资为用的能动关系。考察刘咸炘建构推十合一学术系统的宗旨,或能在现代学术的语境中,探索义事兼备、知识与道德相贯通的人文学术系统,为建立中国本位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提供有效参考。     

浅谈经学传统的思维特点与求实精神

经学,是自汉代至清末中国学术的主要形式。所谓经学,从形式上说,是指给经典作注解和通过注经发挥自己思想的学问;从内容上说,这经典又专指儒家经典,如《诗》、《书》、《易》、《礼》、《春秋》等。今天,传统的经学,作为学术形式,无疑早已过时,大约已没有人还在做这种学问。但是,积两千年形成的经学传统,恐怕不能说已完全没有影响,没有价值了。其实,每一个对传统的经学有所了解的人,只要略为留意就能察觉到经学传统在现实中的存在,其影响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因此笔者以为,很有必要对经学传统进行一番研究和清理,从而使…     

20世纪以来《春秋穀梁传》研究综述

作为“春秋三传”之一,《春秋穀梁传》两千年来一直是中华传统最重要的经典之一。但与《公羊传》和《左传》相比,《穀梁传》的研究无论在学者队伍上还是在学术成果上,均远远不及。不过,自晚清今古文经学的滥觞、民国古史辨派运用新学科方法研究《穀梁传》以来,已经先后有学者从经学、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角度对《春秋穀梁传》展开深入研究,形成了现代穀梁学研究的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20世纪以来的国内穀梁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穀梁传》的思想史定位以及《穀梁传》的思想价值等方面。本文拟对此作一番梳理,以期为《春秋穀梁传》思想的…     

再续中国经学学术传统

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学术发生了重大转型,经学是这场巨变的落伍者。经学的政治功能被迫休眠,中国经学史学科从经学中脱颖而出,形成一枝独秀的局面。用史的研究替代经学研究,造成经学学术传统的断裂。经学史本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应当回归于经学。中国文化的复兴呼唤现代经学学科的建立。建立当代经学就是复兴经学传统,完成古老经学的学术转型。     

经、史、儒关系的重构与"批判儒学"之建立——以《儒学五论》为中心试论蒙文通"儒学"观念的特质

蒙文通先生(1894-1968,字尔达,四川盐亭人)被誉为现代学术史上由经学向史学过渡之典范.根据这种看法,蒙先生以自己先经学而后史学之成学经历,向我们展演了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的一个典型过程.不过,用"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或者"经学到边缘,史学到中心"来界定蒙文通学术之意义,似乎有失笼统.     

新公共服务理论的道德价值谱系

21世纪初,公共行政理论呈现出了多元发展趋势,以"人本主义"、"责任中心主义"为价值内核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对以"管理主义"、"效率至上主义"为主导理念的新公共管理范式的批判与取代,反映出现代行政不断走出传统技术理性主义的羁绊,呈现不断趋向现代公民社会基本价值与要求的大方向,为公共行政发展回归价值正道做了恰当的理论铺陈,也为现代性行政建构开辟了一条有重要指向性的实践理路.     

由"宗经"至"宗骚"——刘师培与传统文论批评模式的现代转换

在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期,伴随着经学地位的衰落,传统文学批评模式也发生了新变。刘师培把西方的审美观念引入文学理论的研究,将传统“宗经”的批评模式转换为“宗骚”,这一变革深刻反映了转型期文论发展的趋势,呈现传统走向现代的轨迹。     

论牟宗三哲学中的“实践”观念

牟宗三将"实践"观念作为其对传统儒学诠释和阐发的核心内容,不仅着重揭示了"实践"在儒家哲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而且将这一观念作为儒学超越康德哲学的重要标志。在牟氏自身所建构的哲学体系中,"道德实践"赋予"本心"活动性内涵,确证了"智的直觉"必然呈现。从儒家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来看,牟宗三哲学继承并发挥了传统儒家思想中道德实践观念的"超越向度",而对"现实向度"重视不足,因此造成了其实践观念的思辨化倾向。从儒学学术形态的现代演进来看,牟宗三哲学的理论旨趣、思想资源和话语方式都不同于传统儒学,这种对于"实践"观念思辨化的理解方式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原因。     

经史转型与“儒史相资”——以蒙文通的“禅让”研究为例

<正>在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过程中,经书变成历史研究的材料,经学作为传统的价值体系也随之被历史化。在经学到现代史学的转向中,蒙文通开创的"儒史相资"研究范式,既彰显了现代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又保存了经学自身固有的价值,尤为值得重视。"儒史相资"的说法出自蒙文通《儒学五论·自序》:"传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盖推本历史之经验,撰为应物之良规。《诗》、《书》六艺之文,先代之成宪也,删之定之,以诵以说。于后言之,则史也固资乎儒。于始言之,则儒也亦资乎史。世益     

文化转型期刘师培的经学研究

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转型期,刘师培从思想自由的角度批判了传统经学作为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的控制,又从字义考证入手彻底解构和颠覆了经学作为价值准则的合法性地位,同时借助于西学对传统经学进行新的阐释,为现代新文化的构建提供资源,从而开启了经学研究的近代之路。     

易理诠释与哲学创造：以熊十力为例

创造性的诠释懦家经典特别是《周易》是熊十力建构其“新唯识论”的重要理路。这种与古代经学方法有别的经典诠释,部分地归因于20世纪的历史语境：后经学时代自由解经的空间、对动力式文化精神的哲学追求、近代以来的哲学变革;部分地则归因于熊十力本人将现代观念与传统智慧的创造性结合,并且由此实现了哲学的创造。但其经典诠释方式存在着相对主义与独断论的紧张,“譬喻”说则是为其经学诠释所做的方法论辩护。     

通向21世纪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的新范式——《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的主要论题及其延伸性讨论

在通向21世纪明清学术、思想研究新范式的道路上,《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在充分总结和评述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有力探索,特别是在某些重要方面突破前人之见并形成比较系统的观点。该书论明,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术有其哲学形上学方面的追求,且这种追求以"气化即道"的新道论为基础。与此相应,乾嘉学术内在地包含了一套哲学方法论即"人文实证主义"。"气化即道"以及"人文实证主义"的说法揭示出乾嘉学术、思想的独特性,并展现出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性价值和通向现代学术的可能性。在"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模式和话语的支配下,该书体现了宏阔的思想视野和知识视野,但其主题不够突出,这限制了讨论的力度以及深度。     

蒙文通经学思想探析

蒙文通(公元1894-1968年),四川盐亭人,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先后执教于成都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员、学术委员.其学术由经入史,经史贯通.其经学思想承著名经学家廖平而来,又加以发展,在现代经学思想史上应占有重要地位.然以往学术界对蒙文通经学论述较少.本文就蒙文通经学思想的几个方面加以探析,以就正于方家.     

论汉末经学的反复:以郑玄、王肃为例

东汉末,雄居汉代统治思想宝座二百余年的官方正宗学术的经学开始走向衰亡,经学的衰亡成为历史的必然,经学衰微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但是从某一历史局部来看,这时候经学却出现一统的盛世,即历史上所谓的"郑玄时代",为什么呢?从思想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去看,任何一种思想学术的聚与散都不同于其他事物,有着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显著特征,那就是即便是体现着共同旨趣的学术群体瓦解了,或者所主张的学术思潮处于低潮而被世人所淡忘、冷落,但只要它曾经是流行于世的学术潮流,它就不可能完全消逝,而是以一种崭新的面貌或其他的形式再现于世的.换而言之,它们是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经学.在从经学到玄学的演进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有些反复也是很自然的.我们把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叫着"经学的反复",而在这一阶段中,又以郑玄、王肃最具代表性,所以我们以他们俩为例加以说明.     

西汉经学阴阳灾异思想探源

儒家经学在西汉中后期发生了学术性格上的巨大转变,即经学的阴阳五行化。在此背景下,儒生们纷纷结合经典来谈论灾异问题,创立了诸如《春秋》公羊灾异说、《易》阴阳灾异论、《齐诗》"四始五际"说、《洪范五行》灾异论等多种形态的经学阴阳灾异思想。这些新思想并不符合孔门一贯的宗旨,与汉初诸儒坚守的儒学传统也存在巨大的差异。然而它们一经系统地提出,却很快赢得了儒学团体内部乃至帝国官僚系统的共同承认,并长期被奉为官方意识形态。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灾异思想悠久而丰富的理论来源、西汉政权合法性论证的需要、儒生们对君权膨胀的警惕、元成以后相对自由与宽松的学术政治氛围、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知识体系的"科学性"与强大解释力等,共同构成了西汉经学灾异思潮倾动一时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