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哲学作为伦理学——以斯宾诺莎为例

整个西方哲学的历史可以看做是一部"形而上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史,作为"第一哲学"的形而上学本来具有伦理学的旨意和目标:寻求存在之意义,但由于其定位于"理论"(思辨)而使得"存在"的意义经过"知性"的"范畴化"而失去其"实存"的生命本质,从而第一哲学与伦理学分离开来。但"实体论"在斯宾诺莎那里,"存在"的本质被置于"实存"中重新思考,而"自因"的"实存"作为神或自然的"自由"存在的存在论意义获得了肯定,因而人作为神的存在样态的伦理意义也能在这种实体论的存在样式中得到重新思考。因此,"实体论"作为"伦理学"不是斯宾诺莎《伦理学》的一个部分,而是其从存在论意义上对第一哲学作为伦理学之命题的原创性思想,这一思想对于我们重新思考第一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可证实”与“不可说”之间的价值——对“分析进路的伦理学范式”的思考

针对目前关于"分析进路的伦理学范式"的讨论,本文尝试给予回应并作出进一步的思考。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厄姆森在《论分等》中,揭示出分析进路的伦理学所存在的问题。早期分析哲学存在着元伦理学的、严格逻辑实证主义的、维特根斯坦的和石里克的四种伦理学进路,通过分析维特根斯坦和石里克伦理学的观念之争,可以发现分析哲学本身在"可证实"与"不可说"之间的内在矛盾。这使得他们要么把伦理学作为"不可说"的形而上学加以拒斥,要么接纳伦理学就势必抛弃逻辑实证主义的纲领。随着分析哲学成为一种学院哲学,更存在一种玩弄分析技巧的危险,导致伦理学逐渐远离真实的生活,甚至根本不关心生活的意义问题。伦理学应该脚踏社会生活的实地,在社会生活中阐明伦理规范的意义。     

不安意识作为原意识——再论列维纳斯的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

以伦理学为第一哲学是列维纳斯哲学的标志性主张。学界多从列维纳斯前期《总体与无限》的思路来理解这一主张。根据这一思路,列维纳斯是通过把自我与他人的伦理关系展示为一切客体化思想(包括存在论)的条件来论证伦理学为第一哲学。但在其哲学思想的最后阶段,列维纳斯深化了对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的论证:他不再是通过将伦理学视为存在论的条件来证明伦理学是第一哲学,而是通过展示出前意向性的或非意向性的原意识是一种伦理性的"不安意识",通过阐明哲学的首要问题不再是存在的意义问题而是关于"存在之正义"的伦理问题,来证成伦理学才是第一哲学。这一证成深入到了原意识层次,而且严格说来已不是论证,而是通过对原意识之伦理性的现象学描述来表明伦理学是第一哲学。列维纳斯的这一新证成是对其前期伦理思想的深化与完善。探讨他的这一工作既有助于更深入、全面地理解其以伦理学为第一哲学的主张,也有益于推进列维纳斯伦理思想与儒家伦理思想的比较和会通。     

“做”伦理学:“做法”革命与美德复兴

伦理学有诸多"做法",哲学伦理学是其中一种。现代美德伦理学是20世纪哲学伦理学的一次"做法"革命。早在1912年,普理查德就预见到现代美德伦理学的可能性。但是,对"义务"概念的迷恋和对"美德"缺乏"行动引导"功能的担忧,阻止了普理查德的探索之旅。1958年,安斯康姆构想了一种新型伦理学,消除了普理查德的困惑,现代美德伦理学正式诞生。同时,福特围绕伦理概念的本质开展探索,进一步展现了现代美德伦理学的革命性意义,为后来"厚概念"学说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在现代美德伦理学诞生60年之际,回顾它的"初心",有助于中国学者创造自己的现代哲学伦理学。     

论费希特伦理学的意义

费希特伦理学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从费希特哲学的内部看,他的伦理学说是以知识学为原则从"自我"推演出来的,因而属于知识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是对知识学基本原理的验证和重要补充;其次,从伦理学的发展史看,费希特伦理学是对康德道德学的继承和发展,它不仅凭借"职责"学说赋予道德法则以实质的内容,克服了康德道德学的形式主义缺陷,而且提出了共同体主义思想以克服康德道德学的个体主义立场,从而标志着近代义务论伦理学向德性伦理学的范式转变;最后,从现代性批判的角度看,费希特的德性伦理学转向意味着他对现代社会中自我封闭的原子式个体的解构和对疏离冷漠的人际关系的批判,并在正义与德性何者优先的争论上主张德性的绝对优先性。     

试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结构的特征

一 伦理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它的发展,因各民族、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情况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早期,伦理学是哲学的一个部分;以后,逐渐成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最后,脱离哲学而相对独立。在希腊,至少从两千四百年以前的亚里士多德开始,伦理学已经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问而受到思想家们的重视。在中国,由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哲学中的宇宙     

论元伦理学中的康德式建构主义

康德主义伦理学被怀疑论者看作一种心灵-独立的实在论,并因此遭到它的批评。实在论者则把康德主义伦理学作为一种心灵-独立的实在论加以辩护。科斯嘉承继并推进了罗尔斯所实现的康德主义的元伦理学转向,在回应对康德主义外在实在论批评和辩护的同时,提出了一种建构主义的程序实在论,并把它作为一种内在的实在论加以辩护,完成了道德实在论的内在转变。但是这种康德式建构主义却面临着这样一个困难,即它作为一种内在的实在论同时是一种非认知主义。从理论的融贯性来看,与这种康德式内在实在论相适合的应是一种康德式内在认知主义。     

论一门哲学伦理学的可能性

作为实践哲学的哲学伦理学与作为应用的“实践”伦理学的严格区分,是随着近代以来“理论”和“实践”的二元对立兴起的,在古代的哲学中不仅不存在这种区分,而且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也是一种“实践”,一种最高的生活方式。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区分使得哲学伦理学本身变得可疑,事实上也陷入了困境,而要走出这种困境,在哲学伦理学内部可以看出有两条可能的出路,一条是康德的形式主义路线,一条是亚里士多德的道路。但两者都不能独立解决这一困境,而要互补为一门伦理学可能的部分才是可行的。     

《墨经》“利”之辨析

西方学者往往倾向于对《墨经》中说明"利"这个重要概念的文本"利,所得而喜也"作快乐主义式的解读,认为墨家在此是把"喜"或"快乐"等同于"利",或者作为"利"以及道德正当性的标准。但实际上,墨家在此处只是对"利"进行了语义和元伦理学层面的说明,并非在表达快乐主义的规范性立场,甚至不是在表达任何一种道德上的规范性立场。快乐主义式的解读对《墨经》甚至整个《墨子》文本包含的对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层面加以区分的意图认识不足,与《墨子》其他地方明确表达的规范性立场不一致,其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将西方规范伦理学的框架套用于早期中国哲学的这一常见但却值得商榷的做法。     

西方道德形而上学分型研究论纲——从柏拉图到马克思·舍勒

一般来说,伦理学研究有三个层次:一是道德形而上学研究;二是道德哲学研究;三是应用伦理学研究.目前学术界对于伦理学的分型研究主要是在道德哲学和应用伦理学领域展开,相对来说,对于道德形而上学分型研究则关注较少."道德形而上学"是关于"道德的纯粹理性的概念体系",它主要是探究伦理价值概念与命题证明系统.以"伦理学的哲学本性"为根本原则可以将西方(从柏拉图到马克思·舍勒)道德形而上学理论划分为五种型态."应当之应当"的道德基础是西方道德形而上学分型研究的判定标准.     

“无形而上学的伦理学”之意义和限度——以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三种论证为例

一从伦理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史定位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伦理学与形而上学的纠结,本来并非西方传统伦理学的问题,而是一个完全现代的问题。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分类看,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属于理论哲学,而伦理学作为好生活的学问属于实践哲学,因此至少可以说,作为实践哲学的伦理学不属于形而上学,也不采取形     

“存在”(Being)之伦理向度——列维纳斯对亚里士多德的批判

列维纳斯的《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将亚里士多德哲学传统作为他所要批评的对象,特别是其将认知作为思维之主导活动的做法。通过分析列维纳斯对西方传统中的"第一哲学"的颠覆和重构以及构成他对此批判的核心对象的自我之反思同一性与亚里士多德的关联的讨论,可以解释列维纳斯自己之作为伦理学的"第一哲学"是如何与存在和形而上学结合在一起的。     

共享发展理念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探析

<正>以共享发展理念引领我国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和根本目的。"五大发展理念"把"共享"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了"十三五"发展目标的核心价值,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共享发展理念是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     

“伦理学中的人的概念”学术论坛综述

正伦理学涉及人际关系及行为的规则,"人"是伦理学最核心的研究对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价值观念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其中有关"人"的理念也出现了一个从敌我阵营中的人向作为国家公民的人乃至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人的重要转变。这就促使伦理学界反思,这种"人"的图景的巨大变化是否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时代现象、国际现象和历史现象。对人的图景的历史变迁及其内     

学者·园丁·旅人——孙慕义教授的学术思想评述与教育品格回眸

孙慕义教授从临床医学实践到医学人文学和生命伦理学研究的学术转向,应该说是在一种特定"历史性境遇"对自身生命存在意义的自觉体悟与践行,是对生命精神内在价值认识的一种多重审视与深切透悟.自1986年转向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与教学以来,孙教授融自身的生命于整个研究过程之中,长期致力于对生命伦理学思想理论与精神渊源的研究与寻踪,在科学、艺术、宗教和哲学的融通中追寻和阐释生命伦理及其精神本性,以一种与"问题式"研究路径相异的、"体系"建构为主体的研究范式与思维路向为生命伦理精神的合理性和现实性确立形上基础和道德哲学根基.逐步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学术思想、学术品性并取得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学术成果.     

论环境伦理学的现代化价值理念

在生态危机日渐加深的情况下 ,人们对现代化的期望开始与环境伦理学的价值理念统一起来了 ,这主要是由于环境伦理学强调现代化的发展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 ,必须求得一种合乎代内公正和代际公正的发展 ;必须诉诸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并合理地运用科学技术。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看 ,弘扬环境伦理学的价值理念的目的主要是加强对生产领域的伦理约束和加强对人们选择生活方式的价值引导。     

全球贫困与制度正义

全球贫困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伦理学话题。从道义的角度来看,济贫是一种道德义务而不仅仅是一种出于同情或怜悯的慈善,并且这种义务视情况既可以是道德上的不完全义务,也可能是完全义务。在道德责任上,全球贫困的消除不仅体现在富有国家(或富人)对贫困国家(或穷人)给予不附加条件的补偿及援助,而且还要履行"主动行善"的积极责任及"不伤害"的消极责任。不过,彻底消除全球贫困、实现对贫困国家(或穷人)的终极关怀,需要从制度正义中寻求救治良方。这种制度正义要求提升贫穷国家的社会个体的"综合能力"、加强贫困国家自身的"造血"功能、彻底改变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消除剥削和财产私有制以铲除社会不平等之"根"。     

世界伦理学发展的趋向

研究世界伦理学必须寻找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大的国家和地区的伦理学作为研究对象。在目前世界范围内,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伦理学说是世界伦理学的一种类型;而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苏联伦理学则是世界伦理学的另一种类型。因此,通过分析西方伦理学和苏联伦理学的发展,可使我们窥视和把握世界伦理学发展的趋向。20世纪的西方伦理学与苏联、东欧等国的伦理学,本来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大的不同,发展过程也不同。但是,从突破伦理学仅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来说,最近十几年来,它们的发展却呈现出某种一致的趋向,从而表现出世界伦理学发展的共同趋势,以及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发展的某些规律性东西。这一发展趋势概括起来说,就是普遍注意伦理学理论与实践相互转化的研究,注意伦理学与具体研究部门或专门科学、技术的交叉研究,以及应用伦理学的空前繁荣。     

儒家、康德与德行伦理学

<正>近年来英语世界出现了一股藉西方的"德行伦理学"(Virtue Ethics)①诠释儒家伦理学之风潮,例如万百安的《早期中国哲学中的德行伦理学与结果论》(见Van Norden)、余纪元的《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见Yu;另见余纪元,2009年),以及沈美华的《藉亚里士多德与孔子来重探道德》(见Sim)。最近,"德行伦理学"的提倡者之一斯洛特(M.Slote)也涉入了此项主题。2008年10月他在台湾政治大学"人文价值讲座"针对"德行伦理学"所发表的系列演讲,便属于这类尝试。不过,他所主张的并非亚里士多德式的"德行伦理学",而是所谓的"情感主义的德行伦理学"(sentimentalist virtue ethics),其主要代表是休谟。     

现代医学情境下“好死”如何可能?——评《现代医学与尊严死亡》

《现代医学与尊严死亡》作为医学人文和生命伦理学的专著,紧扣现代医学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医学根本使命的生死主题,以生命哲学和生命伦理学为视野,围绕"尊严死亡"这一核心议题,对于人的"好死"愿望和现代医学如何让人"不得好死"的现实进行了充分的阐释,对现代医学如何利用医学技术消解死亡的尊严及生命的尊严进行了反省,并探讨了在现代医学情境下一个人"好死"如何可能的理念和技术策略,是一部当代生死学和生死教育、生命教育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