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公私观及其现代辨析

公私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和重要的道德范畴。公私含义演化及观念生成的逻辑奠定了传统伦理中"贵公"的价值观,它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伦理气质。历史地分析公、私概念内涵及其主体关系的演变,客观地揭示传统公私观念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意涵,是传统公私观现代价值辨析的理论前提。传统公私观念的形成有两个基本载体,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共同体之公的伦理观念载体,二是认识论意义上天下为公的道德观念载体。这两个载体构成传统公私观的伦理本质,形成存在的实然与道德的应然之间的张力。传统公私观的现代困境恰恰在于混淆了两个基本载体,使得"公""私"无法各安其位,进而出现伦理失序和道德失守。澄清之解,可以从借鉴义利和解之道以及对分殊公私的伦理与道德之理,从根本上使公私回归伦理本性。     

从“崇公抑私”到“尚公重私”——中国公私观转型视界中的公民精神培育

公私观念构成了中国人行动逻辑的深层基础,而公私差异生成了中国人行动逻辑的特殊主义特性.在"差序格局"与"伦理本住"的社会生活中,"天下为公"的理想、"大公无私"的品格、"崇公抑私"的手段所衍生的"公"的观念却始终是一种基于私人关系的圈层意识,无法超越"一己之私"的范畴,故而思想界多有诟病.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并积淀扎根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公私观念,对于国人之公共参与行为、公民精神培育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国人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或动机的约束上.将公私看作是绝对冲突、势不两立的双方,并且将与个体自我有关的一切方面都归入"私"的范畴而视作必须灭绝铲除之列,如此逆人天性而行,则实际结果只能是公私关系的扭曲和逆转,只能是正常、正当的"公"与正常、正当的"私"的两败俱伤.追求程序公平,必然要肯定"合理之私";强调结果公平,必然要奉行"尚公之道".所以,培育公民精神,推进社会公平,需要大力提倡"尚公重私"的公私观.     

王船山义利之辨中的公私取向

王船山义利之辨是与公私之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船山不仅对利作出了公利、私利的区分,而且对义也作出了公义、私义的区分,整体上要求重公义、轻私义,重公利、轻私利,故此提出了"循公废私""存公抑私"等命题。与此同时,船山对个人私利亦作出了完全有别于理学的独到性分析,承认个人私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尚公崇私"的伦理学命题,体现出一种早期启蒙的伦理倾向。船山这种"尚公崇私"论蕴含着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机统一起来的因素,是对理学"贵义贱利"以及否定个人正当利益的批判性超越,而其公私论与义利论的结合则彰显出超越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对立而朝向义利并重、公私兼顾的价值目标。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及其现代变革论纲

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必须对传统经济伦理进行根本的变革：(1)变革“重公轻私”的产权伦理;(2)变革“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分配伦理;(3)变革通行于熟人社会的“诚信”道德;(4)变革“家庭主义”。但由于存在着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因而“传统经济伦理”的现代变革将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过程。     

艾滋病防控中获取患者信息的伦理问题刍议

当前艾滋病获取患者信息中,存在公私观念上的摩擦、相关规定与环节存在疏漏、对信息弱势群体关照不足的伦理难题。问题背后包含着患者为了公共健康的伦理目的却又失去伦理关系的风险,"失德"名声带来的耻感与歧视,遵守政策规范却缺少应有的尊重与保护等矛盾。问题的解决需要在文化背景和利益关系下思量个人身心秩序与社会整体秩序间如何权衡,结合历史、理论与现实维度提出路径。"信"的建立是关键所在,包括公共卫生部门公信力的树立和相应制度措施建设,同时在信息活动中需要给"私"以合理地位,并注重艾滋病治疗相关医学信息的宣传。     

论古典儒家的公私权益观——兼论对古典儒家公私观念的误解

公私关系归根结底是利益关系。从公私的实然义,即君国与社会及个人的层面考察儒家的公私利益观,更能得其实。儒家尊重个体权益,肯定个体正当权利之于国家霸权利益的优先性,为士农工商等私人谋求利益乃国家之根本目的和责任。儒家也承认国家利益的必要性,但需给予限制,以免损害到私人利益,赋税是调节公私利益的杠杆。概言之,若从公私利益关系看,儒家倡导公私互动、公私共谋的公私利益观,并不主张惯常所认为的"崇公抑私"、"以公灭私"、"大公无私"等观念。     

黄宗羲的公共性思想——以《明夷待访录》为中心的考察

黄宗羲的政治哲学在公共性维度有着丰富的体现。黄宗羲正视人性之私,但要求为政者在履行公职时应以公抑私,君主不能以最高权位谋取一家一姓之私,群臣也不能将职分定位在效忠于一家一姓。黄宗羲主张,国家的大根大本在于制度建设,但制度建设的正当性不在于维护帝王统治,而在于其利于天下万民的动机与措施。为了更好的使民众参与政治事务,黄宗羲特别主张通过完善"学校"制度和拓宽"取士"渠道来促进士人和民众的公共议政、公共评判、公共参与,以此完善国家的公共治理。黄宗羲的公共性思想既是传统儒家天下为公思想的发展,也是近代以来公私之辨的先声,对于现代政治治理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朱熹哲学中的欲望与秩序

为建设理想社会,儒家一直集中关注以下几个问题:哪种社会秩序是更为合理的?它合理的依据是什么?怎样才能实现并维持这种社会秩序?同时,与此问题相关的是,怎么去定义人的欲望,怎么去解决秩序与欲望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和矛盾。关于这些问题,朱熹用"天理之节文"定义了"礼",认为在"公"的价值观视角上,"礼"是具体而现实的表现"天理之节文"的秩序体系。他把公和理同天理结合起来,在为这些概念提供存在论背景的同时,又赋予了其不可违背的绝对的道德权威。恰恰与之相反,朱熹又把人欲望中与公对立的私、与礼对立的欲,定义为私欲,认为"私"及"私欲"是为了维护社会"公"的秩序,强调为了保存天理一定要克服"私"及"私欲"。朱熹认为,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作为礼的主要构成内容,它们依据于天理,是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私"与"公"、"人欲"与"礼"的关系以及天理的特点,不是以社会秩序的重组为中心,而是通过"礼"所表现的社会秩序,寻求构建社会秩序的正确方向。     

公共生活发生的路径

近代以来的领域分化是由家庭发端的.家庭功能的分化,现代家庭对传统家庭的取代,为近代社会的出现做好了准备.在此基础上,日常生活、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才得以各自生成.对这一过程,乌托邦思想家有着高度的敏觉,看到了"公"与"私"开始出现的矛盾,因此,他们多有废除家庭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公"与"私"的矛盾最终是在现代政治建构中得到化解的,是在"代议制"中得以调和的.当人们找到了"公共利益"形成的途径时,实际上也找到了建构公共生活的方式.但是,今天的公共生活还流于形式,只是朝着实质性公共生活过渡的准备.     

道德之“民”的诞生

"公民"与"道德"之间的同一性及其生成的"公民道德",有待由"发生"到"诞生"的理念革命。"公民"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承认,"公民道德"的真谛是通过道德生命的生长诞生真正意义上的"公"之"民"或"道德之‘民’"。道德之"民"的诞生经历了"伦理上的造诣"—"道德世界观"—"道德主体"的辩证过程,展现为"伦理人"—"道德人"—"成人"的有机生命进程。"德"或道德在本性上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伦理是人类的家园,伦理家园的守望迎来"精神"的日出。伦理造诣—伦理家园—伦理精神是"伦理人"诞生的三部曲。"道德世界观"是道德世界的自我意识,以道德与自然、义务与现实即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义与利、理与欲、归根结底公与私的对立及其自觉为前提;但是道德世界观的本质是二者之间"被预定的和谐",关键在于必须透过道德行动实现二者之间的和谐。现实中对立—信念中预定和谐—通过行动实现和谐,是"道德人"诞生的生命节律。"道德人"的发展,是道德主体的生成。道德主体经过"良心—善—道德世界"的诞生过程,良心扬弃道德世界观的"二律背反",但内在"一个人的心"与"所有人的心"的矛盾;"善"是特殊意志与普遍意志的统一,但具有抽象性;道德主体扬弃良心与善中的矛盾与分裂,"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追求并达到"成人"境界。"公民道德"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既是"公民"与"道德"同一的道德主体的创造,更是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同一的人的世界的创造。     

美国行政伦理研究视点的变迁——以《公共行政评论》为例

<公共行政评论>作为美国公共行政学会会刊,反映出了行政伦理研究视点在20世纪的变迁.40-60年代,行政伦理研究从改变公共行政学的价值中立预设开始,以行政责任为关注点,从行政伦理的外部控制与内部控制研究,发展到关注行政组织、行政制度的伦理内容研究.70年代,以"社会公平与公共行政"为研究焦点形成新公共行政学派.80年代,关注对"行政伦理"立法的反思,建构"公民主义"的研究进路.90年代,研究方法与研究立场逐渐多元化,研究视阈拓展.21世纪初,批判进路的行政伦理研究继续深化发展,学者也关注行政伦理学发展过程中显现出来的一些具体问题.     

梁漱溟新乡村组织的伦理探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探寻中国社会新出路的过程中,梁漱溟等新知识分子倡导乡村建设运动。他从对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本位"的认识出发,将"伦理情谊"融入团体组织,依新礼俗为规范,从义务本位确立"团体-个人"中的新关系,以相对论的伦理主义原则培育"团体-个人"中的新观念,以"人生向上"为目标建设中国乡村的团体生活。这种坚持以民族传统资源构建新社会的伦理精神,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但因过度倚重传统伦理道德的力量而忽视其在经济社会变迁中应有的现代转换,梁漱溟的新乡村组织陷入伦理本位主义的理论困境,在"私德"向"公德"的伦理转换和培育中出现了种种矛盾。     

宗教对话的转型与日本“公共哲学”新视阈

本文在对日本学者宗教对话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全球化时代诸宗教间对话向"实践模式"转型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与有待破解的难题。通过援引日本学者提出的"活私开公"之公共哲学理论,进一步分析了破解转型期宗教间对话困境与难题的方法,即诸宗教在相互尊重独立性的同时,要以"活私"的态度、"开公"的姿态肩负起宗教对于人类社会的"公共性的责任",针对人类社会面临的紧迫难题,展开互助与协作。     

伦理情感内生之呼唤——基于对云南省建水县祭孔仪式的考察

云南省建水县文庙乃全国第二大文庙,近年来在此举办的祭孔大典将传统祭祀与现代公祭高度融合,成了国内儒家文化传承的重要活动。祭孔仪式通过回溯历史、雅俗共赏、礼乐交融和体态展演等环节,展现了伦理情感之发显与强化的基本过程;而家国同构的理念则成了伦理情感之延续的现实依据;通过对"礼""仪"关系的疏通,从而认识到仪式将人们被动的"使命感"化作主动的"仪式感"之过程,进而申发出对伦理情感内生之呼唤。基于对祭孔仪式的展演过程与伦理诉求的分析,"仪式"表现与"仪式感"的运用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伦理道德,何种精神哲学形态?何种“中国气派”?

伦理道德的本性是"精神","精神"是伦理型文化与宗教型文化的共同话语,由此可以建立起文明对话的话语平台。"‘精’—‘神’"的二元构造使其概念地内在理想与现实、普遍性与民族性相矛盾,于是建立一种关于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寻找其"中国气派"便必须而必然。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是精神现象学、历史哲学与法哲学的统一。黑格尔所建立的"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伦理道德的"精神现象学",揭示了伦理道德的形上真理,然而它只是西方精神史的历史哲学表达,并在法哲学层面"头足倒置"。伦理世界中的中国话语是"国—家"伦理实体,"中国气派"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精神哲学规律所造就的伦理世界的"亲和";生活世界或"教化世界"的中国话语是"内圣外王"的权力伦理与"义利合一"的财富伦理,"中国气派"是对国家权力"为政以德"的道德诉求和对财富"为富不仁"的伦理批判,呈现为对生活世界的道德警惕和伦理紧张;道德世界的话语体系是"义利—理欲—公私","中国气派"是"求诸己"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超越。伦理世界的亲和、生活世界的警惕与紧张、道德世界的超越,三者构成的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和精神哲学形态的"中国气质"和"中国气派"就是:伦理乐观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     

疏离与关怀:传染病患者的社会交往伦理探析

现代社会围绕传染病涉及医学、伦理、社会文化等多因素相互影响和作用,整个社会呈现出不同的道德认识、评价、情感选择方式,构成了传染病患者与医生、与社会其他人之间的复杂道德关系和张力互动。关注传染病患者伴随生活世界转换而与社会的疏离及自我放逐,在社会人道关怀和个体社会责任强化中,完善社会控制,重建公共交往伦理,对于保持社会和谐和公正意义重大。     

现代性与“陌生人伦理”

我国社会结构的当代转型以及"陌生人社会"的来临,从根本上需要新的伦理——"陌生人伦理"作为支撑。它是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具有某种普遍性的伦理诉求,一种全新的价值系统和行为方式。市场、贸易和契约等现代化动因,借助"由熟变生"和"由生变熟"的双向互动机制,推动亲近性道德向"陌生人伦理"的转换。在当代,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伦理,首先应当明确血缘亲情的内在价值,继承亲近性道德之丰富内涵,发扬其稳定持久的文化纽带功能;其次要发挥"陌生人伦理"的调控作用,摒弃亲近性道德之主观随意的缺陷,引导个人行为的有序发展,推进当代和谐伦理生活的自觉构建。     

“河长制”:制度形态与创新趋向

基于人类社会治理模式演进的历史视野,从"权制"到"法制"再到"德制"的制度形态变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我国仍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和超越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阶段,目前由我国地方政府首创并正在全国多地陆续加以推广的"河长制"应当既不属于典型的权力制度,也不属于典型的法律制度或典型的道德制度,但它又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三种典型制度形态的某些特征。从目前"河长制"存在的特殊制度形态实际出发,"河长制"的进一步创新趋向应定位为有序消解它的权力制度特征,适度追求它的法律制度构建以及逐步强化它的道德制度建设。     

现代新儒家对公私观念的探索与重构

现代新儒家在反思"五四"启蒙运动的过程中,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了中西公私含义及其现代转换,并就儒家公共性进行了本体论建构。梁漱溟从中西文化的比较入手,提出以"意欲"区分文化类型的思路,并以"意欲"的不同阐释公私的差别。唐君毅将"自我"作了"现实自我"与"道德自我"的区分,认为"道德自我"是一个包括和统帅一切活动的"觉照",是形上本体。杜维明认为,"自我"包括"仁"与"礼"两个方面,它不仅是人际关系网络的中心,也是能动的自觉发展过程。杜维明将"自我"的实现与转化看作存有的连续性过程,并为"自我"的终极转化进行了本体论的设定与阐释。     

伦理道德的中国精神哲学范式与中国话语

中国精神哲学传统一以贯之演绎的是伦理与道德"相濡以沫"的文化正剧,而拒绝向"相忘江湖"的道德自由方向发展。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哲学形态的"中国范式"就是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如果进行话语转换,与黑格尔"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西方范式"相比,"礼——克己——仁"的"中国范式"最重要的"中国风情"便是"克己"。"中国范式"在现代以文化坚守与问题共识两种方式呈现,一方面表现为对伦理型文化的坚守,以及"伦理上守望传统,道德上走向现代"的转型轨迹,另一方面是在关于分配不公和官员腐败两大问题诊断的高度共识中所表现的伦理忧患意识。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的中国话语,就是"伦——理——道——德——得"的精神哲学过程和精神哲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