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孝道里的终极关怀意识

与其他文化传统不同,儒家独特的终极关怀意识是围绕孝道进行的,在孝道观念里,孝养父母、祭祖敬天是对自己及万物生命之源的追溯,体现了深厚的历史意识与超越精神;爱惜自己的身体与品德并关爱他人及世间万物,体现了对当下生命的敬畏护养及天人一体的情怀;重视婚育进而重视文化生命的传承,是对生命之流的延续,体现出面向未来的开放精神及人文关怀。孝道就在这种纵向上过去、现在、未来的打通,横向上个体、家庭、社会、宇宙的拓展、层次上肉体生命到精神生命的升华中,将个体的有限生命汇聚、拓展、升华成一个超越而无限的大生命,从而完成了对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怀。研究儒家孝道里的终极关怀意识,对于重塑现代中国人的信仰世界从而满足中国人的生命深层次需要,有着重要的理论及实践价值。     

中外孝道之异同刍议

本文欲分析总结中外"孝道"之异同。欲先从"孝"、"孝道"之基本概念,孝道之渊源,孝道之事亲,违反孝道受咒诅与刑法,孝道极致为"大孝"等方面,进行初步研究探讨。本文以《圣经》为主线,《孝经》为侧翼,进行粗浅对比。虽涉及"孝神",但仍以"孝亲"为重点,对"孝神"将另行文。     

孝的初源载体、衍生及现代转向

代际承继和世代绵续是孝的初源维护。生命的绵续,融财产、事业、精神志向等社会存在于一体而行进。历史长河中,由"追孝"先人的祀祖俗化为孝养在世家亲,孝衍生出慈、友、恭、良、悌等系列的修身德目,并上升为一套伦理道德规范。孝治天下,形成遵孝"礼礼"的"礼序"社会,核心是宗法血缘的承继绵续。历史演绎中,通过"承继绵续"的承载,孝在旧内涵沉没成历史的同时,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当前,面临孝道主体缺位,少子老年化,孝的供需失衡等情状,慎重对待传统孝观念,传承与自新孝,把生育儿女视为应尽的社会义务和国家责任。回归孝的私域亲情,树立新的养老观,实现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变是必要的。     

孝悌为上: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的根本取向

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思想以孝为核心,表现为把"孝道"作为立家之本,认为孝悌廉耻胜于功名,表现了与以往家庭伦理的不同。曾国藩非常重视并终身实践传统家庭伦理文化意义上的孝观念,而且将传统意义上的孝观念予以扬弃,形成了既承接传统又体现时代特色的"孝思"。为此,在忠与孝的关系上,曾国藩提出了先孝后忠的思想,反映了他在家庭伦理方面对传统道德的改造。     

从孝道看传统礼治在乡村社会的运行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传统社会以伦理为本位,以孝治国和依礼治村是乡土社会治理的显著特征。首先,孝道传承始于"有礼可依",仪式赋予孝道以知识化和规范化,节庆又将族群的精神气质具象化为礼仪传统。其次,传统乡绅在地方自治和村庄教化中起到传道和卫道的作用,使得乡村孝道在运行中"违礼必究"。再次,乡村孝道的传播和再生产,还有赖于无形的乡村舆论形成的孝道保护的文化磁场,牵引着乡村社会"依礼而治"、"无讼自治"。在百年社会急速蜕变中,现代社会良性协调机制的供给远落后于传统社会良性治理机制的断裂速度,将传统的伦理资源转化为现代社区治理的社会资源,以礼治村与以法治村相辅同向而行,有助于构建新时代文明礼治的乡村社会共同体。     

论孝传统的形成及现代际遇

重视孝亲是中国人的传统 ,但是自从西方文化传入以后 ,孝观念受到了思想上的批判和在行为上的舍弃。本文从孝传统的形成着手 ,分析了历史上孝道的教育普及、理论研究、文化融通以及统治者在行政上维护等孝得以传承主要因素 ,解析了孝在现代社会所受到的冲击 ,最后阐述了传统之孝在现代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孝跨越生死 ,本文认为孝之本质和价值在于对父母的爱、敬和提升扩展为博爱     

韩国重孝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韩国人崇尚孝道历史久远,加之韩国政府对"孝"的大力弘扬,使得韩国社会形成了"不孝者无以立足"的良好风气。韩国国会于2007年7月高票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孝"的法律——《孝行奖励资助法》,这是"孝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另外,韩国政府在"社会习俗"、"学校教育"、"法律制度"等方面亦做了很多传承弘扬孝道文化的工作。正是对以"孝"为核心的儒家文化的尊崇与宣扬,使得韩国成为东亚儒学文化圈中最忠实于儒家文化的国家,亦成为当今世界上公认的"践行儒家文化最好的国度"。     

文昌信仰与传统孝道关系研究

文昌本是天上星神,后来衍变为主司科举文运、劝善教化的人格神。明清时期,伴随着文昌信仰的兴盛,文昌信仰与传统孝道的结合越发紧密,逐渐形成了以文昌信仰为中心的劝孝教化机制。文昌信仰与传统孝道的结合实则是道教神学与儒家传统孝道的结合。道教神学体系是儒家传统孝道的载体,儒家传统孝道思想则通过道教神学的形式得到强化和贯彻。特别是在明中叶以后社会出现信仰危机时,这种融合儒道宣扬孝道的方式更易于被寻常百姓所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儒家孝道教化功能的不足,对明清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性亲情的和谐美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优秀的孝道文化.孝道观念,就是遵循人的本性,人本性所欲的仁爱敬让之心.孝的基本含义是养与敬.养偏重于物质和事功方面;敬则偏重于精神与心理方面.而它们的核心则是内心的爱.传统孝遒还有一个十分可贵的精华,是从家庭这个社会细胞和基础出发,推而广之,广到博爱.今天我们要建设、发展、促进新时代的孝道文化,将家庭的孝道,推广到社会上,成为敬老博爱的民俗.     

"克隆"技术与传统孝道精神的冲突及理性思考

克隆技术对人类生殖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人类的生殖行为是人伦关系的基础 ,孝观念是中国社会人伦关系的核心 ,克隆技术对传统孝道精神的冲击也就是明显的。所以有人认为 ,在克隆时代传统的孝道精神将不复存在。本文认为 ,克隆技术并不能改变后人对前人的侍服关系 ,孝道精神所依据的前后人伦及养护关系仍然存在 ,孝道精神仍将存在     

古今之间的“孝道”——兼论传统孝道的现代转换

在传统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语系中,"孝"和"孝道"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孝道既是私德,更是公德,其践行主要依恃政治官僚和学术精英的共同推动。尽管今天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相比古代社会已经有了根本性的不同,然而作为"道",孝不应该被轻易放弃和否定,它仍然有它存在的独特价值,能够为现代社会提供关于人际和生命意义的崭新思考,也能够履行其他的社会职能。如何理解古今之间的孝道和传统孝道的现代转换,是时代的命题,我们应该有所回应和关心。     

共同体意识下的家国情怀论

家国情怀是人对与自己密切相关的集体如家庭和国家眷念与爱戴的心境,以及对其包涵与宽容的胸怀,是个人对于家庭和国家的一种积极的思想意识、情感认同和自觉担当的意愿,是一种道德评价和道德选择,对培养人们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道德观具有重要价值。家国情怀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不能直接等同,与共同体意识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当下我们既应该坚守家国情怀,也要通过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来实现对家国情怀的超越。     

现代文明与孝伦理

近年来孝伦理在我国学界引起广泛的兴趣和讨论 ,本文论述了孝意识的自然基础和社会起源 ,指出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孝伦理的严重扭曲和对封建孝道进行批判的必要性。同时运用辩证分析的方法指出 ,作为社会伦理观念的孝道在当代社会的积极意义 ,社会主义孝道的合理内容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进行孝伦理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老龄化社会的伦理新启蒙

"孝"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觉悟,也是中国社会发生最早的伦理启蒙,从孝慈伦理,到"孝"治天下,再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大同理想,其文明精髓是追求人的终极关怀。当代中国社会的重大难题之一是"超载老龄化",它使原有的家庭-社会-国家伦理实体的有机体系面临解构,老龄人难以透过"孝"的自然伦理安全系统达到伦理上的终极回归,因而难以完成伦理型文化背景下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即终极伦理关怀。老龄化社会期待孝道伦理的新启蒙,在孝道传统的回归和创新性发展中学会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学会伦理地思考。     

儒家孝道伦理与超越性问题——重思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家孝道的论述

韦伯以为孝道是中华文明中一切德行的源头,是作为家产官僚制中国的统治阶层——儒士阶层的身份伦理或官僚哲学.由于韦伯祛除了儒家孝道的“孝天”维度而专注于孝亲,并且不能看到孝与仁的一体关联,所以孝道被降格为缺乏形而上学与超越性支撑的习俗伦理,这使得孝道伦理成了基于传统主义的对世界的被动适应,缺乏支配与转化世界的动能.以基督教一神教为背景,韦伯认为,儒家天命不废百神因而不能脱离巫术,不能达成自身的合理化;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的“爱的秩序”无法超出世内之人的常情,转而将现实世界视为所有可能世界中最美好的一个,以至于丧失改造动能;而基督教则能从超越性的普遍之爱出发,将现世与超世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最大化,从而内含改造现实世界的动能.韦伯对儒家孝道伦理的论述是从现代性的西方文明起源的问题意识出发,而在西方文明的他者中寻求旁证,因而儒家孝道不能得到如其所是的理解.     

现代新儒家的道统意识与文化自觉

现代新儒家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凸显和张大了传统的道统意识,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了鲜明的时代内容,表现为民族精神的认同意识、儒家思想的正统意识和全球语境的弘道意识,转化为对传承民族文化传统的强烈情怀和自觉担当。     

儒家和谐伦理体系及其道德哲学意义

儒家在历史上进行的最成功的努力之一,就是建立一个和谐道德哲学体系与和谐伦理精神体系.这个和谐道德哲学体系与和谐伦理精神体系具体表现为四个结构:道德哲学体系、伦理精神体系与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特殊社会结构之间的和谐;以"五伦"为原理的伦理世界的和谐;以"四德"为内核的道德世界的和谐;以"中庸"为境界的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之间的和谐.     

士人传统与立命安身——鲍照与刘宋忠孝观念的离合

一般认为,南朝士人重孝轻忠,而在鲍照的诗文中,却表现出忠孝并重的思想。鲍照出身低微,他把表现忠心作为建功扬名的手段,同时又包含着对士人传统忠贞品格的认同,以及对君主的责任感。鲍照对孝的表达,主要体现在生事孝养、死丧归葬等方面。"孝"与"忠"相比似乎略显单薄,这是因为他把立身扬名、光宗耀祖作为孝道的最高表现形式。总之,鲍照的忠孝思想,与他的功名追求有密切联系,同时也表现出对士人传统道德精神的回归。     

孝何以为道——以《论语》“无改于父之道”章为中心

"孝道"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所强调的孝的真实依据在于正当合理之"道",源自于传承氏族生存经验、延续氏族生命,指向对作为至高德性价值的仁的追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亦并不是盲目地听从父母之言,而是基于理性的道德判断与对父母深切的爱慕之情,继承先辈所开拓之志业、弘传先辈所传承之善道。孝同时表达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双向关系,孝不仅意味着子女通过自身道德实践培养自己的德性人格,也意味着父母成为爱慕、学习、模仿的典范,从而使父母、子女双方的德性人格得以共同实现。     

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培养新时代高层次宗教人才

历史上,我国穆斯林传承伊斯兰教重视人才的理念和传统,在人才培养方面作出了有益实践。明朝中叶,中国穆斯林创办经堂教育,将伊斯兰教教育和中国传统私塾教育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堂教育体系,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伊斯兰教专门人才。20世纪初,中国穆斯林顺应时代潮流,兴办新式伊斯兰教教育,提倡中阿并授,兼设国文、数学、历史、地理等学科,特别是将国家意识更深地纳入教育理念,培养的人才视野开阔、才学出众,怀有深厚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