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管理与公共文明建设

公共性是政府公共管理与公共文明建设的共同属性,政府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体现在管理主体的公共性、管理价值观的公共性,管理手段的公共性和管理对象及目标的公共性等方面.公共文明建设的关键在于培养社会的公共精神,政府公共管理在公共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道德示范、制度保障、促进公民的有序参与和激发公民的公共意识等重要作用.     

文化、政制与圣王:黄宗羲晚年心境及其思想意涵探析

黄宗羲晚年对于清廷正当性的认可,主要在于文化而非政治层面,其委曲心境的根源,在于对康熙右文政策的肯定与对清代集权政治的抵触。康熙兴文重教,固然令黄宗羲早期强烈的反清思想有所转化,但政治理念上的巨大差异使其对清廷的认同始终停留在有限的范围内。黄宗羲的政治理想与制度改革方案在清代趋向集权专制的政治环境中绝无实现之可能,其在清廷认同问题上表现出的文化认可、政制抵触的曲折态度,正是这一矛盾的反映。     

国家治理的技术场景:理论反思和话语重构

在行政场景中,技术理性是国家治理结构的主体方面和生产力基础。公共管理在政治行政二分背景下,移植了管理工程的技术叙事,以技术效能实现既有格局的意志和利益,并通过科层组织基础、公共性粉饰和制度主义进一步强化和美化了技术的神话。公共管理对技术认知和实践有诸多偏差,应当从系统工程和复合时空的视野建构行政的技术理解框架。行政、政治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和角力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外部格局,政治性、统治性、公共性、技术性、责任、秩序和治理方式等复合理性构成了内部格局。行政技术是国家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的建构方式,是政治和公共性等价值的实现途径,是制度形式的文明基础和实践途径,也是国家事务的管理工具和公共事务的服务手段。总体说来,行政的技术是实现行政、政治和社会连接的作为空间,也是国家治理结构的实现途径。     

“通三统”与秩序的政教之旨

通三统是公羊学中重要理论,具有多重理论意义。通三统要求存二王后,要求以天下万民为本,不私一姓,是对特定政权之合法性的限制。三统之说源于三正,这是其天道依据;其实质则为忠、敬、文三教,蕴涵着德教文质互变的规律。"通"三统的真正思想力量不在于要把三种不同的"统"并包进来,而在于以一贯之道去"通"这三统。仁政施于上,德教行于下,是三统所要通的一贯之道。此道百代所同,是一切政制之宪,是最为根本的政治合法性,也因此而构成儒家政治最深刻的宪章。     

重叠共识与公共辩护的抱负——答张途与惠春寿

张途和惠春寿对《辩护的政治》的评论和批判主要集中在公共辩护的"辩护性"与"公共性"的含义、体现方式上。张途认为相较于其他强调公共辩护的认知面向的理论家,罗尔斯的公共辩护优势在于其公共性。而惠春寿恰恰认为《辩护的政治》中所阐发的公共辩护没有体现公共性。惠春寿同时认为必须对重叠共识的角色做更为现实的理解,才能说明辩护性问题。《辩护的政治》对"公共性"问题的说明确实过于简略,需要修订补充,而在全面准确地理解罗尔斯的公共辩护的理论抱负及"双重视角"辩护策略的前提下,公共辩护的"辩护性"是可以获得合理说明的。     

皇权与教化之间:西汉永光年间宗庙礼制改革的政治文化内涵

宣、元之际乃西汉政治文化一大转捩点,元帝永光年间由儒士倡导的宗庙礼制改革即为此转捩中之重要举措,寄托了他们对皇权"公共性"问题的思考。"庙议"中,儒士主张"亲尽迭毁"、君统高于宗统,努力祛除皇家宗庙祭祀中血缘共同体亲亲"私祭"的特征,从而赋予其国家"公祭"的尊尊性质,彰显出儒教对皇权乃"公权"而非"私器"的规训教化意味。皇权亦能通过鼓吹"祖宗功德"论等手段最大限度地兼顾家族利益与王朝意图。     

试论朱熹对儒家公私观的发展——基于临政处事之道的分析

亲亲之恩既具公共普遍意义,又有个人特殊性,其公私双重意涵使得儒家公私观复杂且吊诡,也造成了实践中的难题。这在为政者的政治实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朱熹之前的儒家或倡导政治实践应断绝一己亲恩,或认为为政者可通过权衡成全一己亲恩,不仅未解决这一难题,反而导致了因公灭私和以私害公两种后果。朱熹提出"本于天理,验于人心"的临政处事原则,在为政者与公众、人与制度的互动关系中实现了为政者一己亲恩与政治公平性的动态平衡,完善了儒家普遍之公寓于并成于具体之私的思考理路,相较于西方"二元对立""公私二分"的思维模式,对于应对当今制度世界与生活世界相隔绝的问题颇有启发。     

王道天下与世界治理——论儒家政治传统与当代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构建

在有关"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争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本文试图从世界治理的视角,重新理解儒家政治传统的现代价值。民族国家并非人类政治中的永恒存在,其产生与西方近代政治与社会的转型密切相关。以民族国家为主体构建的国际政治秩序无法突破"诸神之争"的无秩序状态,它仅仅是对"国家间关系"的调整,却远不能以世界的眼光看世界。儒家政治有着悠久的"王道天下"的传统,其出发点不是对一家一国的治理,而是对世界的治理。尽管其中的具体制度不可能再适应当今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治理,但"王道天下"的观念对于构建当代国际政治新秩序却有着全新的启示。苟能重新认识儒家政治"王道天下"的传统,并能对此进行更化,将之融入到中国道路的变革中,必将会对世界治理与人类和平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传统异端思想的自我限度——李贽与黄宗羲伦理思想比较研究

李贽与黄宗羲分别从道德与政治的两个层面上挑战了中国传统秩序,王阳明心学是他们异端思想的共同来源。李贽挑战了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道德标准,黄宗羲挑战了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政治标准。相反,政治权威与法律制度构成了李贽异端思想的自我限度,而道德秩序与儒家传统则构成了黄宗羲异端思想的自我限度。李贽与黄宗羲的最终目标都是期望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一个能够让人坚持内在德性挺立,并且获得外在制度保障的新的世界。     

论公共艺术中公众参与的重要性——以作品《离·合》为例

公共艺术的核心问题是作品的"公共性"问题,而"公共性"问题其实是公共权力问题。公众参与公共艺术创作是"公共性"的一种重要体现。通过不成熟的创作实践以求抛砖引玉,对公共艺术中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做一个简短论述。     

论黄宗羲政治伦理思想的历史定位

黄宗羲的政治伦理思想是其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通过与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的对比,我们发现,黄宗羲政治伦理思想仍是在继承传统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又大大超过了传统民本思想而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通过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对比,我们发现,在其民本思想中并不包涵近代意义的民主思想,他的"民权"思想与西方近代的"主权在民"思想也存在较大的距离。对黄宗羲政治伦理思想的历史定位应以这两个方面为座标。     

论朱熹哲学中的公共性思想

朱熹的"理一分殊"思想,强调天理的普遍性,为社会交往的公共性原则提供了形而上依据,也是其公共性思想的逻辑前提。朱熹注意区分公私之别,将天理人欲之辨看作公私之辨,认为公是仁爱思想的前提和重要内容。与先儒一样,朱熹认为公共性价值的具体落实依赖于由己而人,由"明德"而后"亲民",强调个体修养向公共空间的推衍。朱熹对"絜矩之道"或"礼"的重视,为公共性原则的落实提供了规则性保障。朱熹公共性思想中对个体的挤压,需要在现代价值视域中予以扬弃。     

从公共性试论数码艺术与公共艺术的协奏

公共艺术作为政府、民众与艺术创作群体之间对话、交流与合作的开放性领域,是空间与场所的公共共享,更是社会和政治学意义上的"共同享有"、"共同协作"和民主参与,是公共文化精神的凝聚与显现.而作为当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数码艺术的特点与发展,尤其是其本身科技性和普及性,使得它与公共艺术在公共性上演绎着精彩的协奏曲.     

论康德的"公共性"及其理论价值

在学术界对康德思想的讨论中,"公共性"问题却被忽略.而这恰恰是把握康德政治哲学特质的关键所在.在康德看来,任何政治判断都应该是一次"启蒙".而启蒙必须以公共性为中介.正是由于理性的公共使用,政治判断才有可能成为批判的、辩论的共识,进而才能获得深厚的民情民意基础.基于这种认识,康德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性"并赋予其新的意涵,从而凸显了"公共性"的理论价值及其在康德思想体系中的转向意义.     

公民美德:特征及其意义

公民身份的政治和公共特性决定了公民美德不仅是一种政治美德,它还是公民个体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应该具备的具有示范意义的公共性美德.政治性与公共性是公民美德的基本特性.作为一种身份美德,公民美德能够使个体以公民之立场理解并参与公共事务,创造并服务于公共利益,支持个体完成公民分内之事,从而自觉地维系公民身份,并确保公民所属政治共同体之发展与凝聚.     

义利之辨与儒家公共性思想的展开

从儒家思想史看,义利之辨虽然不能简单等同于公私之辨,但是公私问题依然是其核心要义。在公共生活中,公义和私利在何种情景下、何者更具有优先性的思考,是义利之辨的实质之一。在儒家看来,良好的公共生活需要个体让渡部分私人利益来落实公义,并以此促成社会的和谐。义利之辨中的公共性优先原则,在儒家的仁爱学说、大同理想、修身工夫等思想中也有体现。就此而言,义利之辨是儒家公共性思想的逻辑展开。     

试论董仲舒“无为”思想的四个维度

董仲舒的"无为"思想不能只作来自黄老之学的单向度式概括,其实际包含四个维度:董仲舒在景帝朝任博士时,吸收黄老"无为",寻求儒道整合;景武之际则吸纳诸子"治道"思想,继续完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君臣政治分工模式,并以阴阳学作为理论基础;武帝朝对策时,提出"改制无易道"的思想主张,传承儒家天命观与礼乐制度的因袭和损益之道;针对武帝时代统治阶层奢侈多欲等过度有为情况,提出"调均""致无为"等"无为而治"主张,希冀以"无为"促"善治"。不同时期的"无为"含义变迁反映了董仲舒思想的复杂性与整合性,凸显其现实关怀与担当意识。     

从晚清民国茶馆看中国近代公共伦理生活

中国近代茶馆兴盛,民众公共生活也开始发育,因而茶馆成为重要的公共空间。作为公共空间,茶馆展示着当时公共伦理生活的现实面貌,同时也成为政府和知识精英改良风俗、进行道德引领的重要空间。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中起道德引领作用的主要是政府,所推行的内容是由政府和知识精英提供的,推行的方式是自上而下。可见,茶馆作为中国近代典型的公共空间,其作用与西方近代的公共空间有明显不同。茶馆对中国近代社会公共生活的作用,并没能体现在"公共"上而只是体现在"空间"上,即茶馆提供给了民众展示伦理状况和被进行道德引领的空间,参与其中的民众并没能通过自我启蒙、参与讨论等形成公共的伦理观念和道德意识。公共性的提升与公德意识的培育,任重而道远。     

治官而非治民:孔子德治思想的核心诉求与当代价值

孔子的德治思想体大思精,但其基本立足点和重心,不在于"治民"而在于"治官",可以说,有德者之治和有道德之治是孔子德治思想的核心诉求。孔子的德治思想首先强调的是有德者之治,总是把"为政之德"放在最优先、最重要的位置上,作为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加以考量。孔子所主张的有道德之治涵盖了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其中最核心的是以下四大要义:一是珍惜人的生命,尊重而不是肆意剥夺人的生存权;二是减轻赋税,让民众过上相对富足和殷实的生活;三是任人唯贤,形成贤者进不肖者退的局面;四是重视教化,提高民众的道德礼义素养。孔子德治思想中具有超时空、普适性的真知灼见及价值取向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政治民主的学理思考与现实意义

政治民主是指所有公共事务的最终决策意志应该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内的全体公民.政治民主是个体公共人格的展现,是一种协商过程,是政治正义的题中应有之意.政治民主的功能在于:它是政治自由的坚实保障,与政治平等相互支撑,可以促进社群分合.其价值局限性在于:它容易导致非理性的集体行动并侵犯个人价值,忽略商谈缺位者的利益,偏离社会的整体价值导向.在当前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中,政治民主可以巩固民众本体的意识,鼓舞和引导人们的政治和公共参与,促进良性政治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