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唐代三教融合思潮中的儒家代表

与佛、道二教以"佛"或以"道"为基点的"三教融合"主张相呼应,柳宗元提出了以"儒"为基点的"三教融合"观。他不但明确提出了"三教融合"的原则与方向,而且建构起了三教关系张力下的宇宙本体论与"三教融合"视域中的心性论。柳宗元是唐代"三教融合"思潮中的儒家代表。他与佛教的宗密、道教的杜光庭并列为三,分别代表了各自立场之上"三教融合"的方向。     

论孔子之道的现实性与形上性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不只是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哲学的核心概念和终极本体,也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哲学的基本概念和最高追求。以往学界对孔子之道的人伦日用和社会政治层面研究较多,对孔子之道的形上层面和超越性层面关注不足。细读《论语》《易传》,参审《中庸》及后世儒家的注疏,不难发现孔子在创立儒家哲学之时不仅立足于现世人生之道,更立志于追求超越意义的"形而上者之谓道"的终极本体意义的"道",可以说孔子之道是现实具体的"道"与超越性终极意义的"道"的合一,现实具体的"道"是趋向终极之道的路径和工夫。     

从“良知”到“孔矩”:论阳明后学三教合一观之衍变

本文以阳明后学为研究主体,试图疏理明中叶后三教合一的衍变形态,并论证它呈现出从"以良知范围三教"到"以孔矩收摄二氏"的思想转折.这个思想转折揭示了晚明儒者的三教合一观,不再以"如何确立良知主体"为主体意识,反之,鉴于当时的合流过度强调教体的"圆融性",对教法"规范性"有所疏略,导致"儒不儒、禅不禅、玄不玄"的三教相滥现象层出不穷,社会伦理秩序继而受到挑战.因此一些儒者尝试回到三教根源处,重新确立以孔子之道为规范的合流原则,以期能解决当时的失序危机.然从以"良知"为主体到以"孔矩"为规范融合主张的转变过程,也明显地透露了两大值得思考的讯息:一、部分阳明后学开始逾越以"良知"为主导的思想观念,寻求另外的思想出路;二、学者欲表述孔子无言之天道,加强了儒家"宗教性"的向度.     

儒佛之辨与王阳明三教思想的变化

三教异同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议题。但是与朱子学主张的三教三道、"本天"与"本心"之分不同,王阳明认为儒佛道三教同出一源,三教一道,圣人既"本天"又"本心","本心"即是"本天"。儒家与佛老的差异不在以心为学,也不是认心为性,而是在于见道有偏全,以及由此产生的经世与出世之分。"虚无"也并非佛老专属,圣人也讲"虚无","虚无"既是良知的本然状态,也是境界上的无执无着。王阳明对儒佛道三教思想异同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宋以来理学儒佛之辨的致思方向,加深了儒佛道三教在心性论上的互动与融合。     

论子夏之学及其在后世的影响与流变

子夏之学基本特征是:在现实上表现为求成效的事务主义,在学术上表现为穷经的章句之学。这种特征可用小人儒名之而与君子儒相对,君子儒盖指"内及于性,外达于天"之儒,为思孟学派之特质,得孔子之道的正宗者。孔子之后,能绍述之者乃曾子,其后的子思与孟子俱依此而弘教。子夏与曾子并为孔子后期开坛授徒之弟子,但子夏德行存养上的"弱"使子夏之学沦为了小人儒,故其"内不能及于性,外不能达于道",而形上之道缺焉。子夏之儒的事务主义在后世为荀卿所继承,其流变为法家;而其章句之学在汉代则流为家法传经。二者俱远离孔子之道的真精神。     

孔子论周公之德——从孔子对周公“使骄且吝”的评价谈起CSSCI

孔子向往周公之治,而周公治政以德为先,因此孔子需要直面周公之德。在《论语》中,孔子对周公之德只有"使骄且吝"的评价。通过分析发现,"骄且吝"有其特殊指向和政治目的,这说明周公之德主要是一种政治之德。孔子采用否定性的评价方式,表明了对周公之德的高度重视。孔子对周公的重德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它落实在君子人格的养成上,更为重视表现在伦常日用之中的修身之德。总之,周公之德体现为工具理性,而孔子之德则体现为价值理性。     

孔子论周公之德——从孔子对周公“使骄且吝”的评价谈起

孔子向往周公之治,而周公治政以德为先,因此孔子需要直面周公之德。在《论语》中,孔子对周公之德只有"使骄且吝"的评价。通过分析发现,"骄且吝"有其特殊指向和政治目的,这说明周公之德主要是一种政治之德。孔子采用否定性的评价方式,表明了对周公之德的高度重视。孔子对周公的重德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它落实在君子人格的养成上,更为重视表现在伦常日用之中的修身之德。总之,周公之德体现为工具理性,而孔子之德则体现为价值理性。     

张商英三教“鼎足之不可缺一”的思想

北宋著名学者、政治家张商英当理学兴起之时,回应欧阳修、二程的批佛言论,主张儒释道三教融合、鼎足而立,不可缺一。认为三教均有补于治世。一定程度地看到儒家治世思想之流弊,提倡以佛法、道书济儒教之穷。从他一再把儒学称之为"吾儒"、"吾教"而言,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以儒为主来调和儒佛、融合三教的。     

孔子 是非 假道学——李贽思想散点论析

孔子·是非·假道学———李贽思想散点论析王承丹李贽坚决反对把孔子神圣化的做法,他力图还孔子以本来的面目,即孔子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求道圣者,他同常人一样有情有欲有私心。他十分激烈地指出,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是错误的,并进一步提出了“人之是非人也”的观点。对...     

孟子的仁义观对孔子之道的发展

孟子的仁义观源自孔子,受曾子和子思学派的启发,因而对孔子之道做出了相应的发展和推进。孟子之仁义观把仁、义组合为仁义,实现仁礼、仁智到仁义的转变。仁、义到仁义的组合弥补仁义分割而各自膨胀的流弊;仁礼到仁义和仁智到仁义的转变,为解决礼制丧乱殆尽而权谋术智大兴时代问题指明了方向。另外,孟子把孔子畏天知命的天命观发展为以仁义立命的天命观,主张人们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能够主宰的领域即属于人性的东西(比如仁义),而不是去追求那些不属于人性的东西(比如富贵名利),从而化解人们在现实中不得志时的烦恼。     

张商英三教融合下的孝道观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宋代,儒、释、道三教之间斗争、融合趋势进一步加强,同时不乏排佛的声音。在此背景下,张商英与排佛尊韩(愈)的思潮开展论争,以捍卫中土佛教的正当合理性。张商英的思想中表现出对儒、佛、道兼收并蓄,并以佛为尊的特征。基于三教"犹鼎足之不可缺一"的基本认识,张商英的孝道思想继承了前人成果,提出系统的孝道观,认为佛教之孝尤具有优越性。但他的三教融合也突出了三教之间的差异性,其孝道观更多地是站在佛教的立场上维护佛教伦理,因此具有会通性不足的历史缺陷。     

张商英三教融合下的孝道观

在宋代,儒、释、道三教之间斗争、融合趋势进一步加强,同时不乏排佛的声音。在此背景下,张商英与排佛尊韩(愈)的思潮开展论争,以捍卫中土佛教的正当合理性。张商英的思想中表现出对儒、佛、道兼收并蓄,并以佛为尊的特征。基于三教"犹鼎足之不可缺一"的基本认识,张商英的孝道思想继承了前人成果,提出系统的孝道观,认为佛教之孝尤具有优越性。但他的三教融合也突出了三教之间的差异性,其孝道观更多地是站在佛教的立场上维护佛教伦理,因此具有会通性不足的历史缺陷。     

《论语》孔子“学”之内涵

"学"在孔子的思想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孔子之"学"是什么、有什么特点,至今鲜有严格依托《论语》及相关经典文本的论证。通过文本证据考察孔子所志与所好,可以证知,孔子"学"的本质是"为己之学",主体是以"周学"为代表的"古学",目的是修习君子;孔子"学"之灵魂特色在于其方法,尤见于《学而》开篇三问,其中"学而时习之"指明"学必力行"的方法总纲,"有朋自远方来"提出以"友善士"作为外部手段,"人不知而不愠"则强调树立"为己"的根本修习目的。     

老子与孔子的政治伦理智慧之比较

"政治伦理智慧"是对政治领域人伦关系及其道理悟性认识的成果,它既是一种出众的政治伦理思想,还是维持政治领域良好人伦关系应遵循的规则之艺术。老子与孔子的政治伦理智慧,有同有异。在政治伦理智慧的基础上,其根基都来源于天命与天人合一思想。但老子形而上为"道",孔子形而下为"仁";在政治伦理智慧的核心上,老子开启了"无为而治"模式,孔子发展了"以德治国"模式;在政治伦理智慧的指向上,两者都将"和谐"作为最高价值追求,老子把"小国寡民"视为实现和谐的理想社会,而孔子则将"大同世界"看成实现和谐的理想王国;在政治伦理智慧的根本上,他俩都主张民本主义,然老子倡导"愚民"政策,孔子则倡导"教化"政策;在政治伦理智慧的治术上,老子推崇"水德",实行"若水之道",孔子则推崇"中道",实行"中庸之道"。二者的政治伦理智慧都给后人留下了深刻且长远的影响。     

孟子的《春秋》观与儒学“道脉”

孟子对孔子之道的把握和继承,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对孔子与《春秋》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上。孟子深受子恩思想影响,而子思则受孔子、曾子思想影响殊深。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言必称尧舜”。孔子、孟子的社会理想建立在总结历史与反恩现实的基础上。孔子作《春秋》,深蕴了他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孟子进而表彰、称颂之,表现了他与孔子之间一脉相承的特性。孟子的《春秋》观,关乎儒家“道脉”。     

孔子“人性”思想的生成敞开进路

孔子思想的原点是其人性论,它蕴含存在论意义的"性相近"、生存论意义的"习相远"和实践论意义的人性重塑。孔子努力于后者,创建起以"持礼成乐"为生活目的,以"以仁入礼"为基本进路,以"博学内省"和"敬德修业"为内外双修原则和以"齐""治"为践行方式的道德人性论。孔子之人性论思想为后世开辟出多种可能性:《中庸》以此为出发点,为后世开出致思人性的形上学先风;告子从生生、本能、自律入手弘扬了孔子的天赋人性观;孟子和荀子则发展了孔子实践论意义上的道德人性论思想,分别创建起性本善和性本恶理论,为血缘宗法政治之可以德治和必须德治提供了截然不同的人性依据。     

孔子之学:“道前定”而“行笃敬”

对于如何安顿自己的心灵,怎样立志起信,孔子尤重"志于道""道前定"。"我欲仁,斯仁至矣",人有"守死善道"之心,才有"行笃敬"的踏实努力。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追求"学行天下",一生为"求道"努力。这在孔子弟子后学传述孔子学说,编辑《论语》时体现。《论语》体现的孔子之学、孔子的追求、孔子对待"人不知"的态度,都与孔子的人生主题相呼应。     

试论陈独秀评判孔子之道的历史作用──兼与林毓生“陈独秀全盘反孔说”商榷

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开展了空前的批判和重估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大论战。这是当时政治上反对复辟倒退、思想上追求新的人生价值观而反思传统的必然结果。陈独秀作为论战的主将，发表了多篇批判和评价孔子之道的文章，在当时引起了极大震动和反响，也引起了反对，反对者攻击他全盘否定孔子。我们现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人生价值观需要更新，也面临如何对待传统人生价值观和孔子人生哲学问题，研究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评判孔子之道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我们会有有益的启示，也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陈独秀评判孔子之道的历史作用。近年…     

柳宗元是儒学的伟大改革者

柳宗元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文学家,凡是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或者读过一些古书的老人都知道的。至于柳宗元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知道的人就要少得多,学术界的认识也不很一致。在十年动乱时期,表面上把柳宗元捧得很高,把他封为“法家”,实际上并没有理解柳宗元,把他的形象歪曲了。应该说柳宗元是个儒家,是“孔子之道”的忠实追随者。但他不是个墨守成规的儒家,是个儒家的改革者。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可以说是个伟大的改革者。柳宗元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至少不应比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低。     

由“艺”而“仁”而“德”而“道”——孔子成德思想逻辑进路之推定

成德成圣是孔门教学的核心内容。孔子成德思想的内容和逻辑进路以孔子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最为概括而精要。在孔子思想中,成德成圣的逻辑进路,是"道"→"德"→"仁"→"艺"还是"艺"→"仁"→"德"→"道"?宋儒朱熹与近人钱穆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与可比性。在孔子的成德思想体系之中,"志道"居于最高层次,"据德"是"志道"的基础和根据,"依仁"则是"据德"的主要途径,"游艺"则是居于最底层,是实现前三者的入手处。孔子之学为"下学上达"之学,他自述的进学、成德之历程正是这一学宗的生动体现。"道"、"德"、"仁"、"艺"四目在层次上是有高低的,是按照"道"→"德"→"仁"→"艺"之高低次序而列。与其"下学上达"之学宗相符,其成德进路应为"艺"→"仁"→"德"→"道"。这是一个从"实"走向"虚",从"现实"走向"理想境界"(达道)的"下学上达"的成德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