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学、经学传统及其现代转型

作为经典之学、诠释之学、信仰之学、经世之学的传统经学,长久以来形成了经学内容史学化、经学义理哲学化、经学品格崇古化的经学传统,具有沟通经学与西方现代学术的基础。但是,经学在现代转型中遭遇了价值与学理的双重危机,必须用大经学的综合研究弥补学科分科研究之不足,才能化解经学的学理危机,缓解经学的价值焦虑。     

刘宗周与宋明理学“知识论”走向

宋明儒家多重"心性义理"之学、轻"经世致用"之学,于先儒"体用文"圆融通贯之学有所偏颇。刘宗周出入宋明理学诸家,在探讨严密的"心性义理"之学的同时,不废事功,实现"学术"与"经济"、"经学"与"理学"、"经学"与"史学"的和合通贯,彰显了宋明理学"知识论"演进的新向度。     

德性实践与德性之知——论二程经学诠释的转向

传统经学诠释有训诂、义理之分,北宋二程的经学转向进一步揭示出经学诠释中的"德性"内涵。二程经学思想不啻是义理之学,更是德性之学,它包含了德性实践和德性之知两个维度。二程将诠释重点从作者和文本转向读者,将治经问学的目的从知性理解转向德性实践,这就脱离了形式上的训诂之学。同时,又指出以德性之知来接近圣人境界,进而理解圣人所作经典中蕴含的义理,这又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义理之学。注重德性实践,从德性出发去理解经典和圣人,最后通达"天理",是二程经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两宋"道学"或"宋明理学"不同于传统儒家经学的关键所在,更是中国儒家经典诠释思想与西方诠释学思想的差异所在。     

经、史、儒关系的重构与"批判儒学"之建立——以《儒学五论》为中心试论蒙文通"儒学"观念的特质

蒙文通先生(1894-1968,字尔达,四川盐亭人)被誉为现代学术史上由经学向史学过渡之典范.根据这种看法,蒙先生以自己先经学而后史学之成学经历,向我们展演了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的一个典型过程.不过,用"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或者"经学到边缘,史学到中心"来界定蒙文通学术之意义,似乎有失笼统.     

经史转型与“儒史相资”——以蒙文通的“禅让”研究为例

<正>在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过程中,经书变成历史研究的材料,经学作为传统的价值体系也随之被历史化。在经学到现代史学的转向中,蒙文通开创的"儒史相资"研究范式,既彰显了现代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又保存了经学自身固有的价值,尤为值得重视。"儒史相资"的说法出自蒙文通《儒学五论·自序》:"传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盖推本历史之经验,撰为应物之良规。《诗》、《书》六艺之文,先代之成宪也,删之定之,以诵以说。于后言之,则史也固资乎儒。于始言之,则儒也亦资乎史。世益     

重论经今古文学的问题

晚清经学有今古文学之争,而今古文家都将此学术现象追溯至两汉,以为两汉经学亦然。但返观两汉,则其时虽有王官学与民间学之辩,却无廖平《今古学宗旨不同表》所罗列的那种壁垒森严的对立。文章从廖平表中选出四例,即今文与古文、《王制》与《周礼》、孔学与史学、义理与考据等,证明以今文和古文不能概括经学之争,而王官学并未必以经学为孔学,民间学也不以史学看待经学;且二派都既重义理,也重考据,二者不偏颇;又《王制》之大法未行于汉代,新莽乃以《周礼》改制。凡此证明经今古文学之争是晚清所特有的经学形态,与两汉事实不大相符,如再以今古文学的对立思维来研究经学,显然不甚妥当。     

宋儒义理之学新诠

宋儒义理之学是一种独特的学术形态,代表了儒家义理之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义理之学并不等同于抽象道理的思辨、空虚德性的体悟,"义理"的本义就是探明"义"的应然道义与"理"的必然法则。宋儒从儒家经典中阐发义理,一开始就是包含着创通经义与革新政令、世道人心与经邦济世的双重目标。宋学思潮中的不同学派学者均在强调自己的学术是一种"明体达用之学"、"内圣外王之学",以解决历史上的人心世道、经邦治国的现实问题。     

在史学与经学之间——朱子《春秋》观的再检讨

朱子在不同的场合,对《春秋》的说法颇有出入。其或视《春秋》为史学,亦否认《春秋》有义理、书法、条例。但朱子同时又无法否认孔子作《春秋》是“致治之法垂于万世”,在这一经学的意义上,朱子又不得不承认《春秋》有义理、书法与条例。在经学维度上看《春秋》,朱子对后儒之解经颇存怀疑。这种疑虑使得朱子对《春秋》的态度不自觉地由经学转向史学。但如果纯然视《春秋》为史学,这样不仅取消了孔子作《春秋》的意义,而且使得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学成为专计较利害的功利之学,这又是朱子所极力拒斥的。这或许就是朱子的两难之处,从而使得朱子对于《春秋》就不可避免地在经学与史学之间游移。     

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第三届“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哲学学科及知识体系之建立,是在近现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传入和冲击下,由中国传统的“经学”“子学”玄学“理学”等表现形态转型而来。对这一从中国传统思想系统到现代哲学学科转型过程的探讨,不但有助于深化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关系的研究,也对当代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2019年9月20日至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学会和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共同主办的第三届“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召开。     

论宋代经筵讲义的兴起

经筵讲义作为宋代兴起的一种新经学体例,是儒家士大夫诠释经旨义理并对帝王进行教育的经筵讲稿与帝学教材,为经筵制度定型与学术转型的产物,寄寓了士大夫以学术影响政治,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在帝王与士大夫的互动与交流中,经筵讲义逐渐兴起与发展,至南宋时蔚为大观,具有以义理解经,启沃君心,联系时政,语含劝诫,语言通俗,经世致用等"义理"特征与"帝学"色彩,是帝学建构与理学发展的关键环节。     

从圣经释义学看经学

儒家经学是围绕着"六经"或"四书五经"展开训释所形成的一整套学问,它的核心内容关乎人与人自身的关系,从国家社会群体到个人身心性命,均离不开人的活动的实践性和日常生活的处境化,这就决定了其本质是人学而非神学。同为解释经典,圣经释义学是以宗教信仰作为其重要基础的,在神圣向世俗过渡的进程中,《圣经》释义所积累的经验和问题线索成为现代诠释学产生的先导。儒家经典的解释史及其现代掘发,虽然与圣经释义学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境遇很不相同,但同样作为解经学,在其迈向现代学术体系的过程中,一定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通过对比与分析二者的异同,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经学的解释学特征,以便更好地理解和促进其当代的转化。     

朱震所述易学传承谱系之管见

宋代儒学的发展已经从汉代经学式的文本传承转向了儒家之道的传承,知识的传承不再依靠师生和文本的传授,而是直承孔孟儒家之精神。《周易》作为宋代理学建立的根底,是儒家思想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文献来源。朱震作为二程后学,精研《周易》,基于理学和易学发展的角度对易学传承谱系重新梳理,叙述了传自孔子的象数义理之儒家系统和宋代始自陈抟的图书系统,确立"北宋五子"在易学传承中的重要地位,并以《程氏易传》为本,融合张载、邵雍,采取汉魏以降的易学观点,试图建立融象数、义理及图书为一体的庞大的易学体系,以弥缝易学天人之道。     

宋学经典诠释的哲学意蕴

经学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经学发展到宋代,形成了以讲义理为主的宋学,而理学思潮占据了其中的主要成分,代表了宋学发展的趋势。与经学史上的汉学和清学(清代新汉学)相比,宋学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具有独特的哲学意蕴及自身经学体系形成的深层次原因。一、汉、宋、清学经典诠释之特点经学起源于战国,奠基于西汉。虽然西汉今文经学重微言大义的阐发,但真正意义上的经学哲学化是从宋代开始的,这与汉学经典诠释的特点以及宋学受宋明时期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影响所形成的学术特征有关。清学对经典的诠释则主要受东汉古文经学的影响,亦思辨意…     

经史传统与中国的哲学和学术分科

<正>经史传统包括了中国文化的经学传统和史学传统,有时候这也可以成为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概称。我认为"重新认识传统",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文化的"变"与"常"的关系。"变"是指中国文化发展的时代性、阶段性,"常"是指中国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一、经史传统与中国文化的"轴心时期"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1))。对此,我们应作出分析,即孔子以前已有经书,而并非如     

《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读后

中国传统学术以经、史为大道,踏入近代以来,经学迅速衰落,史学则像中国社会一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在建立近代中国史学新范式过程中,礼仪、宗教及其相关制度的研究引入注目,陈寅恪先生的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之后便是《礼仪附都城建筑》,虽然礼学一直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与传统礼学和礼仪研究不同,陈先生的研究超越了以往训诂与梳理沿革的研究范式,将之放在整个文化和社会的大背景下考察,使之成为认识南北朝隋唐制度渊源流变一条主线索.陈先生又在《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道:     

"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近代分离--《易》与经学时代中国学者的学术兴趣

近代科学在欧洲的产生,乃得益于"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学术上"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大规模分离.而汉以来"独尊儒术"的实现,<易>作为儒家主要经籍以其"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知人事"的宏大叙事与终极关怀,影响了经学时代中国学者的学术兴趣,导致他们将绝大多数精力投入到了以史学为主的"人事"中而非自然事物的研究对象与形而下的研究路径.两个相对独立的历史进程与历史体系或无何可比性:近代科学在欧洲产生只有在产生近代科学的欧洲自我历史进程与历史体系中才能得到解释,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亦复如此.至于将中国科学落后的原由单一性地归结于<易>或儒家经学,这未必符合历史的因果真相与思维的有效推理.     

显学、子学与义理之学:宋代易学特点概述

宋代是易学史上的重要阶段,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易学著作,易学成为经学研究中的显学.宋代理学家几乎都是借易学建立自己的理学体系,经学研究因而呈现出子学的特征.同时,在易学研究的象数与义理的两大方向中,义理之学成为宋代易学的主流.     

经典解释与“学统”观念之建构

"学统"观念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宋代理学体系建立之后,在"道统"观的支配下,道、政、学三统构成了理学文化形态的基本叙事框架,思想义理的展开和问题脉络的呈现均与"三统"有关。而笼罩在道统之下的"学统",往往因价值观念的变化和经典解释的差异而有所调整,甚至出现典范的转移,所以它的间架又处在不断的重构之中。近代以降,传统意义上的"学统"不复存在了,其内容大致转换成为知识谱系的问题,包括学科分类、研究论域、学问门径及方法等。面对新时代的学术格局,新儒家人物以经典解释为基本的方式,试图说明"学统"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并从哲学诠释的角度努力揭示其现代转化的可能意义。     

近代中国佛教经学研究:以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为例

<正>晚清以来中国经史之学的兴衰与佛学的复兴存在密切的关联,类型各异的佛教学术运动背后都与经学之间发生了密切的互动,此为近代学术思想史及佛学史研究者不可不注意的问题。从民国佛教经史学的研究来看,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可以看作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学术共同体。~①可以说,他们虽然都有条件地接受近代学术的法则,而最终还是要保持住经学的优越地位。一1.两院经学之异同。对于内院与武院的佛学研究来说,经典之学成为他们的核心,他们无论在研     

立善与明伦——刘咸炘《内书》伦理思想探要

善与伦常是刘咸炘《内书》诸篇涉及较多的两个重要主题,两者在理解传统与反思现代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刘咸炘基于天地生生之自然阐明善,明确善为人的本性,来自于天地生物之德,又参照天地分合之道,阐明伦常以天地为典范,为人群之根基.从刘咸炘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一方面,他是朱子理学传统的继承者和阐发者;另一方面,正是通过对理学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