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与误读--宋代儒士佛教思想论略

至有宋一代,佛教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儒士对佛教常识、佛教教义都有较深入的认知与把握,但也存在大面积的误读;宋代儒士一方面主观地批佛、排佛,另一方面却客观地成就了“批判的佛教”。宋代儒士对佛教的认识、理解和评价,不仅有助于弄清宋代新儒学与佛教之关系,也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宋代学术之分野,而且可以加深我们对佛教中国化的理解。     

欧阳修与佛教——兼论欧阳修佛教观特质及其对北宋儒学的影响

欧阳修对佛教的理解是表层的;欧阳修评论佛教的基调是批判的;欧阳修排佛立场是终其一生的;欧阳修佛教观具有“本位主义”和“经验主义”两大特点;在欧阳修所制定的消解佛教的策略中,不仅使佛教获得了养息的机会,而且使儒学得到了伸展的空间,从而为佛、儒关系在宋代的展开创造了条件。     

由碰撞到融合:论魏晋经学与佛学的关系

魏晋时期,经学化的儒学仍然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因此作为外来文化的佛学,首先面临着与儒学的碰撞与融合问题。佛教僧团、信徒的膨胀对儒家推崇的宗法制社会结构模式的无形解构,佛教构建的"方外"世界的宗教秩序对儒家推崇的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政治伦理秩序的无形解构,构成了儒释的尖锐冲突。然而,佛教在本土化过程中,努力追求与本土文化的视界融合——接受儒家话语方式,寻求与儒学表达范式上的贯通;完善佛教戒律,寻求与儒学名教秩序上的贯通;深化佛教理论,寻求与儒学思想体系上的贯通,则使儒释由碰撞逐步走向融合。     

宋代儒佛关系的澄清与拓展——评《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

自汉平帝永平年间佛教东传中土以来,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之间便开始了数千年的相互激荡与相互融摄,儒佛交涉从此开始.历经了汉唐的磨砺鼓荡,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也日益精密.     

牟钟鉴先生新仁学述评

"新仁学"是牟钟鉴先生二十多年来对儒学的未来发展不断思考与探索的理论结晶,主要包括"三大命题"、"十大专论"、"新仁学与当代新人文主义"等内容,具有广阔性、开放性与创新性等理论特色。首先,就广阔性而言,"新仁学"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广阔的理论视野;其次,就开放性而言,"新仁学"在内容上以儒家为主综合各家之长,在方法上兼收并蓄综合各家学说,而且本身还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最后,就创新性而言,"新仁学"超越了当代新儒学的形上学情结,突破了儒家"由内圣开出外王"的理论局限。     

宋代的佛教寺院管理政策北大核心

宋代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时期。佛教采取“主动适应”的策略,积极融入社会,将主体思想儒学化,义理趋向简易化、平民化,佛事活动趋向民俗化,由此完成了佛教中国化在实践上的转型。这一转型与宋代的佛教寺院管理政策有着密切关系,本文对此加以简要梳理。     

牟宗三对佛学研究的两次转变及其意义

牟宗三是现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中国佛教的研究有着两次意义深远的转变,佛学最终在其思想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早年受其师熊十力的影响开始对佛教有所涉猎,但更多偏重于知识性的了解,直至一次特殊的机缘方才对佛学用力。这一转折所引发的"悲情三昧"直接影响了牟氏哲学的整体进路。《佛性与般若》这部巨著则标志着牟氏佛学思想的成熟,其中肯定了天台圆教有一特殊的"佛教式的存有论"可以对法之存在等问题作出圆满的交代。这一"存有论转变"的意义在于,牟宗三最终认识到不必亦不可用儒家之体用义、创生义去衡量佛教,而应以"不以佛教为忌"的态度正视之。牟宗三跳出了拒斥佛老的窠臼,亦由此展现了新儒学之"新"的另一面向。     

陆九渊佛教观考论

本文尝试研究儒士与佛教关系的另一视角,即由儒士对佛教的认知、理解与评价去考察儒士思想与佛教的关系。由这个角度考察陆九渊佛教观的结论是：佛教并非天生是异端;佛教既有不足,也有其独到的价值;在义利关系、出世入世和生死观等方面,佛教与儒学具有根本性差异;陆九渊思想特征不是阳儒阴释,而是儒体佛用;陆九渊佛教观透显着于当今学术研究具有深刻启示的多重信息。     

传统儒学现代转化的早期尝试——以汤用彤的理学救国论为例

汤用彤在清华时期发表的《理学谵言》等儒学论文,是探究新儒家和学衡派产生渊源的重要文献。他以道德为立己和立国的基本,阐发以道德实践为本的宋明理学救治时弊的效用和它所具有的普遍价值。辛亥革命后从"反传统"到"接续"传统,学衡派是最早的转折点。汤用彤主导的学衡派在思想上与新儒家息息相关,都强调儒家的道德价值及其现实意义。藉此可为学界对新儒学与学衡派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第三代新儒家对儒学的诠释与创新

第三代新儒家在儒学诠释与创新中做出了超迈前贤的成就,代表了现代新儒学发展的四个新趋向:儒学本位坚持下的思想多元化的倾向;对知识论的注重与方法论的自觉,彰显"道问学"的转向;凸显批判精神和对话意识;批判"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儒学重建方向的肯定.与此同时,其思想也存在着内在的紧张.     

中国化的佛教绘画艺术 以宋代画僧为中心的考察

中唐以后,随着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的影响逐渐扩大,"悦禅之风"不但在佛教僧人中广为盛行,在文人士大夫阶层也流传甚广。到了宋代,禅宗和净土宗更是成为当时佛教的主流宗派。在此阶段,佛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教文化进一步融合,极大推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现代场景下的传统儒学——论马一浮的伦理思想

现代新儒学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历史时间意义上的,虽然发生在现代的场景下,但基本内容是传统儒学或经学的;一个是学术内容意义上的,认识到传统儒学的缺陷和西学的合理性,并致力于儒学自身的现代化尝试。马一浮的道德学说虽然出现在中国现代的文化背景下,但就其内容而言是走回了传统儒学,未能涉及儒家伦理价值观念的现代转换问题,应当属于历史时间意义上的现代新儒家学说。本文系统探讨了马一浮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并对其做出了合理的价值评判。     

开辟现代新儒学走向生活世界之路——关于徐复观消解形而上学思想的再思考北大核心CSSCI

徐复观提出的消解形而上学思想,以及由此而对熊十力诸师友重建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批评,力图改变重建形上儒学所导致的现代新儒学与生活世界越来越远的疏离,开辟现代新儒学由抽象的形而上学走向现实的生活世界之路,体现了现代新儒学开展的另一种方向。这一思想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对儒学在21世纪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要求儒学在未来开展中处理好形上儒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     

紫柏真可对儒学义理的佛教化诠释

紫柏真可法师对《四书》“中”“诚”“求放心”等思想精神,朱熹“心统性情”说均进行佛教化诠释,以儒家理念充实、丰富佛教义学;同时,真可站在佛教立场上,对孟子“性善论”、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等儒学思想进行批判性诠释,以佛教义理统摄儒家理念,突显佛教义学的内涵及意义。分析真可著述中对儒家义理的诠释与论析,既可从一个侧面揭示真可佛学的理念和精神,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明末佛教普遍以儒学经典诠释佛典、佛理的趋向,突显明末儒佛的交融关系。     

开辟现代新儒学走向生活世界之路——关于徐复观消解形而上学思想的再思考

徐复观提出的消解形而上学思想,以及由此而对熊十力诸师友重建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批评,力图改变重建形上儒学所导致的现代新儒学与生活世界越来越远的疏离,开辟现代新儒学由抽象的形而上学走向现实的生活世界之路,体现了现代新儒学开展的另一种方向。这一思想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对儒学在21世纪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要求儒学在未来开展中处理好形上儒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     

论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发展走势

牟宗三之后,当代新儒学初步表现出了多元开展的理论特色。在继续沿着前辈新儒家的基本精神方向对儒学学理系统作进一步阐释的同时,主要表现出了三方面的发展走势：一是继续倡导开展儒学与人类诸文化系统间的对话,代表了在当代人类文化的多元开展中将儒学的智慧精神进一步融入世界文化的发展走势;二是提出了“中学为用”的观念,表明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理论兴奋点已开始向儒家学理在现实层面的推扩转移;三是提出了“后新儒学”的概念,表现出了在对新儒学予以内在批判的基础上力图有所开新的理论意向。上述发展走势表明,面向21世纪,儒学将继续走向世界;如何面对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已成为当代新儒家关注的重心问题之一;以心性之学为主体的现代新儒学将面临可能的转向。     

儒学世俗化的现代意义

本文分为四个方面探讨了儒学世俗化的现代意义：首先，指出儒学在现代所遭遇的最严重的困境，当是现代民众在“情感上拒斥儒学”；其次，分析了儒学被冷落的原因，认为就儒学自身找原因的话，这只能归咎于儒学后来的精神发展在价值取向上坚持“贵族化”倾向，越来越背离原始儒学重“世俗”的精神蕲向；再次，以方东美与牟宗三为例，说明现代新儒家不但没有改变以往儒学的精神方向，反而更以现代理性的方式，把原始儒学原本十分明白易懂的说教变成了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才能体悟的“绝学”；最后，就如何改变现代新儒家发展儒学的路数，以求实现儒学世俗化谈三点具体意见：１．须改变立场，由重“士”转向重“民”；２．须改变观念，由不能容忍世俗价值转向重视民众的世俗要求；３．须改变导向，由专注正面指导人生转向积极关注人生的负面。     

论太虚人间佛教儒学化的特色

太虚法师在倡导人间佛教的过程中,大量引用儒家思想,从而使儒家思想承担了重要角色,并显示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这主要表现为:一是用儒家重人生及人之德性的内容,诠释人生佛教的意义;二是借儒家的伦理观念,张扬佛教人乘善法的理念;三是引儒家成贤成圣之路径,阐述佛教济世利他的大乘思想。太虚法师经过有选择地吸收儒家思想,使其人间佛教理论得以发扬和传播。     

从三教关系与契理契机谈隋唐佛教宗派

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既是汉魏以来中国佛教发展的必然,也与隋唐社会环境和帝王的三教政策密切相关,它是隋唐多元文化格局中与儒佛道三教关系下中国佛教发展的新成果。对于中国佛教宗派如何评价,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例如作为印度佛教中国化的成果,其主流思想如来藏佛性论是否背离了真正的佛教?本文认为,契理与契机是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原则。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国佛教藉着怎样的文化载体,其随机教化的方便与印度是否一样,而在于其根本的宗旨与佛陀创教的本怀是否一致。中国佛教宗派的理论具有儒学化、道学化的特色,但并不能由此而否定或不承认其对印度佛教的继承及与之根本上的一致。中国佛教的儒道化色彩,并不影响中国佛教仍然是"佛教"。     

北宋礼学研究

该著以北宋时期的儒家理学为主要内容,将礼学放在宋代儒学发展和哲学思想演变的脉络当中,并结合北宋时期特定的政治背景和历史发展,采取以哲学思想的分析为主,结合经学文献、社会政治以及礼仪制度而形成了一种较为综合的研究。作者重点研究了《周礼》与北宋儒学发展的关系,宋代学者围绕王安石《周官新义》而引发的争论及其思想史的意义,集中讨论了宋代新型的理学与传统理学之间的复杂关系,礼学的义理化过程,以及礼在天理论的叙述模式中的地位和意义。北宋的礼学不但是宋代儒学的重要内容,是理学的有益补充,而且也是儒家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重要的思想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