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内在背反及其现代效应 ——从形而上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看

亚里士多德一方面通过一种经验主义的辩证法讨论实践哲学问题,另一方面,在论述至善作为一种内在的合目的性时又预设了一个形而上学前提,这导致亚里士多德在面对实践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时态度暧昧,陷入一种理论上的自相矛盾。导致这种内在悖谬的理论根源在于亚氏没有明确区分知识论的形而上学与伦理学的形而上学,进而没有区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至善与经验意义的具体个别的善。这种混淆会导致仅具有知识论意义的具体的善的充当形上的善,即具体的善的僭越,同时也会模糊个人的善与社会的善的界限,从而导致美德的恐怖统治。     

论一门哲学伦理学的可能性

作为实践哲学的哲学伦理学与作为应用的“实践”伦理学的严格区分,是随着近代以来“理论”和“实践”的二元对立兴起的,在古代的哲学中不仅不存在这种区分,而且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也是一种“实践”,一种最高的生活方式。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区分使得哲学伦理学本身变得可疑,事实上也陷入了困境,而要走出这种困境,在哲学伦理学内部可以看出有两条可能的出路,一条是康德的形式主义路线,一条是亚里士多德的道路。但两者都不能独立解决这一困境,而要互补为一门伦理学可能的部分才是可行的。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两个起点:Endoxa与良好的教养

本文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I.4,1095a30-b9关于研究方法的论述入手,讨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两个起点--endoxa和良好的教养.前者与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结合保证伦理学可以达到知识,而后者则是伦理实践者成为好人的必要条件.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我得出了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两个基本特征--认知乐观主义与"实践悲观主义",而亚里士多德以伦理学为基础的政治哲学则提供了将认知与实践统一起来,从而消除"实践悲观主义"的途径.     

实践就是伦理学实践——伽达默尔哲学伦理学的理论构想与意义理解

伽达默尔真正实现了诠释学与实践哲学的统一,并从存在论意义上将实践理解 为伦理学实践。不同于一般的关于行为规范的伦理学,伽达默尔的“哲学伦理学”从存在论 的高度处理实践哲学与价值伦理的内在联结,并把价值存在论问题当作伦理学核心,通过实 践理性反思,回溯前科学的人与对象的原始关系即人的现实存在的明见性来思考和确立人 的普遍价值意识与“共同的伦理”。同时,伽达默尔指出了当前伦理学发展的困境和新突破 的可能:既继承和吸收康德的先验主义道德哲学的严格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纯粹性和无条件性 ,又高度重视和肯定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人之具体存在伦理经验的有条件性、可疑性、境况 性,并以此为基础阐明了“作为一门哲学的伦理学如何可能”。伽达默尔的伦理学思考触及 了伦理学本身的存在论分析,是当代伦理学发展不应忽视也无法绕开的重要思想理论。     

“存在”(Being)之伦理向度——列维纳斯对亚里士多德的批判

列维纳斯的《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将亚里士多德哲学传统作为他所要批评的对象,特别是其将认知作为思维之主导活动的做法。通过分析列维纳斯对西方传统中的"第一哲学"的颠覆和重构以及构成他对此批判的核心对象的自我之反思同一性与亚里士多德的关联的讨论,可以解释列维纳斯自己之作为伦理学的"第一哲学"是如何与存在和形而上学结合在一起的。     

重思伦理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以海德格尔哲学为"视阈"

如果以19世纪形而上学的衰落为"坐标",此前的伦理学以形而上学为基础,此后的伦理学则面临相对主义的难题.在古典哲学中,虽然形而上学为伦理学奠基,但形而上学的自由与伦理学的自由之间存在着矛盾.海德格尔试图把存在问题从形而上学中拯救出来,但就其对"人道主义"的批判而言,海德格尔哲学中有存在论而没有伦理学.虽然伦理学面临着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两难抉择,但我们这个时代对伦理学的需要却是前所未有的.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或许我们首要应该考虑的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之间乃至文化之间能够和平共存而作为"底线"的基本规则.     

技艺与德性中的实践智慧——基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当代伦理学自然主义的比较

亚里士多德在其古典伦理学中讨论了作为制作活动的技艺与作为实践活动的德性以及二者所依赖的实践智慧的联系与区别。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以及当代认知科学,这一类比研究延续到当代自然主义伦理学及其反思中。自然主义伦理学主张技艺与德性及其实践智慧之间存在着某种类同关系,源于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辩护者则主张技艺行为与德性行为的实践智慧在诸多方面存在区别。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技艺行为和德性行为的实践智慧应当有效地整合,即技艺行为的实践智慧可能使人们对整体生活目标的反思更为正确,同时,技艺行为的实践智慧也同时应当遵从基于"好的人类生活"的更高规范标准。     

希腊化罗马伦理学

从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逝世到公元十七世纪近代哲学兴起这两千年间,伦理思想家的兴趣由理论伦理学转到了实践伦理学,因此在澄清伦理学概念的意义方面几乎无所进展,而另一方面则形成了种种新的人生目的概念和新的行为规范。定下了希腊化罗马伦理学思想基调的怀疑主义、斯多葛主     

儒家、康德与德行伦理学

<正>近年来英语世界出现了一股藉西方的"德行伦理学"(Virtue Ethics)①诠释儒家伦理学之风潮,例如万百安的《早期中国哲学中的德行伦理学与结果论》(见Van Norden)、余纪元的《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见Yu;另见余纪元,2009年),以及沈美华的《藉亚里士多德与孔子来重探道德》(见Sim)。最近,"德行伦理学"的提倡者之一斯洛特(M.Slote)也涉入了此项主题。2008年10月他在台湾政治大学"人文价值讲座"针对"德行伦理学"所发表的系列演讲,便属于这类尝试。不过,他所主张的并非亚里士多德式的"德行伦理学",而是所谓的"情感主义的德行伦理学"(sentimentalist virtue ethics),其主要代表是休谟。     

生存、知识与本真性——论亚里士多德与海德格尔的实践哲学

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最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是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①,基础存在论是对此在(人)的存在的生存论分析,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同样对人的存在进行了总体性的界定。两位哲学家都认为人的存在是目的性的,并且本质上还是真理性的,在这些方面海德格尔都受到了亚里士多德很大的影响。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是奠基于其目的论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实践以及实践性知识最终扬弃了自身。与此相对,海德格尔则始终坚持实践以及实践性知识的优先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基础存在论甚至是一种比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更为彻底的实践哲学。     

斯多亚伦理学受到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影响吗?——从二者对εvδαιμονíα(幸福)的界定来看

斯多亚伦理学是否受到了亚里士多德或漫步学派伦理学的影响?这是一个直到今天都仍具有争议的问题。争议的焦点主要表现在朗(A.A.Long)与桑德巴赫(F.H.Sandbach)所持的对立的观点上,朗认为斯多亚伦理学是对隐含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内部未解的矛盾和张力的一种回应和解决的尝试;而桑德巴赫则认为斯多亚伦理学并没有受到亚里士多德或漫步学派伦理学的影响,而二者的术语重合不能作为有力证据,因为柏拉图哲学也同样使用过相同术语。本文意在借助斯多亚学派的创立者芝诺对幸福和德性的看法而重新审视这个难题,通过比较和分析,我们发现朗和桑德巴赫的观点并非完全对立,因为朗所列举的斯多亚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相重合或对应的三个方面并不能完全穷尽二者的关系,而桑德巴赫在缺乏对具体的斯多亚主义者的伦理思想探析的前提下对上述三个方面进行反驳的依据本身也不能作为充足的理由。事实上,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对斯多亚伦理学的影响可以通过芝诺对德性与幸福的关系的分析可见一斑。     

第一哲学作为伦理学——以斯宾诺莎为例

整个西方哲学的历史可以看做是一部"形而上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史,作为"第一哲学"的形而上学本来具有伦理学的旨意和目标:寻求存在之意义,但由于其定位于"理论"(思辨)而使得"存在"的意义经过"知性"的"范畴化"而失去其"实存"的生命本质,从而第一哲学与伦理学分离开来。但"实体论"在斯宾诺莎那里,"存在"的本质被置于"实存"中重新思考,而"自因"的"实存"作为神或自然的"自由"存在的存在论意义获得了肯定,因而人作为神的存在样态的伦理意义也能在这种实体论的存在样式中得到重新思考。因此,"实体论"作为"伦理学"不是斯宾诺莎《伦理学》的一个部分,而是其从存在论意义上对第一哲学作为伦理学之命题的原创性思想,这一思想对于我们重新思考第一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试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结构的特征

一 伦理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它的发展,因各民族、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情况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早期,伦理学是哲学的一个部分;以后,逐渐成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最后,脱离哲学而相对独立。在希腊,至少从两千四百年以前的亚里士多德开始,伦理学已经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问而受到思想家们的重视。在中国,由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哲学中的宇宙     

恩格斯与黑格尔对辩证法理解的差异——从《反杜林论》中的一句删节说起

恩格斯与黑格尔对辩证法理解的差异并不仅限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不同,还表现在对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观念和哲学思想的不同认识上:恩格斯认为亚里士多德哲学属于辩证法,黑格尔却认为亚里士多德哲学属于形而上学。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认识也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角度去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德性与实践智慧

"德性"与"实践智慧"是亚里士多德阐释实践哲学的重要概念,也是现代美德伦理学的重要思想资源。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阐述得不甚清楚,在中西方学界存在着不同意见。实践智慧与德性到底是什么关系,仍然是德性伦理学同时也是实践哲学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欲望、思维与行动——从拉康的视角探讨精神分析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之间的关系

在拉康构建其"精神分析伦理学"的过程中,弗洛伊德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思想之间的微妙关系成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口,而拉康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通过深刻指出两者各自实践模式的异同来实现这种突破的。从拉康的视角出发,本文首先概述了弗洛伊德与亚里士多德关于欲望、思维和行动三者间关系的主要观点,由此凸显出这两种实践模式在形式结构上的相似性;其次通过对《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不能自制"问题的分析,揭示两者在根本立场上的重大差异;最后通过对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深化和展开,彰显出以欲望为核心的精神分析伦理学对以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为基石和代表的整个西方理性主义伦理学传统的突破及其深远意义和宝贵价值。     

"本体论"与"伦理学"--形而上学的两个向度

形而上学有两个密切相关的内在向度,就是本体论向度与伦理学向度.在哲学史上,哲学家们之所以在"追求形而上学"的同时,又总是"反形而上学",并非是人们的形上本性出了问题,而是因为人们总是将形而上学视为单纯的"一维性",总是用一个向度来取代或遮蔽另一个向度.而所谓的"后形而上学思想",也并不是消解了形而上学,而是指形而上学从"本体论向度"转向了"伦理学向度".     

哲学解释学的伦理学之维——伽达默尔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善”观念的解读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观念》是伽达默尔继《真理与方法》之后的第二部 杰作。它通过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善”观念的分析,着重阐释了柏拉图在这个问题上 的前后关联以及与亚里士多德的一致性,强调二人即便有差异,也不是根本性的,他们一起 构成了西方实践哲学传统的伟大开端。伽达默尔这一解释立足于一个新的起点,那就是超越 当代德国的新康德派、耶格尔派的立场,包括海德格尔的挑战,同时也是在更高层次上回到 黑格尔之前的西方传统。它以柏拉图的《斐莱布篇》为重心,上挂下联,揭示了善本身以及 以它为中心的实践哲学与本体论的统一。伽达默尔解释学对普遍性的追求最终在古代实践哲 学中 找到了根据,同时它也反映出当代西方解释学的伦理学转型所依靠的重要资源。这部著作的 完成,使得伽达默尔“解释学就是实践哲学”的著名论断真正落到了实处,解释学的普遍性 得到了彻底的实现,在这里存在哲学与实践哲学、哲学解释学与哲学伦理学达到了统一。     

“意志”缺席?“谁”来负责?——回应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一种批评

黄裕生、聂敏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展开批评,他们的逻辑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从根本上看以"知识"或"理性"为基础,因此错失了更为根本性的"意志"或"自由意志",其结果是无法"落实责任主体"或无法克服"普遍的责任危机"。故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在确立人类的伦理规范上"未曾有与儒家伦理学以及犹太-基督教相比拟的贡献"。本文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其实践哲学中阐明了远超出"理-欲"二元结构的丰富且复杂的灵魂结构与行动机制,其中在行为者实践生活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相似于康德后来称之为"决意"与"意志"的"情愿"与"明智希求"。实际上,康德与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大致是同心通理的。因而在这一重要问题上,不能"厚今薄古"或"厚古薄今",而应采取对所有大思想家的思想都友好而同情的"人类文明主义"态度。     

食品伦理学的生成

食品(food)与伦理学(ethics)似乎是两个毫无关联的概念:伦理学属于实践哲学,食品则是满足饥饿需求的可食用物品。或许正因如此,直到20世纪末,人们才把food和ethics组合为“food ethics(食品伦理学)”。不过,食品伦理学绝非凭空而来,它具有传统食品伦理生活的深厚历史根基。诚如胡塞尔所说:“在实际...