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论语》中的“君子”

孔子的君子观念,主要可从四个方面入手加以考察和把握:一是通过对"君子"与"学""道""命"(天命)相连的辨析,可知"君子"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如孔子那样立志于学天道、知天命的人。二是通过对"君子"与"仁""义""礼""智"相连的辨析,可知"君子"是达"天德"的人,即"己心"与落入具体事物中的"天心"(仁义礼智)合一的人。三是通过对"君子"与"小人"对比起来的辨析,可知他们之间的区别不但表现为道德上的善与恶和社会地位上的高与低,更表现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上的迥然不同,只有那种进行整体思维而又处在永恒觉悟过程中的人,才是真正的君子。四是通过对"君子"与"儒"相连的辨析,可知"君子儒"就是具有大思维、大觉悟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不会被"分别识"和各种妄念牵着鼻子走,才能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评价。     

子夏思想述析

子夏强调"学"的重要性,认为"君子学以致其道"。一方面要"博学于文",主要是学习儒家经典;另一方面是"约之以礼",从"洒扫应对进退"这类日常礼节入手,学习礼仪规范,以便达到"学而优则仕"这一通经致用的政治目标。子夏继承并发展了孔子思想,注重"道问学"和"由礼入儒",可谓"有圣人之一体"。     

孟子的《春秋》观与儒学“道脉”

孟子对孔子之道的把握和继承,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对孔子与《春秋》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上。孟子深受子恩思想影响,而子思则受孔子、曾子思想影响殊深。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言必称尧舜”。孔子、孟子的社会理想建立在总结历史与反恩现实的基础上。孔子作《春秋》,深蕴了他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孟子进而表彰、称颂之,表现了他与孔子之间一脉相承的特性。孟子的《春秋》观,关乎儒家“道脉”。     

论早期儒学发展的两个向度——从子夏、曾子思想差异说起

子夏和曾子对儒学均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继承并发展了孔子思想。将二者思想进行比较,最能体现早期儒学发展的两种不同进路：一、子夏重学,以博学多识为手段,进而践履儒学,属“道问学”;曾子重视个体内在人格的完美,注重向内求索,处处以“德性”为尊。二、子夏特别重视礼乐制度,注重礼的外在规范对人行为的制约作用,子夏的修身是由外入内。...     

孔子的文质论

<正> 一、前言孔子的教育理想,是使人成就为君子。孔子对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君子虽以行仁为己任,但孔子又强调”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同上)可见君子须文质两备。在孔子的文质见解中,质指孝弟忠信,文指礼乐。君子是一方面能行孝弟忠信,一方面又能实践礼乐的人。孔子的文质思想,一方面继承虞夏的忠孝思想,一方面发扬周公的礼乐思想。孔子又以文质论三代,《论语》及《札记》中四言“吾从周”,文质     

孟荀之辨

孟子和荀子皆可谓孔子身后儒门之巨擘,但同是以孔子之道的传承者自许,二者的分歧却是如此之大,以致荀子在其《非十二子》一文中痛诋孟子之学“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至宋儒苏轼则反其说而称:“荀卿者,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者也。其言愚人之所惊,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轲,世之所谓贤人君子也,荀卿独曰:乱天下者子思、孟轲也。天下之人如此其众也,仁人义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独曰:人性恶,桀纣性也,尧舜伪也。由是观之,意其为人,必也刚愎不逊,而自许太过。”(《应诏集·荀卿论》)孟、荀之学,历来学人多有品评褒贬,然其…     

论柳宗元的孔子观及其时代意义

除去汉唐经学笼罩在"孔子"身上的神圣、神异之蔽,把孔子还原为一个"人"之后,柳宗元对"孔子之道"进行了重新诠释,将其归结为形而上层面的"大公之道"与形而下层面的"生人之意",并主张以之作为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总方向,同时,又把孔子的人格理想概括为"圆外方中"的范式。柳宗元的孔子观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政治上,提倡以"王道"来重建"大一统"的社会政治秩序;文化上,指明了三教融合的总方向,也代表了中唐儒学复兴的方向;实践上,为当时士人指明了在复杂而严酷的政治环境中践履"孔子之道"的行为准则。     

叶适《论语》学思想的特色

叶适在释读《论语》时,注意扬弃前人思想,注重推陈出新。在诠释《论语》中,他采用了经与史、义理与史实结合的解经方法,提出了事功与德性统一,事功与践行统一的主张。他否定了曾子独得从尧到孔子的一脉相承之道而传之的说法,认为曾子把一贯之道简化成了"忠恕之道",仅保留了"止于其身"之道,因此他不是独得孔子之传而又传之后人的关键人物。叶适的上述做法,一方面丰富了《论语》学的解经方法,另一方面也拓展了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故无论是在《论语》学史上,还是在当时的学界,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子思为孔孟之间的过渡环节——以孟子性善论的形成为例

一、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一脉相承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将子思、孟子列为一派,自此,人们以子思、孟子并称“思孟学派”。从时间上看,子思及其后学介于孔、孟之间;从传承谱系来看,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一脉相承。孟子上承子思,子思为从孔子到孟子思想的中间过渡环节。关于孔子之后及门弟子分化的情况,梁启超认为,孔子死后,门人弟子分为二派:一派注重外观的典章文物,以有若、子夏、子游、子张为代表;一派注重内省的身心修养,以曾子、子思、孟子为代表。(参见梁启超,第122—123页)据梁说可以认为,曾子、子思、孟子当为一系。曾子小孔子4…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别解

《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语,历来有两种解法:一种以"德"分君子、小人,宋儒多如此解;另一种以"位"分君子、小人,秦汉儒者多如此解。以"德"分君子、小人,则"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语宣说的是一条道德原则;以"位"分,则可视为一条政治原则。作为道德原则来讲,以义利之辨分君子、小人,可视为一种修己之学,然修己本身不足以平天下。作为政治原则来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语有两层内涵:一是有"位"之"君子"不当与民争利;二是有"位"之"君子"当以"义"化民,此不仅合孔孟先富后教之义,且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亦得以充分体现。就此而言,以"位"分君子、小人,似更合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语的本旨。     

《论语》孔子“学”之内涵

"学"在孔子的思想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孔子之"学"是什么、有什么特点,至今鲜有严格依托《论语》及相关经典文本的论证。通过文本证据考察孔子所志与所好,可以证知,孔子"学"的本质是"为己之学",主体是以"周学"为代表的"古学",目的是修习君子;孔子"学"之灵魂特色在于其方法,尤见于《学而》开篇三问,其中"学而时习之"指明"学必力行"的方法总纲,"有朋自远方来"提出以"友善士"作为外部手段,"人不知而不愠"则强调树立"为己"的根本修习目的。     

《论语·阳货》篇“女子与小人”新解

孔子所骂的"女子"是贵族不安分的宠妾,称"内嬖";"小人"是贵族不安分的宠臣,称"外嬖",统称"嬖""嬖人"。为了一己私利,他们常常搅乱朝纲,祸害国家天下,因此不仅孔子骂之,周代君子均骂之。近代女权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均误解了孔子。     

由“艺”而“仁”而“德”而“道”——孔子成德思想逻辑进路之推定

成德成圣是孔门教学的核心内容。孔子成德思想的内容和逻辑进路以孔子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最为概括而精要。在孔子思想中,成德成圣的逻辑进路,是"道"→"德"→"仁"→"艺"还是"艺"→"仁"→"德"→"道"?宋儒朱熹与近人钱穆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与可比性。在孔子的成德思想体系之中,"志道"居于最高层次,"据德"是"志道"的基础和根据,"依仁"则是"据德"的主要途径,"游艺"则是居于最底层,是实现前三者的入手处。孔子之学为"下学上达"之学,他自述的进学、成德之历程正是这一学宗的生动体现。"道"、"德"、"仁"、"艺"四目在层次上是有高低的,是按照"道"→"德"→"仁"→"艺"之高低次序而列。与其"下学上达"之学宗相符,其成德进路应为"艺"→"仁"→"德"→"道"。这是一个从"实"走向"虚",从"现实"走向"理想境界"(达道)的"下学上达"的成德进路。     

“位”与“德”之间——从《周易·解卦》看孔子“君子小人”说的纠结

从《易传》对《周易·解卦》的解读来看,春秋时期及之前,人们对于"君子"与"小人",基本上都是着眼于"位"的区别——把握这一点,对于我们准确理解《论语》中孔子的君子小人说,具有重要启示。《论语》中以"君子"小人"同时对举者,除明确指向地位差异和道德差异的之外,其他纠缠不清者,可以划分为地位所带来的眼界差异、能力差异、修养差异等三种情形。在当今把"君子小人"固定为"德"的区别的话语背景下,笔者重新提出《论语》"君子小人"说的纠结问题,目的在于恢复历史原貌,使今人更准确地把握孔子学说的真谛。     

守死善道:“曾子有疾”两章解读

《论语·泰伯》"曾子有疾"两章都是关于曾子临终场景的记录,编次的倒置彰显了孔子守死善道教诲的主题。守死、善道是曾子守死心态和修身意志的表征,因而守死得以守护死亡、喜悦全归,善道得以留存礼之不善而"贵乎道"之善。检视身体、踏上归途之守死是对死亡的接纳,因而守死指涉修身的外延;人之将死,尚能"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此之善道是对生命的坚持,因而善道指涉修身的内涵。曾子的身体爱欲,是孝和仁的巅峰体验;"言不远身","行不远身",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的君子风范和儒家修身哲学革命性、彻底性的表达。     

“守正以待时、不争而贞胜”——王夫之论君子与小人相处之道

君子小人之辨在明末臻至顶峰。身为明末遗老,王夫之要求君子不用权术、避免与小人进入对立,即君子秉持正道以容纳、接触和控制小人,不能以权术对待之。一旦君子不能控制小人或局势,王夫之则斥之为"识暗而力柔",但是王夫之没有认识到,他欣赏的"识胜"而"力定"本身就是一种权术。王夫之及其同辈在小人面前的束手无策提醒我们,"喻于义""喻于利"的动机鉴别并不适合于政治和社会管理,儒家的礼义教化和包容也不能有效制止小人的肆意妄为。反倒是制度的建立、法令的约束是超越君子小人之辨、约束小人妄为的良策。因此,应将道德修身与政治管理适当分离,而不是用君子小人之辨来混淆个体修身与政治管理。     

孔子论周公之德——从孔子对周公“使骄且吝”的评价谈起CSSCI

孔子向往周公之治,而周公治政以德为先,因此孔子需要直面周公之德。在《论语》中,孔子对周公之德只有"使骄且吝"的评价。通过分析发现,"骄且吝"有其特殊指向和政治目的,这说明周公之德主要是一种政治之德。孔子采用否定性的评价方式,表明了对周公之德的高度重视。孔子对周公的重德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它落实在君子人格的养成上,更为重视表现在伦常日用之中的修身之德。总之,周公之德体现为工具理性,而孔子之德则体现为价值理性。     

论孔门七十子的讲习活动——兼及《论语》的形成

孔子去世后,七十子开展了孔子语录的讲习活动,这种活动的参与者多是七十子中的后辈弟子,有若、子游、子张、子夏等人是讲习活动的中坚力量。其中,有若以对孔子言行的精深理解,被一些后辈弟子推举为孔门代表,即"师事有若"。随着时间的流逝,讲习孔子语录的活动开始被曾子接管,在曾子手中,七十子同辈间讲习孔子语录的活动变成师徒间的传授。于此,孔子语录的讲习活动成为孔门正规化、模式化的传授行为。七十子开创的孔子语录的讲习活动,大大增加了孔子语录的数量和种类。经过七十子和再传弟子的辛勤努力,以《论语》为代表的孔子语录文献正式形成。     

孔子之学:“道前定”而“行笃敬”

对于如何安顿自己的心灵,怎样立志起信,孔子尤重"志于道""道前定"。"我欲仁,斯仁至矣",人有"守死善道"之心,才有"行笃敬"的踏实努力。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追求"学行天下",一生为"求道"努力。这在孔子弟子后学传述孔子学说,编辑《论语》时体现。《论语》体现的孔子之学、孔子的追求、孔子对待"人不知"的态度,都与孔子的人生主题相呼应。     

何以修己以安民？——人的需要与孔子儒家修己安民之道的深层意蕴

孔子儒家之“学”不外是一种修己安民的君子之学,亦可说是一种以君子为治体的修己治人或经世济民的道德政治学。“儒者,人之需也”,孔子儒家之学实为适应人的需要而生,对于人类心理的认识乃是其一切理论主张的重要根据。从适应人的需要特别是参照或借鉴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角度,人们可以更好地来理解和阐释孔子儒家之学的本质义涵,尤其是君子之学与修己安民之道的深层意蕴。要而言之,孔子儒家的君子之学及修己安民之道的核心要义、最具深意的地方就在于它们是对人类不同层次的需要或人民生活的各种需求与愿望所做出的某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回应。正唯如此,孔子儒家修己安民之道的理念才能在历史上逐渐与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产生共鸣,并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